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太平经》是《正统道藏》太平部中第一部经，也可以说是三洞四辅诸道经中最古的一部， ( 周秦诸子不算在内 ) ，原书共一百七十卷，残缺甚多，现在所存者不满五十卷 ( 《太平经钞》在外 ) ，而且字句脱误，篇幅错乱，读之尚未终卷，即感觉苦闷。五十年前一般的读书人并不知有《太平经》这个书名；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学者们垒喜欢考订古籍，也未曾注意到此。唯一的原因，就是除了《道藏》而外， 《太平经》别无单行本，而《道藏》又保存在国内少数的几个大道观中：不肯轻易供人阅览，所以这部书就埋没无闻。自从公元 1925 年涵芬楼影印《道藏》出版后，《太平经》才渐渐地受到研究家的重视。
用现代人的心理和眼光来看一千八百年以前的古道经，无论如何努力，总嫌格格不入。公元 1912 至 1914 年，我借住上海白云观，看原版《道藏》（此时涵芬楼影印本《道藏》尚未出世），对于残留的数十卷《太平经》不感兴趣，仅粗枝大叶的浏览一遍，没有多费时间； 1940 至1942 年，第二次在上海看影印版《道藏》，又碰着《太平经》，勉强耐心翻阅过两遍，仍是索然无味，只好把它放弃； 1959 年住在北京中国道教协会，第三次看《太平经》，这次下了一个决心，不惜时间，不怕困难，从头到尾细看，同时并参考有关的书籍，才识认了《太平经》在历史上和道教上的重要性。
今将管见所得，先写上几条大纲，然后再依次作补充的说明。
大 纲
第一、 《太平经》是个简称，是于吉的《太平青领书》和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两种的混合物，作于东汉时代，比较其它道经最先出世，若要研究道教经典来源，此书应该首屈一指。
第二、 东汉的《太平经》又脱胎于西汉的《天宫历包元太平经》，此书当初只有十二卷，因为秘密相传，日久年深，漫无稽考，传经者各自运用手腕，逐渐地使它篇幅扩大，数量增多，遂成为后来的一百七十卷之钜著。
第三 、西汉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又是根据秦汉之交燕齐一带海上方士所传授的资料而编写出来的，他们的老祖师就是战国时代以谈天说地、名重诸侯的齐国稷下人驺衍。
第四、 有了《太平经》，就产生了黄巾张角的 “太平道”。东汉灵帝来年，张角等发动数十万人起义 ( 其中大部分是穷苦的农民 ) ，虽不幸失败，但间接的为他人造成了机会。此后群雄并起，共逐汉鹿，曹操更以受降黄巾为终身事业发轫之始，魏、蜀、吴三国遂由此开基。
第五、 有了《太平经》，就产生了天师张道陵的 “五斗米道”。他的孙子张鲁用“五斗米道”治理汉中，闭关自守，独霸一方，不参预他方的混战，别处受战祸的难民都以汉中为避难所。张道陵的曾孙张威，于西晋时迁居龙虎山，一姓传统六十三代，历史经过一千八百年，可谓宗教界中特殊的现象。
第六、 “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但因地理上和人事上的关系，彼此结果遂大不相同。于吉往来都市，招摇过分，致遭孙策之忌，柱作牺牲，死得没有价值；张道陵隐居深山，避免众害，专心研究古代的修炼方法，并为后世道教建立一个深远的基础。张角所发动的群众，都在平原，无险可守，容易被人击破；张鲁所占据的地盘，形势巩固，易守难攻，暂时足以自保。张角以行道为手段；以革命为目的，推翻了封建统治的局面，结果曹氏篡汉，天下三分；张鲁以政治为手段，以行道为目的，只谋地方一时期的安全，最后见机投降，专务道业。
大纲的说明
汉朝有三种太平经
道经创造的时代，大概都在魏晋以降，而三种太平经则出现于汉朝：
(1) 《天宫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传经者为西汉成帝时人甘忠可 ( 根据《前汉书第七十五卷。李寻传》。成帝年代当公元前 32 一前 7) ；
(2) 《太平洞极经》一百四十四卷，传经者为东汉顺帝时人张道陵 ( 根据《道教义枢第二卷．七部义》。顺帝年代当公元 126 一 144) ；
(3) 《太平青领书》一百七十卷，传经者为与张道陵同时的人于吉 ( 根据《后汉书第六十卷襄楷传》 ) 。
以上第一种《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在当时算是禁书；世难得见，东晋《抱朴子内篇．遐览》篇中只列《包元经》一卷，或是原书的残余；第二种 “太平洞极经”，在六朝梁陈间，孟安排作《道教义枢》时，尚未说它亡佚，到北宋真宗天禧年间，张君房作《云笈七签》时，才说“今此经流亡，殆将欲尺”，后来就更无影踪了；第三种《太平青领书》，即是今《道藏》中残缺不全的《太平经》，此书所言，不外乎天地、阴阳，五行、干支、历数、气运、灾异、鬼神、仙真、男女、邪正、善恶、贫富、贵贱、寿夭，以及国家的治乱兴衰、人事的吉凶祸福，并无后世道经中那些佛道混杂的名词和荒诞无稽的论调，还保持了初期道教的朴素面目，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一般的情况和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
两种太平经之异同
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于吉的《太平青领书》，都说是老君所授，而且都在东汉顺帝时代出现，这两种书的名称和卷数虽不一致，内容大概是相同的。今考《道教义枢·七部义》和《云笈七签》第六卷，有同样的记述如下：
(1) “太平者，此经以三一为宗”。此言《太平经》的宗旨，修身以精、炁、神三者浑而为一，治国以天、地、人三者合而为一，故曰，三一为宗。
