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处说梦,梦话成了当今语境中的一个大海。其实梦,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度中的人,都曾有,并且不断更新却发生着的。梦,当然只是一种喻体,其间表现的是对于未来生活、人生,乃至于民族与国家未来的期望、憧憬。因其未曾实现,却又引诱着人去想,去争取,故为梦。人活着要给自己一点儿希望的空间,在心理上有一个安顿的立足点。没有憧憬,人眼前便会一片黑暗,除了能够醉生梦死辈,剩下的只有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悲情,或者是浑浑噩噩的生活态度,也有可能由之变得毫无约束、为所欲为的鸡鸣狗盗之群。从这个意义上,梦是生活的希望,是在黑暗中引导前行的一丝亮光。能否由梦成真,取决的因素太多,且不来多说。回到梦的话题。
从上面的含义上说,宗教本身是最善于做梦的。任何一种宗教,都对信众一个终极的许诺,即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苦难和矛盾,解脱一切烦恼,圆了大梦。道教说得道成真,佛称成佛,基督教称永生,等等,莫不如此。但各宗教的梦,从内涵到实现途径,都有很大差别,不消说得。当然,不少宗教将整个人生说成一场梦,要求彻底醒悟。但这是梦的另一种含义,这里不来讨论。我们围绕着当下语境中的“梦”来说道教的“梦”。
道教作为一个中国本土宗教,是吸纳了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包括信仰、哲学、行为模式等,融会而成的。在历史上,也与其他的宗教如佛教、牟尼教等发生过争论和会通,至于与中国本土的儒学、术数等的交往就更经常了。因此,历代的道教徒在“得道成仙”的共同宗旨之下,对梦想的具体设想,是不一样的。本文要讨论的“十不二无”是东晋末年出世的《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又称《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简称《度人经》)中的一种设想。
灵宝道教是一个具有丰富的经典和独特理念的教派。东晋末,葛巢甫所造的经典中,地位最崇高的,当数《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此经最大的价值,在于第一次提出了“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的宗旨。使得原来较多个人修炼得道成仙的倾向,明确提出还必须“度人”,即以解救人间的苦难为己任。虽然,它的思想渊源在太平道、正一盟威道中久已存在,但作为理论的概括,还是第一次。从此,道教在传授各类修仙之术和召神役鬼之术的同时,更加强调要为社会服务,将自己在“度人”中的功德与伦理提升,与修仙结合起来,而且作为得道成仙的前提、基础。这对于道教的面貌无疑有极大的影响。
一、太平梦的伦理前提
与无量度人的思想一致,《度人经》构筑了一个以道德高尚纯洁为基础的太平理念。此经说,元始天尊说经十过,出现了一个人际极端和谐、社会非常太平的景象:
不杀不害,不妒不忌,不贪不欲,不盗不淫,不憎不女自,言无华绮,口无恶声,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但却是引导着广大信众的精神指向标。道教的这些目标,是宗教的彼岸,却又在此岸,要求其信众在现实中去追求。显然,对于社会道德的净化,有着现实的意义。
这十不二无,曾有注家从心业、身业的角度去分。今天我们也可以从心理与行为二个方面去分析。
从三业的角度说,妒、忌、贪、欲、憎、女自六者为心业;杀、害、盗、淫为身业;华绮、恶声为口业。除去三业,才能近于道。
从心理层面说,这里所谓心业,都可以归到心理层面,其余则是行为层面。
不管怎么说,十不二无,是崇高的道德境界。它们不是法律或其他的强制手段的规定,而是天人的自觉尊行。它们有很强超越性,又有针对性。说超越性,是因为《度人经》提出这一切,是元始天尊在始青天中说法所致,是道化天人的成就,乃是“倾土归仰,咸行善心”的结果。说针对性,是因为现实社会中,与之相反的情形比比皆是。
将“十不二无”翻成白话,就是:不相互杀戮,不相互伤害,不容不下比自己好的,也不嫉自己的同行平辈(唐李少微云:恶他胜己曰嫉,憎同俦曰妒),不贪婪,不纵欲,不偷盗,不淫乱,不相互嫌恶,不相互猜疑(李少微:嫌人为憎,猜疑曰女自),没有花言巧语,没有粗鄙狠恶之声。显然,做到这“十不二无”,在道德上是极高的要求。而十不的反面,则是人类社会中各种恶心、恶言、恶行。其中一部分行为,在一般的社会人群中,也都反对。不过有些心理层面的内容,恐怕人们对其危害便不那么看重。比如妒忌之类,人们也不予好评,但也不反对得那么厉害。而道教则认为是很大的道德缺陷。至于贪与欲,人们一般反对贪,但可能不太清楚,人之贪,正起于过份之欲。道教并不一般地绝对地禁止欲,只是禁止过份之欲。《道德经》中说:“少私寡欲,见素抱朴。”便是要求人们减少欲望,降低私念,从而呈现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守住朴实无华的那一点儿真性。过份的欲念,常使人迷失本性,沉溺于利与名的争夺。若是越走越远,贪污、腐败,直至卖亲性,卖良心,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彻底葬送了自己。这样的教训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看得太多了。贪的根在欲,欲之极,在个人则迷途不知返,在社会则是争夺动乱不已。就在《度人经》出世的东晋,还有更早些的西晋,就是一个物欲横流,争夺相继的年代。《世说新语》上曾记载过一些贪得无厌的例子。如“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他有好李子,但怕人买去后用核自种,所以事先都将核钻穿。王戎只是个案,事实上,晋代求富与炫富之风极盛。王恺与石崇比富,石崇雕薪画卵,都是其极端例子。这些人也有不少由之引来杀生之祸的。贪,因此拼命敛财,敛财的目的则只是满足私欲。
