天师道“画符郭填”与书法“双钩填墨”
兼论王羲之书法之流变
梁少膺
所谓“双钩填墨”是指在法帖尚未广泛流传之前，古人为了保存书法的原迹，釆用“摹”的方法而制作的“副本”和“复本”。这种双钩填墨之法，从六朝到隋唐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纸的应用而普及。双钩填墨本，除了其流传的意义外，同时也具鉴赏之价值，故历代评书者皆称这些摹本为“下真迹一等”。
双钩填墨源于天师道的“画符郭填”。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的影响。我国东西晋南北朝时，天师道在社会各阶层中传播甚广，不仅下层蛮夷，世胄高门、士族信奉者亦骤增。如北魏之崔、卢，东晋之王、郗，都是其显著之例。（1）
《魏书·崔玄伯传》：“玄伯尤善草隶行押之书，为世摹楷。玄伯祖悦与范卢谌，並以博艺者著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同书《崔浩传》：“崔浩，玄伯之长子。既工书，人多讬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浩书体势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宝其迹，多裁割缀连，以为楷模。”崔、卢皆当时天师道世家。史云“魏初重崔、卢之书”，故北朝最著之能书世家即奉道之世家。南朝能书者较北朝为多。王羲之父子书法地位甚高，世人皆知，于此不赘。《南齐书·王僧虔》载僧虔论书语：“郗愔章草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亚于二王。”可见郗氏书法次于二王。南朝书法以王、郗为冠，而王氏、郗氏也属天师道世家。是南朝最著之能书者亦即奉道之世家。
信奉天师道者，何以皆善书？关于这一问题，陶弘景《真诰》中有叙录：“三君（杨君羲许长史谧许掾翙）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郗法，笔力规矩並于二王，而名不显著，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掾书乃是学杨，而字体劲利，偏善写经，画符与杨相似，郁勃锋势，殆非人功所逮。长史章草乃能，而正书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写经也。”同书翼真检第二孔璪贱时条注云：“楼（惠明家）钟（义山家）间经亦互相通涉，虽各摹符，殊多粗略。惟加意涧色滑泽取好，了无复规矩锋势，写经又多浮谬。至庚午岁（齐武帝永明八年）（陶）隐居入车阳道，诸晚学者渐效为精。时人今知摹二王法书，而永不悟摹真经，经正起隐居手尔。亦不必皆须郭填，但一笔就画，势力殆不异真，至于符无大小，故宜皆应郭填也。”
由此，道家写经及画符必以能书者任之。《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性好鹅，曾与山阴道士写经换鹅故事，而被世人乐道。这即是天师道与书法存在关系之佐证。
画符郭填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部分。在道教经典中。画符郭填又称之为“符箓”。道教符箓的创始历来依托于太上老君，实际上开创于张道陵五斗米道。《三国志·张鲁传》：“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汉天师世家》卷二述说张道陵居阳平山修行时，立二十四治区，造正一盟威经箓二十四品，分属二十四治，督察二十治区鬼神功吏。北魏初年，奉道世家寇谦之对天师门内的符咒法箓作了研究，在泰常八年（423），他托称老君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岳，传授《录图真经》。《录图真经》相传为李谱文、赵道覆手书，字体如“古文鸟迹，篆隶杂体”，如云似霞，如烟似雾。这即为早期道教之符箓。为了增加符箓的神秘性、宗教灵应，后来的法师就把符箓说成是太上神真的灵文，九天众圣的法言。他们熟诵符箓中的天官功曹名号、仙地，成为做法事之凭仗。（2）南北朝隋唐以来，道士推宗符箓咒术，信奉受太上所传之法箓，自然界的一切均受治于我，天神保我，吏兵护我，凶邪不敢侵，疾病不能扰。故凡奉天师道者皆能画符郭填，以使自己有道士之辅正驱邪，治病极人的手段。
天师道的画符郭填，先用细劲的线条勾勒成箓文，迂回曲折，极相近元代的“八思巴文”篆体，然后再在空心处填上颜色。后来书法中的双钩填墨与这种手法同出一辙。书法中双钩填墨的方法是，在一间暗室里开一面小窗，墨迹紧贴在窗口上，把一张轻如蝉翼的纸覆盖其上，在窗外透进的阳光照耀下，字迹会显得纤毫毕露，拓书人用特制的游丝笔用细线勾出字的轮廓，然后再填上墨色，其效果和原迹一模一样。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以纸加碑上贴于窗户间，以游丝笔就明处圈却字画，填以浓墨，谓之响拓。”书法中的“双钩填墨”也称“响拓”或“摹”。附带提一下，“响拓”与“摹”与所谓的“临”是有别的。宋黄伯思《东观余记·论临摹二法》：“世人多不晓临摹之别。临谓以纸在古帖旁，观其形势而学之，若临渊之临，故谓之临。摹谓之薄纸覆古帖上，随其细大而拓之，若摹画之摹，故谓之摹。又有以厚纸覆帖上，就明窗景而摹之，又谓之响拓焉。临之与摹，二者迴殊，不可乱也。”黄文中所说的“明窗景而摹之”，即响拓，指的就是双钩填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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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双钩填墨的起源，我们可以追溯到南朝初期。刘宋虞和《论书表》：“及泰始开运……繇是拓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不胜，犹谓不精。”“泰始”是刘宋明帝的年号，于公元465至470这一时期。唐张彥远《法书要录》载陶隐居与梁武帝书第三启：“二卷中有杂迹，谨疏注如别，恐未允衷。并窃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余日情虑悚悸，无宁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复待。填毕，余条并非用摹拓，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追以单郭为恨。”