(2) “然其卷数或有不同”。此言《太平经》的卷数或多或少，不是一律。
(3) “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今世所行”此言于吉的《太平经》，全书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有十七卷，十部共为一百七十卷，是当时所通行的。
(4) “按《正一经》云，有《太平洞极之经》一百四十四卷”。此言张道陵的《太平经》比较于吉的《太平经》少二十六卷。
(5) “甲乙十部，是周赧王时老君于蜀授琅琊干吉 ( “于吉”在道书上多作“干吉” ) ，至汉顺帝时，宫崇诣阙，上其师干吉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经》 ”。此言于吉的《太平经》是老君所授。这是道书上惯用的神话，而且周赧王至汉顺帝，其间相距四百多年， 更不足信，我们只能以宫崇诣阙上书的时代为凭 ( 宫崇上书事见《后汉书·襄楷传》末段 ) 。
(6) “《洞极经》者，汉安元年，太上亲授天师，流传兹日”。此言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也是老君所授。其实没有这么一回事，都是人的手笔制造出来的。 ( 汉安元年是东汉顺帝丰号，即公元 142 年。 )
(7) “此之二经，并是威明治道、证果、修因、禁忌、众术也”。此言于吉的书和张遗陵的书内容性质相同。
两种太平经之混合
根据以上所引《道教义枢》和《云笈士签》之说，并参考《后汉书·襄槽传》，可知《太平洞极经》和《太平青领书》都出现于汉顺帝时代，为什么到了北宋时就一存一亡 ? 我想这两种书的名称虽然不同，卷数虽有多有少，实际上无甚区别，既有卷数多的一种行世，那个卷数少的一种就渐渐地归于自然淘汰了。
明《正统道藏》中残留的《太平经》提到 “洞极”之说者，已有二十几处，可以证明这两种书名异而实同，今择要列举如下：
(1) “其为道乃拘校天地开辟以来天文、地文、人文、神文，皆撰简得其善者以为《洞极之经》”。 ( 《太平经》第四一卷．第五十五章 )
(2) “今天师言，乃都合古今河洛神书善文之属及贤明口中诀事，以为《洞极之经》，乃后开辟以来灾悉可除也”。 ( 《太平经》第八十八卷·第一百二十九章 )
(3) “使众贤明共集次之，编以为《洞极之经》，因以大觉贤者，乃以下付归民间”。 ( 卷数章数同上 )
(4) “卷投一善方，始善养性之术于书卷下，使众贤诵读，此当为《洞极之经》竟者”。 ( 卷数章数同上。第一个 “善”字与“良”字同文，所谓善方即更方；第二个“善”字与“缮”字同，即缮写之义。 )
(5) “令其群贤共定案之，……去其邪辞，以为《洞极之经》”。 ( 《太平经》第九十一卷。第一百三十二章 )
(6) “愿问天地何故一时使天下人共集辞策及古今神圣之文以为《洞极经》乎 ? ” ( 卷数章数同上 )
(7) “故今天遣吾下，为上德道君更考文教，吾都合之，从神文圣贤辞，下及庶人奴婢夷狄，以类相从，合其辞语善者以为《洞极之经》，名为皇天洞极政事之文也”。 ( 卷数章数同上 )
(8) “故施《洞极之经》，名曰太平，能行者得其福”。 ( 《太平经》第一百一十二卷。第一百八十八章 )
(9) “故教人拘校古今文，集善者以为《洞极之经》。……故教训人君贤者而勃戒之，欲令勤行致太平也”。 ( 见《太平经良钞·辛部》 )
(10) “故念吾为真人作道，其大也则洞至无表，其小也则洞达无里，尊则极其士，尊629则极其下，……然吾乃为太平之君柞经”。 ( 洞极二字之义，此处说得很明白。见《太平经》第九十八卷·第一百五十七章 )
(11) “右天怨地咎，国之害征，立《洞极经》文”。 ( 《太平经》第九十一卷·第一百三十二章 )
(12) “大集聚政事，考本天地之根，以除天怨地咎、国之害，立《洞极经》”。 ( 见太平经钞己部 )
除以上所引各条而外，《太平经》中含有 “洞极”二字的文句尚不少，几十卷残经中已是如此，推测当日一百七十卷完整无缺的《太平经》演讲“洞极”之说者必定更多，因此可知于吉的《太平青领书》和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这两种书是分不开的，若非一书二名，就是于吉的书已把张道陵的书吞并在内而加以融化了。再者，张道陵一派，自称“天师”，这个尊号当有来源，今观现在残留的太平经中， “天师”和“真人”互相问答之辞，随处可见，足以断定此经和张道陵有密切关系。
甘忠可创造太平经
《前汉书第七十五卷·李寻传》： “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坐挟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建平二年 ( 公元前五年 ) 贺夏等以左道乱政罪皆伏诛，我想其人虽死，其书未必能够完全消灭，由西汉成帝到东汉顺帝，中间经过一百几十年，十二卷的《太平经》逐渐发展为一百七十卷，也是可能的。
还有关于传经人和受经人的乡里一事也值得研究：
(1) 造十二卷《太平经》的甘忠可是齐人，西汉齐郡即令山冻省临淄县一带，东边与寿光县接壤。
(2) 得一百七十卷神书的于吉是北海人，东汉北海国即今山东省寿光县东北一带近渤海处，西边与临淄县接壤。 ( 神书即《太平经》，又名《太平青领书》。 )
(3) 于吉得神书的地点是曲阳，即今江苏省邳县，西北面与山东省连界，汉时属东海郡。
(4) 诣阙上神书的宫崇是琅琊人，汉之琅琊即今山东省东南边界近黄海处，海滨有琅琊山，秦始皇曾在此山留住三个月之久。
(5) 甘忠可的信徒，如夏贺良是重平人，丁广世是容丘人，郭昌是东郡人；考前汉书地理志，重平县属渤海郡，容丘县属东海郡，东郡属兖州，这些地力都在燕、齐境内。