历史和现实的都证明,做到这十不,二无,才能将社会动乱和人性扭曲的根源消除。人际关系的亲和与太平世界的建立才有可能性。对此,唐李少微已经说得很清楚:“十恶既灭,则异骨成亲,万行玄同,则声无悖戾,自然疾役不作,人无夭伤,年谷丰登而国太平也。”十不二无实现了,于是下面的太平盛世才会到来。这一逻辑关系本来说是明明白白的。
二、太平梦与人际亲和
作为在道德型塑下的太平理想,人际关系的和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齐同慈爱,异骨成亲。
齐同,就是没有差别,没有高低亲疏之别,也没有程度上的差异。爱一切人,一切物,而不管其社会地位,贫富差异。慈爱,即相互的慈祥爱护,与简单的悲悯不同,不时居高临下的可怜、怜悯,而是发自于内心的慈与爱。齐同慈爱,使得道教所提倡的人际大爱,与自己的身份建构相一致。自己居于人之中,与其他人都相互慈爱。由之,人际关系变得亲密又简单:异骨成亲,没有血缘关系的,都成了亲人。这一设想,使得道教之爱,具备也超越的属性,超越了不同血缘关系,也就超越了不同的民族,种属。这一点,与儒家的亲亲原则大相径庭。
原来,先秦各大家,也许法家除外,都提倡人际的和谐,既和谐,必有相互的爱。但各家对于爱的主张在内涵上颇有不同。墨家倡兼爱,儒家讲“仁者爱人”,但二者又有明显差别。墨家讲的爱,是没有差别的,兼,即对一切人,若有差异,便称为“别”。在墨家的语境中,“别”是贬义词。墨翟身后,战国时墨家分裂为三,互称“别墨”。爱而有别,便是不全面的爱,不完全的爱。儒家讲爱,必须遵循“亲亲”的原则。爱应有差等,血缘关系最亲的应当多爱一点,疏的少爱一点。所以孟子对墨家的兼爱极为反感,骂为“无父”。道教所倡,近于墨家,而更具超越性。直到北宋,张载《西铭》提倡“民胞物与”,方与道教接近,——严格说是受了道教泛神论思想的影响。这是后话,且不来讨论。
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的人际关系设想,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独创。在前面十个“不”的前提之下,人际关系上没有仇恨,没有欺诈,没有了一切相互的妒嫉猜疑,那么便消除了一切妨碍相互关系的因素,才能达到那样一种亲如一家的人际和谐。
《度人经》的这一设想,是那么完美,那么引人向往,究其出世的年代,却是一个骨肉相残、社会矛盾丛生的时代。不用说得太远。西晋司马氏从曹氏手上夺得政权,本来就是一场无声的杀戮——“禅让”的那一刻似乎是和平地、平静地进行的,但其前提却是通过勾心斗角的暗害、虐杀、夺权,各种各样的阴谋鬼计一一上场又散场,做好了铺垫。接着是宗室内部的明争暗斗,最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再接着是被迫南渡,然后社会上的盗匪,朝庭上的争斗,一波接一波,几乎没有安生过。据说晋明帝曾让王导谈谈“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按:指司马懿,他儿子做了皇帝后尊为宣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原来这位司马懿,内心极度猜忌,却表面上做出宽厚之色。他后来站稳了脚跟,便趁着平定公孙文懿时大行杀戮。在杀曹魏掌握实权的人物曹爽时,所有曹的支党皆诛夷三族,男女无论少长,连已经嫁出去的,也都杀之无遗。曹氏的基础被摧了,后来到他后代手上用所谓“禅让”的名义,抢得了曹氏天下,便易如反掌了。这样一种阴谋奸诈的手段得了天下,所以明帝会面床悲叹了。唐太宗评论司马氏之得天下,历数司马懿等阴谋奸诈,说即使明帝临终托于栋梁,但受托者“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杀,贞臣之体,宁若是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故晋明掩面,耻欺诈以为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在这样一个极端险恶的时代,人际关系的糟糕也超过以往,与人们心中想像的禅让时代比如尧舜的时代,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正是这种人际关系被最大程度扭曲的时代,才让人做起最美好的梦。
当然,道教关于人际关系的设想,并非专对着晋代的混乱与欺诈,而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人际的矛盾。这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三、太平梦的丰富内涵#p#副标题#e#
根据《度人经》的构想,太平梦的实现,是在伦理极端良好,人际关系极端和谐之后,自然达到的。它有着明确而丰富的内涵:
国安民丰,欣乐太平。
在这一设想中,并没有象后世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那样,推动国家的消亡。在现实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结构之中,设想的太平,是国家安定,民众丰裕。生活在太平盛世中的人们,都有欣乐之感。这点,与极乐世界的构想很不一样,与强权政治下的高压“太平”更极不相同。