同书第四启：“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比日伫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采。今论旨云，真迹虽少，可得而推。是犹有存者，不审可复几字，既无出见理，冒原得工人摹填数行。脱蒙见此，实为过幸。”又同书第五启：“阮研，近闻有一人学研书，遂不复可别。臣比廓摹所得，虽粗写字形，而无复其用笔迹势。”阮研，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称其书“如贵胄失品次，丛悴不能复排突英贤。”以上所提及的“填毕”、“摹填”、“廓摹”，当是指双钩填墨上代之法书。第三启“余条并非用摹拓，惟叔夜、威辇二篇是经生体式，追以单郭为恨”，“单郭”是用单线条摹笔画。与双钩填墨相比，大概用这种方法所制作的作品质量低下，故陶隐居以之为“恨”了。
陶弘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士族名人，也是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道教上清派教义与方术的发展成熟，茅山上清道团的成立，是他在道教史上的重要贡献。陶弘景的一生，早年仕途坎坷，悒悒不得志，后半生归隐山林，脱离官场，却成了朝野闻名的“山中宰相”。他“善隶书，不类常式，别作一格，骨体劲媚”。（3）《陶隐居集》与《真诰》中，都载有他对书法鉴赏的见解。陶弘景文章诗赋，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可谓是一代文学艺术家。《东观余记》中“陶隐居谓之填郭书，近世谓之双钩书”之一言，乃书法中的双钩填墨源于天师道之画符郭填之明证也。
双钩填墨在隋唐相当流行。唐太宗笃尚王字，独倡右军，在越州辩才处赚得《兰亭》后，命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赵模、汤普彻、诸葛贞、薛稷等能书者和内廷拓书手摹之，赐给皇太子、诸王及近臣。现在《兰亭》有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摹本。冯氏因曾临过王羲之《乐毅论》，对《兰亭》笔法深有感触，其摹本世称“神龙本”，尤为逼真，对后世影响最大。冯摹本是双钩填墨，一般认为接近真迹，保持原本的笔墨情趣和神态风韵。其它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王羲之“平安三帖”，即《平安》、《何如》、《奉橘》帖，真迹无留下，我们所见的也是唐人的双钩填墨本。奈良时代流入日本的《丧乱》、《二谢》、《邵儿》、《左边》、《得示》五帖，与《哀祸》、《孔侍中》、《忧悬》三帖也是唐人之摹本。按西川宁《丧乱帖年代%￥*&考》，《丧乱》与《孔侍中》二帖的双钩填墨技术甚是高明，给人以神采奕奕之感觉。
东晋王氏一门皆善书。王羲之伯父王导、王敦、王恰、王洽、王荟、王珣、王珉，子玄子、凝之、徽之、操之、涣之、献之无不以书闻名。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唐摹王右军一门书翰》尚有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王僧虔、王荟、王慈、王志七人书翰十通。是帖摹于唐代则天万岁通天二年（897），据王羲之后代王方庆以家藏“王氏一门家书”真迹为底本，用双钩填墨法精心摹之，留于内府。原迹摹后归还王方庆，但后不知下落。故是帖又称《万岁通天帖》。在王氏书迹丧失殆尽的情况下，《万岁通天帖》无凝是研究东晋书法最为可靠的珍贵资料。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此帖云花满眼，奕奕生动，并其用墨之意一一备具，王氏家风漏泄殆尽，是必薛稷、钟绍京诸名手双钩填廓。”倘若仔细审视，摹本中的笔法、用墨、枯笔、飞白都表现自如，风神皆备。可想摹者水平之高超，足可与藏于日本的《丧乱》、《孔侍中》两帖相媲美。
按古人之记载，“响拓”除了双钩填墨外，尚有仅“双钩”者。有些拓工为了省事，因填墨时墨的浓淡需和原迹逼近，做起来颇麻烦，所以就把“填墨”这一工序省略了。《东观余论》跋章草急就补亡后条，记有黄伯思见到一本有缺字的张伯英《急就章》，即是“唐人摹而弗填者”。
不但书法有“响拓”，其实画亦有“响拓”。《历代名画记》论画体工用拓写条：“好字画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古时好拓画，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笔踪。亦有御府拓本，谓之官拓。国朝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承平之时，此道甚行，艰难之后，斯事渐废。故有非常好本拓得之者，所宜宝之。既可希其真踪，又得留为之正验。”可见，从东晋顾恺之时，就有摹拓名画的工艺了。但摹画是单钩，与书法中的双钩填墨实为二事。双钩填墨以唐时诸多书家摹二王一门书迹者成就最高。唐末五代，不谙书法的工匠操作这一工艺，往往出现字形不准，笔画错误，行气不贯等现象。如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卷。五代时画法逐渐复杂，山水画中出现了皴染法，使勾摹者无法把握，故“响拓”一法渐废，书与画大都以“临”来代替。至北宋，随着镂木为板的印刷术发明，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光义出秘阁所藏历代法书，敕翰林学士王著编次，标明法帖，摹勒枣板之上，共分十卷，曰《淳化阁帖》，拓赐大臣。《淳化阁帖》后，继尔出现了《潭帖》、《绛帖》、《大观》以及许多私家刻帖，古人法书多赖此以传承。刻帖摹勒逼真，精神完足，为学书者之最佳范本。“双钩填墨”至此而告终止。
注释：
（1）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9页，三联书店，2001年。
（2）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4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南史·陶弘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