根据以上诸人乡里关系，我认为于吉的神书是脱胎于甘忠可太平经，而甘忠可的书又是燕、齐海上方士们所流传的旧说从新改编，他们的老祖师就是战国时代齐国稷下人驺衍。 ( 驺衍亦作刍衍，稷下在今山东省临淄县城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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驺衍五德论之继承
(1) 汉司马迁谓驺衍 “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 节录《史记卷七十四·孟轲传》 )
(2) 《史记·封禅书》、 《前汉书·郊祀志》同言： “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 ( 注云：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水德 ) ”；又言：“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 ( 注云：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 ) ，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 不能通 ”。
(3) 西汉甘忠可遂继承驺衍五德终始之说造《太平经》， “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后来夏贺良等复继承忠可之说，对哀帝言：“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职谴告人也。急宜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 ( 引号内语句见《前汉书·李寻传》 )
(4) 东汉襄楷又继承甘、夏之说，当桓帝延熹九年 ( 公元 166) ，诣阙上疏，言琅琊宫崇所献于吉神书 “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 ( 见《后汉书·襄楷传》 )
总观以上诸说，差不多是一个系统。驺衍当日既然著书十余万言 ( 《汉书艺文志》有 “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 ) ；游说齐、梁、赵、燕各国，名震王公 ( 《史记·盂轲传》云：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 ) ，必有不少的传人，甘忠可生长在驺衍故乡，更容易觅取驺衍遗留的书籍而加以改造， 因此《天官历包元太平经》遂出现于世。甘忠可、夏贺良等死后，《太平经》一书必定被其它信徒们宝为秘传，私相授受，为了配合时代的需要，书中不能不陆续地添入许多新资料，质虽未变，而量已大增；后来东汉的于吉又生长在甘忠可的故乡 ( 驺衍、甘忠可，同是山东临淄县人，子吉是山东寿光县人，二县东西连界 ) ，必是得着历年以来逐渐增广的太平经而更加扩充之，因此遂有一百七十卷之钜著。
驺衍遗说之影响
西汉甘忠可、东汉于吉的书都是战国时代驺衍的一脉相传，除以上所列举各项事证而外，在今日残留的《太平经》中尚有蛛丝马迹可寻。《史记·孟轲传》略述驺衍之说云： “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 后来我国常自称为神州，本于此 ) 。赤县平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 ( 裨海即小海 ) 。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 ( 《史记》这一段文章很不易懂，今特详细的加以解释：驺衍说，中国虽大，但和天下相比就觉得甚小，不过八十一分之一而已。中国叫作赤县神州。中国境内原有九州，即当初大禹王所划分的，虽有州的名称，但不具备州的条件，不能算是九州。中国境外尚有八个州，也和赤县神州一样，连中国算，就是九个，这才称得起九州。九州之外有小海环绕。凡是叫作州的，必有界限，人类和兽类彼此两方都不能交通，好似客在一区之中，若具备这样条件，才可以称为一州，九州皆是如此。若就大处说，九个州也自成一个大区，因有裨海在九州外面环绕，更不能和别处相通。象这样有裨海环绕的大区也有九个，每一个大区内皆有九州，九九共有八十一州。八十一州之外再有大瀛海环绕，大瀛海之外已经是天和地相连接之处，其大无外，不可测量了。 )
以上仅是驺衍一家之说，在别种古书上都未会见过；他所说天下有九个九州，共为八十一州，中国是八十一州中的一个州，也与现实状况不相符答。今观《太平经》中却有类似驺衍的论调，如第九十三卷 “国不可胜数诀”篇中云：“中部有八十一域，次其外复一周；天下有万国，乃远出到洞虚无表”。此处所谓 “八十一域”，等于驺衍说的“八十一州”，此处所谓“次其外复一周”，等于驺衍说的“有大瀛海环其外”；此处所谓“洞虚无表”，等于驺衍说的“天地之际”。再者，司马迁批判驺衍之书，谓“其语宏大不经，……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今观现在残留的《太平经》，其中有些辞句虽不免依托神人之言，然究其宗旨，仍注重伦常道德，倡导君明、臣忠、父慈、母爱、子孝、妻顺、兄良、弟恭、人人乐善，以求天祐而致太平。统观前后诸说，可见《太平经》是受了驺衍遗书的影响。
黄巾张角与太平经的关系
《后汉书卷六十·襄槽传》末段云： “初顺帝时，琅琊宫崇谐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 ( 原注：神书即今道家。《太平经》也，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 ) ，号《太平青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 ( 观音锡 )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 ”。据此，可知张角的太平道根源所在。
《后汉书卷一百一·皇甫嵩传》言：张角的徒众 “皆着黄巾为标帜；……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这种标帜和称号都是和太平经有关系的。嚷楷早已说过：“宫崇所献于吉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按五行衰旺顺序，火衰，土必代旺，汉朝是以火德王，汉运既衰，代汉而兴者必是土德，土色黄，故着黄巾，以表示顺五行之意。
太平经中又言： “天以道治，地以德治，人以和治。天地人三相得，乃成道德。天主生，地主养，人主成。上士法天，其道乎；中士法地，其德乎；下士法人，其仁乎；非此三统道德仁，非为太平之君矣”。此外言天地人三种关系者’在经文中触目皆是，未能悉举。张角弟兄三人以天公、地公、人公为称号，必是由太平经而来的。
黄 巾 起 义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中平元年春二月，钜鹿人 ( 汉有钜鹿郡，在今河北省界内 ) 张角，自称黄天，其部师有三十万 ( 按此句当作 “其部帅有三十六方”。原文“师、万”二字错误 ) ，皆着黄巾，同日反叛 ”。 ( 此事在公元 184 年 )
《后汉书卷一百一·皇甫嵩传》： “初钜鹿人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天下，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 ( 东汉全国十二州，仅有益、凉、并、交四州未受波及 ) ，遂置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 ……诸方一时俱起，……州郡失据，长吏乡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看史家记述黄巾起义，声势如此浩大，应该有所成就，但因缺少革命的经验，结果不免失败，而东汉王朝也从此一蹶不振，终至灭亡，张角等最初高举义旗；代表广大农民群众，打倒封建恶势力的愿望，后来总算是实现了。
曹操与黄巾的关系
后汉中平元年 ( 公元 184) 曹操虽然带兵打过黄巾，但以附隶在皇甫嵩军队之下，不起主要作用，事后只博得一个东郡太守官阶。初平三年 ( 公元 192) 青州黄巾百万，攻入兖州，曹操以少数兵力，出奇设伏，屡次制胜，受黄巾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 ( 此时张角弟兄三人已经死了八年，这些黄巾虽号称张角的同党，其实还是一般的饥饿流离的民众 ) 。曹操本苦兵少，一旦得到这许多降卒，军容突然大威，因此遂由东郡太守跃升为兖州牧 ( 兖州即今山东省西北部连河北省西南部在内。东汉时兖州有国三、郡五、城八十、人口四百万左右。东郡是兖州五郡中之一郡，东郡太守等于清朝的知府，兖州牧等于清朝的督抚 ) 。
后汉建安元年 ( 公元 196) ，曹操又进讨汝南、颍川黄巾，收降其众各数万人，朝廷遂拜操为镇东将军，封侯爵；此后步步高升，为司空、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假使当时没有黄巾，曹操就不能取得这样地位以发展他的雄才大略，因此可以说，他一生的事业是黄巾所造成的。曹操对于当时的人民是有功或有罪，或功罪各半，这些问题与太平经无直接关系，本篇暂不讨论。
建安二十五年 ( 公元 220) 曹操殁，曹丕遂自称天子，继之刘备称帝于蜀 ( 公元 221) ，孙权称帝于吴 ( 公元 222) ，汉朝天下遂分裂为三国。 ( 魏国共 46 年，蜀国共 43 年，吴国共 59 年，后来三国皆统一于西晋。 此章详情见《后汉书·灵帝纪·献帝纪》、《三国魏志·武帝操传·文帝丕传》、《蜀志·刘备传》、 《吴志·孙权传》。 )
有了《太平经》，而后才有张角的 “太平道”；有了“太平道”，而后才有黄巾起义，黄巾自身虽无所成就，但反面的助长了曹操的威势；有了曹操之扫荡群雄、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后才有曹丕之颠复汉室、取帝位而代之；此事距张角等最初起义时不过三十 六年，可见这部 “太平经”在历史上的重要关系。
张鲁在汉中大行五斗米道
《三国魏志卷八·张鲁传》：张鲁，字公祺，沛国人 ( 沛国即今江苏省徐州北面的沛县 ) ，祖父陵 ( 即张道陵 ) ，顺帝时 ( 公元 126 — 144) 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 ( 山在今成都西面大邑县 ) ，从受道者，出五斗米 ( 因此当时称为 “五斗米道” ) 。陵传子衡，衡传于鲁 ( 张鲁是张陵之孙 ) 。鲁据汉中 ( 即清朝陕西省汉中府所辖区域 ) ，自号师君，其来学者，皆教以诚信不欺，有病自首其过 ( 等于后世宗教家所谓忤悔之意 ) ，大都与黄巾相似 ( 原注引典略云：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修法略与角同。裴松之云，张修应是张街之误。愚按，张衡是张道陵之子，即张鲁之父，虽奉行五斗米道，但同时另有一人叫作张修，也是五斗米道；《后汉书·灵帝纪》： “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冠郡县”。原注：“张修号为五斗米师”。据此可见张修和张衡本是二人，非误 ) 。犯法者先加三原 ( 先经过三次宽免其罪 ) ，然后行刑。不置长史，皆以祭酒为治 ( 在本道中有资格者名曰祭酒，用他们管理行政事务 ) 。诸祭酒皆作义舍于路 ( 义舍是给行路人休息的小屋 ) ，悬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 ( 义舍内有米有肉，让人尽量吃鲍，不收费用 ) ，民夷便乐之 ( 百姓和夷人都戚觉这件事很便利，大家都很欢乐。那时所谓夷人，即今日的少数民族 ) 。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 巴是巴中郡， 即今四川省北面的南江、广元、昭化、剑阁、通江、巴中、苍溪、闲中、南部等县；汉是汉中郡，即今陕西省南面的佛坪、留坝、凤、洋、沔、略阳、城固、褒城、南郑、西乡、宁羌、镇巴等县。垂三十年，即将近三十年，从公元 188 至 215 ，实际只有二十八年 ) 。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奔鲁者数万家 ( 事在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即公元 211 年。关西谓函谷关之西，即河南、陕西二省交界处，该处难民逃奔到张鲁所管辖的区域来避难，大家都认为汉中是安全地方 ) 。以上节录《张鲁传》拜《后汉书·刘焉传》，所以字句微有异同。详情见二传原文及裴松之、李贤二注中。
《后汉书·献帝纪》：“建安二十年 ( 公元 215) 秋七月，曹操破汉中，张鲁降 ”。又《张鲁传》拜《刘焉传》皆言，张鲁降后，曹操侍以客礼，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鲁五子皆封列侯 ( 万户侯是侯爵中之最大者，其次几千户或几百户不等，每户应纳的租税皆归封侯者所有，但土地和人民仍属于国家 ) 。
五斗米道传为道教正一派
考南来人所编篡的《历世真仙体遣通鉴》，得知张鲁五个儿子的名字；他的第三子名盛，字元宗， “历宫奉车都尉、散骑侍郎，封都亭侯，尝喟然欢曰，‘吾先世教法，常以长子传授，而诸兄皆不娶，可使至此遂无传乎! ’西晋永嘉中 ( 公元 307 — 312) ，夜望大江之东有瑞气彻天，谓其妻曰， ‘是可以成吾丹矣。乃弃官南游，至鄱阳郡 ( 即今江西省鄱阳县一带地方 ) ，望之曰， ‘近矣’。即山行五日，至一处，山岭秀丽，登而喜曰，‘吾得之矣。’山顶有真人丹穴井灶存焉，乃昔日炼丹修养之地，遂就其井灶左右结庐。居一年，妻卢氏来寻之，遂与同居此山，得一子。居九年，丹成，一日尸解而去。人呼其山为龙虎，子孙多居山之东北。” ( 龙虎山在今江西省贵溪县西南，两山相对，形势一如龙昂， 一如虎踞，有古时丹井丹灶及飞升台遗址；又有上清宫，俗名天师府。 ) 按望气和成丹尸解诸说，疑是作者有意附会，恐不足信，但因原文是如此，不便删改，故照录之。
龙虎山为道教正一派发祥之地，自张道陵第四代孙张盛迁来此山后，世世安居，曾未移动，今已传王六十三代。我国人的家世谱系常嫌中断，无法稽考，若求一姓家谱相续不断者，除山东省曲阜县孔夫子后裔而外，就要数到张天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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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斗米道和太平经的关系
张道陵是东汉沛国人，这个地方即今江苏省沛县；再往东南，即是邳县，汉时名为曲阳，于吉的神书得于此处。沛、邳二县相距很近，因此，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和子吉的《太平青领书》可能是一个来源，所以他们的道法也大概相同。关于洞极之说，在今日残留的太平经中有不少的资料，本篇已择要列举如前，此外还有一件事更能够证明 “五斗米道”和《太平经》的关系：
《后汉书·刘焉传》和《三国志·张鲁传》二注中都说，张鲁的政治 “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今按春夏二季，生气当令，禁止屠宰，是体天地好生之德，尚不难理解，但钦酒非杀生可比，何故也要禁止 ? 就因为他是一个笃实奉行《太平经》教义者，所以把饮酒、造酒都当作罪恶。
《太平经》第六十九卷有云： “人君好纵酒者皆不能太平，其治反乱，其官职名战斗而致盗贼，……故当断酒”。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四·饮酒缘》 ( 此书在《道藏》洞玄部戒律类 ) 引《太平经》云： “真人问曰，‘凡人饮酒洽醉，狂咏便作，或即斗死，或相贼仿，或缘此奸淫，或缘兹高堕，被酒之害，不可胜记。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日之间消五谷亿万斗斛，复缘此致害，连及县宫，或使子孙呼嗟，上感动皇天，祸乱阴阳，使四时五行之气乖反。如何故作狂药以相饮食，可断之否 ? ’神人曰‘善哉！但使有德之君教敕言，从今以往，敢有无故饮酒一斗者 ( 汉时一斗约等于今日的二升 ) ，笞二十 ( 笞音痴，等于清朝刑罚打二十下小竹板子 ) ；二斗，杖六十。 ( 敛酒二斗者，以大木棍打六十下 ) ；三斗；杖九十；一斛，杖三百。以此为数，广令天下，使贤人君子知法畏辱，必不敢为，其中愚人有犯即罚，作酒之家亦同饮者 ’ ( 造酒者与饮酒者同罪 ) ”。
观以上太平经文，可知张鲁禁酒是有所根据，不是单凭自己意思创立教条。前已证明于吉的《太平青领书》和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是分不开的，现从禁酒这件事上着想，更能够断定两种书是二个来源，所以《张鲁传》中说，鲁的道法与黄巾相似，而《典略》所记载 “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种种作用，彼此也没有多大差别。 ( 《典略》原文见《后汉书·刘焉传》注和《三国志·张鲁传》注中所引 )
张鲁避免太平道的名称
张鲁的道既然和张角一样，都是由《太平经》产生出来的，为什么张鲁不用 “太平道”这个名称，而叫作“五斗米道” ? 原因就在于他的志愿和张角不同。张角领导数十万黄巾起义，要想推翻汉朝的统治；而张鲁只希望在当时全国混乱之中维持局部的安全。张鲁占据汉中一块地盘，实际上已不受朝廷节制，但表面上仍算是国家官员之一 ( 《后汉书·刘焉传》云： “朝廷不能讨，遂就拜鲁为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其贡献”。《三国志·张鲁传》亦同此说 ) ，所以他要避免与黄巾同样的名称，虽然他也奉《太平经》为圣典，却不肯自己承认是 “太平道”，人家无法称呼，只好撇开教义不管，按照事实代他取个名子，直叫作“五斗米道”；或见其独霸一方，就呼为“米贼”；或见其道中有鬼卒、鬼吏之名，就称为“鬼道” ( 米贼、鬼道，皆见张鲁本传 ) ，这些都是不体面的称呼；后世所谓天师道、正一派、龙虎宗几种名称，比较用得合适，而且好听得多了。
五斗米道不是剥削
有人说，“五斗米道”取费太多，非一般人所能负担，未免近于剥削。我说，今日如果要论断这件事，应先了解当时当地社会实际情况：
(1) 汉朝升斗之量最小，不能和今日的量制同等相看。清朝名医徐灵胎所作《医学源流论》中有一篇论《古今方剂大小》，他说， “余亲见汉时六升铜量，容今之一升二合”，按这个此例折算，可知汉时的量制等于今日的量制的五分之一，那时一井升等于今日二合，一斗等于今日二升，五斗只有今日一斗，不为过多。
(2) 当时汉中居民超出十万户以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百姓不忱贫乏，五斗米还能负担得起。
(3) 出五斗米也是听各人自愿，以此为受道者入门的表信，或作为祭酒们祈祷的酬劳，并非强迫行事；若真要剥削敛财，以张、鲁当日的威权，尽有其它各项抽捐加税的方法可行，不需要玩弄这种花样。
(4) 张鲁治理汉中，特别注重《太平经》所谓生、养、施三德政中的一个 “施”字，使诸祭酒皆作义舍于路旁，以便行旅，又把些米肉放在义舍中，任过客自由饱食，不取膳费，象这样博施济众，当然是靠平日五斗米的储蓄而来，否则从何处得到许多粮食 ? ( 以上二、三、四项皆详见《刘焉传》和《张鲁传》拜两传的小注中
(5) 我们把剥削罪名加在张鲁身上，虽不合实际情况，若说他在那里制造迷信，他就无可推托了。但要晓得一千七百年以前的社会，迷信是很难破除的，当时稍有一点作为的人，都想利用他人的迷信来做自己所认为应该做的事业；即如黄巾起义，也是张角利用太平道，才能够发动数十万群众，倡导革命先声；张鲁亦复如此，只是两人目的不同而巳。
孙策杀于吉
张鲁同时的人勇于破除迷信者，即孙权之兄孙策。《三国志·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言孙策杀于吉一段故事，今照原文录之如下：
“时有道土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往来吴、会 ( 即今江苏省吴县和浙江省会稽县 ) ，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 ( 两地人民冬奉于吉为师 ) 。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 ( 于吉身上穿着华美的服装 ) ， 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 ( 铧即鈇锹，上装长木柄，可以掘地，后世游方道士常有携带此物作挖掘药草之用，名为方便铲。于吉那时又在长木柄的另一头挂了个漆画的小匣子，大概是他的药箱 ) ，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 ( 招待员 ) 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 ( 孙策令人捉拿于吉 ) ，诸事之者，悉使妇女入见策母，请救之。母谓策曰， ‘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 ( 孙策廾三岁已封侯爵，所以他自视为君，而视诸将士为臣。于吉由楼下经过，诸将士撇开孙策不管，跑到下面去迎拜于吉，因此孙策怀恨，一定要杀他 ) 。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 ( 诸将士连名上呈文，请求赦免于吉 ) 。策曰， ‘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诸事之者尚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复祭祀求福 ( 一班信徒们还不认为于吉是真死，说他灵魂借此脱离肉体成仙，大家又祀他，求他降福给各人 ) 。 ”
孙策手下这些将官，迷信的程度太深，原不足怪，而孙策本人虽自命为破除迷信 ( 孙策训将士，有 “焚香、读邪俗道书，此甚无益，诸君未悟”一段话 ) ，我看他也不彻底。他自从赌气杀了于吉之后，心中总未免怀有鬼胎，时常见到于吉显灵，因此神经错乱，竟不得善终。本以破除迷信称雄，结局仍然死于迷信 ( 《孙策传》注引《投神记》云：策既杀于吉，每独坐，彷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创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因扑镜大叫，创皆崩裂，须臾而死 ) 。
于吉真假的问题
有人说，“孙策所杀的于吉是冒名，不是真于吉，因为他在东汉顺帝时代已为人师，再从那时算至建安五年，多则七十余年，少则五十六七年，如果于吉尚存，当有一百多岁，恐怕没有这样长的寿命。”我认为此说理由颇欠充分，世间活到百岁以外的人并非罕见，不能仅从年龄上辨别真假。于吉确实年龄究竟几何，后人虽无法推测，但晋朝虞喜作《志林》时，早已论及此事。他说：“顺帝时琅琊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白素朱界，号太平青领道，凡百余卷。顺帝至建安中五六十岁，于吉是时已近百年，年在耄悼，礼不加刑 ( 耄是老，悼是幼，古礼刑罚不加于老幼 ) ， ……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谬诛，非所以为美也”。今按于吉得神书这件事，大家都以《后汉书。襄稽传》为根据，《后汉书》是六朝刘宋时人范晔所撰，于吉死在东汉建安五年 ( 公元 200) ，《后汉书》成于刘宋文帝元嘉年间，已在于吉死后二百几十年了；虞喜是西晋和东晋之间的人，距离于吉死时不过一百多年，他作《志林》时，范晔的《后汉书》尚未出世，《志林》所言必另有根据，比较更为可信。当时文献充足，考证便利，设若于吉真假有问题，虞喜是晋朝一个博学家，自能辨别清楚，不应该胸无主见、人云亦云 ( 虞喜《志林》见《三国志·孙策传》裴注所引 ) 。
我们生在虞喜之后一千六百余年，时代既不象晋朝和三国那样接近，考证的资料也没有当时那样丰富；各种遗书上虽也提到干吉 ( 即于吉 ) ，但惜所说并非一致，而且神话太多，不足以供考证，今日想要为于吉作辩护，事实上很感觉困难。《太平经》固然是由于吉传出，但于吉之死与《太平经》毫无关系，后人何必定要用李代桃僵之说来翻一千七百年前的旧案。孙策是三国时枭雄之一，少年狂妄，目中无人，他只晓得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不懂什么叫作仁慈和法律，虞喜偏拿古礼去责备他，谓于吉罪不至死，年老不宜加刑，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之谈。
道儒两家对于吉的批判
宋末元初赵道一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的《干吉传》 ( “于吉 ”在道书上多作“干吉” ) ，原文有一千余字，首言干吉祥得《太平经》时乃 “汉成帝河平二年甲午” ( 公元前 27) 。末言 “孙策平江东，进袭会稽，见士民皆呼吉为干郎，事之如神。策招吉为客在军中’将士多疾病，请吉水辄差 ( 喷水到病人身上，病即愈 ) 。策欲迎献帝讨曹公 ( 时为汉献帝建安五年，即公元 200) ，使吉占风色 ( 占卜天气如何 ) ，每有神验，将士咸崇仰吉， ( 中有百余字，大意与《搜神记》相同，故不重录。 ) ……策遂杀之”。编者在本传后附以评语，今录如下：“道德经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干吉乃致身军旅之中，而为孙策所杀，虽曰兵解也，然使干吉退藏于密，积行累功，又安知不证飞升之品乎 ? 后之学仙者当以处佳兵为深戒。 ”同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神仙书目《太平经》项下有按语云：“按顺帝至孙策据江东时，垂七十年，而于吉在顺帝时已为宫崇之师，则必非稚齿 ( 稚齿即幼年 ) ，度其死时当过百岁，必有长生久视之术，然亦不能晦迹山林以全其天年，而乃招集徒众，制作符水，袭黄巾、米贼之为，以取诛戮，则亦不足称也 ”。
观以上所引 “仙鉴”和“通考”两种批判，一是用道家的眼光来看于吉，说他违反老子佳兵不处之戒，致为孙策所杀，虽曰尸解，未证飞升；一是抟儒家的立场斥责于吉，说他不能晦迹山林，而乃招集徒众，自取诛戮，虽能长生，亦不足观。这两人意思都是怪于吉行为失检，而不怪孙策滥杀无辜，持论实非公允。关于年龄问题，在《仙鉴》上没有提到，我们仅从西汉河平二年 ( 公元前 27 年于吉得老君授《太平经》 ) 算至东汉建安五年 ( 公元 200 年于吉被害 ) ，已有二百二十七年了，他自己年龄最少应该有二百六七十岁，《仙鉴》作者赵道一，未尝因为年岁过高就说他是假的；《通考》作者马端临，测度于吉死时当在百岁以外，是从东汉顺帝时代算起，只认为他有长生久视之术，也不怀疑有第二人冒名，但说他 “制造符水，袭黄巾米贼之为，以取诛戮，”好象死罪是不可避免的，这显然是谬论，比较晋朝虞喜的见解差得远了。
张角张鲁于吉三人情况不同
就《太平经》的系统上说，于吉和二张虽共属一个道门，但就他们所经过的事迹上看来，即知张角和张鲁彼此所处的时局、所走的路线绝不相同，而于吉也不能和二张相提并论。
张角正当汉灵帝年代 ( 公元 168 —189) ，朝廷昏乱，阖竖掌握大权 ( 阖竖即宦官，普通叫作太监 ) ；党狱钩牵，忠良尽遭法网 ( 凡是反对宦官的人皆有罪，因一人之罪，牵连到父子、兄弟、亲族、朋友、门生、属吏，皆不能幸免，这样办法，当时称为“钩党 ”，因此被害者无数，详情见《后汉书·党锢传》及《宦者传》 ) ；更加苛捐杂税，层层盘剥；灾荒饥馑，民不聊生；张角乘此机会，领导黄巾起义，手段在发动群众， 目的在颠复汉室，志愿在顺天应人 ( 易经上说：革命是 “顺乎天而应乎人”。黄巾的标语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后来兖州黄巾又拾曹操书曰：“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 中平元年，黄巾起义，吕疆言于是帝曰： “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 ) 。这次掀起全国革命高潮以后，张角等虽遭不幸，而黄巾反日见增名，其故有四：一、黄巾化整为零，散布各处；二、黄巾溃败后与其它革命集团合并，仍以黄巾为号；三、有些集团本无革命思想，他们也冒名黄巾以壮声势；四、他股在当时原有许多自立名号，但外人弄不清楚，一概叫作黄巾。因此，《党锢传》中就说， “其后黄巾遂盛，朝野崩离”。
张鲁在汉献帝时所碰到的局面就两样了。汉运将要告终，枭雄同时并起，宦官已被歼灭，天子等于囚徒，战祸经年累月，民间十室九空，几人称帝称王，国内一团混乱 ( 曹操自夸曰：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语见《三国魏志·曹操传》裴注所引《魏武故事》中 ) 张鲁于此时占据汉中，手段在以教为政 ( 如《张鲁传》中所说： “其来学者，皆教以诚信不欺，有病自首其过；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后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这些办法，都是用宗教上的感化主义，代替政治上的措施 ) ，目的在保境安民，志愿在继承道教 ( 即张鲁的祖父张道陵所遗传的 “五斗米教” ) ，只求于万方多难之中维持一片干净土，暂时不受糜烂之灾，于愿已足，别无其它的奢望；有四点可以证明：一、拒绝群下尊称汉宁王号；二、不欲坚守关隘抵抗曹兵；三、封藏宝货仓库留给国家；四、始终接受朝廷官爵名义 ( 张鲁于公元 188 年攻取汉中，原是奉了益州牧刘焉的意旨行事，刘焉死后，其子刘璋，软弱无能，张鲁不愿承奉，璋遂杀鲁母及鲁弟，鲁因此叛璋独立，时在公元 200 年左右，后人就说张鲁于此年占据汉中，其实他在十年之前早已掌握汉中政权了， 至公元 215 年方归顺汉朝，首尾共计廿八年，各义上仍是一个汉宁太守，并未自立别种称号 ) 。
于吉平日的行为和他遭难的经过，史无明文，只有《孙策传》裴注所引《江表传》提及此事，本篇已节录于前，但裴注又引《搜神记》一段文章，比较《江表传》所说，颇不一致；裴注《三国志》完成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 ( 公元 429) ， 距离于吉之死不过二百二十九年 ( 于吉死在公元 200 年 ) ，当时裴松之自己就说： “《江表传》、《搜神记》，于吉事不同，未详孰是”。今日距离裴松之作注的时代又过了一千五百三十年，更难偏信一家之说，只好再将《搜神记》原文录之如下，以充实参考资料。
《搜神记》曰： “策欲渡江袭许 ( “许”即许昌，是汉献帝都城 ) ，与吉俱行，时大旱，所在熇厉 ( 熇音郝，熇厉即酷热 ) ；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 ( 孙策有时亲自早晨出去切实督察 ) ，见将吏多在吉许 ( 这个 “许”字作“处”字解，言将士和属吏多在于吉之处 ) ，策因此激怒言： ‘我为不如于吉耶？而先趋务之， ( 意谓，我比不上于吉吗 ? 你们偏要去奉承他 ) 。便使收吉至 ( “收”．字作拘拿解 ) ，呵问之曰： ‘天旱不两，道涂艰溘，不时得过 ( 道路不能即时顺利通行。此指水路而言 ) ，故自早出，而卿不同忱戚 ( 责骂于吉说，你不和我们一同心焦 ) ，安坐船中，作鬼物态 ( 装模作样 ) ，败吾部伍 ( 破坏我军营纪律 ) ，今当相除 ( 不容许你存在 ) ’。令人缚置地上暴之 ( 畔人把于吉捆绑起来放在地上，让烈日去晒他 ) ，使请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当原赦，不尔，行诛 ( 日中即午时，若午时有雨，就可放他，若无雨，就要杀他 ) 。俄而云气上蒸，肤寸而合 ( 云气零碎集合 ) ，比至日中，大雨总至，溪涧盈溢，将士喜悦，以为吉必见原 ( 大家认为于吉可以免罪 ) ，并往庆慰 ( 往于吉处庆贺及慰问 ) ；策遂杀之 ( 孙策言而无信，仍把于吉杀了 ) ，将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兴云复之 ( 夜间有云盖复尸体之上 ) ，明日往视，不知所在 ( 不见其尸何在 ) ”。
看上段记载于吉当时经过的情况，虽与前文所引《江麦传》不同，惟因孙策手下一班将士十分信仰于吉，遂招惹孙策的愤嫉，必欲杀之以泄愤，这些情况在两种记载上差不多是相同的。今日就事论事，孙策固然是擅用威权，滥杀无辜，而于吉当时偏要和孙策部下诸将土们混在一起，究竟他心中抱着什么目的了想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们无法推测，因为他表面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不象张角、张鲁等行迹光明、容易使人理解，所以不能把他和二张作比较的论断。但是于吉和《太平经》也有直接的关系，而且死非其罪，史家又无明文详叙其事，故不嫌烦琐，将《孙策传》裴注所引两种不同的记载先后并录于此，以备观览，原文字句有简古之处，酌加语体解释，希望后来的读者得到一些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