国安民丰的设计,说明实现太平理想的,是在现实的社会中,而不在飘渺之境。前面说过,东晋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陶渊明写下《桃花源记》,向往着世外桃源。他设想“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正是一个太平社会的缩影。陶的设想,是建筑在避乱入桃源不与外界交往的基础上。但是道门所设想的太平社会,却是在高度的道德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可以追求的建构,而非偶然形成的孤岛。
国安民丰的设想,我们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将之分出逻辑层次。但我想,这是二个捆绑在一起的指标。二者互为前提,也互为补充。国家的安宁稳定,是统治者的希望,常常也是被统治者的祈求。然而,在现实的社会中,统治者中总无法安安定定地过日子,你争我斗,成了常态,政权的易手可能在一姓之中,也可能是异姓中的改朝换代。而且统治集团中不同的小集团,也常相互争斗,造成政权局部的震荡,同时殃及池鱼,弄得社会动荡不安。被统治者,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老百姓,内部虽然免不了矛盾和冲突,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大规模地举事造反。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或者再加上天灾饥荒,被统治者被逼上了绝路,才不得已而揭竿而起。这便是俗说的“官逼民反”。常常是统治者闹得不可开交,无法按常规生活下去,被统治者也被逼得走投无路,不能按常规生活下去了,于是大的社会动乱便不能不爆发。从“国安”的角度看,“民丰”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孟子说过“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有恒心”,是一个至今为止尚未被颠覆的真理。老百姓只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才会安分守己,在历史上已经成了普遍的现象,是不是规律,还有待于探讨。民众丰裕了,最易出的不安定因素去掉,国家的安宁才有可能。国家安宁,民众丰裕,实在是一个要求不算高,却在人类社会历史上难以企成的状态。所以,作为太平之梦提出。一个民众没有摆脱贫穷的国度,不可能真正安宁。而且,这丰与歉,是相对的概念。一个朝代刚刚底定,君王尚且坐牛车,老百姓只要不将他们的口粮征完,便还能容忍。几千年的封建时代,换来换去家天下的实质不变,某一集团或一家族以“国家”的名义拥有国计民生的大部分,而老百姓刚刚温饱,那就有些怨声了。若是贵族富可敌国,骄奢淫逸,平民温饱即使无忧,也可能道路侧目。所以孔老夫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忧患便不能免。所以〈道德经〉说“天之道,损有余以奉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均平,抑制贫富差距,是民丰的题中应有之义。民丰了,才能给国安打下平实的基础,国安了,才能给民丰创造良好的环境。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太平,有各种各样的实现模式。法家用严刑峻法,一时间也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然而这是以高压制造出来的“太平”,受惠的只有一部分统治阶层。而且,严刑峻法,常常给社会动震埋下伏笔,有时,甚至于也危及立法者本身。商鞅变法,是在强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进行的。据韩非子说,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理由是,有谁将灰丢在道路上,风一起,就可能扬起迷人眼;被迷的人未免恼怒,于是便起争执乃至动手,酿成刑事案件。不如定下法令,谁要是这样干,先给他判刑,那么谁也不敢干,除非他想试试刑罚的滋味。如此一来,后边的争执动手都不会再有,岂不天下太平?然而,我们最后看到的是,秦国因变法而大,秦国社会固有的矛盾却没有根本上解决。统治内部的勾心斗角,任何时候都不会灭绝。当年商君自己,便成了众矢之的。“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当时有个赵良,分析说:商鞅“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但商君听不进。五个月后秦孝公卒,商君遭到谗言,被新君下令追捕。他逃到一家客店,但遭到拒绝,说“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即没有验过客人身份,出了事要连坐。商鞅这才感叹说:“嗟夫,为法之敝一至此哉!”结果逃魏不成,回到秦国,最终被处于车裂的酷刑。其实,不是法治之敝,而是建立在家天下基础上的严刑峻法,一时压住了矛盾,看似天下太平,实则坐在火山上。这样的“太平”,不是真太平。老子的思想“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继承老子思想的道教绝对不会赞成如此的“太平”。
道教追求的太平,与严刑峻法压出来的“太平”根本不同。这一太平,是建立在民众欣乐基础上的,或者说是由民众共享的。欣乐太平的构想,充分考虑到了在这一盛世中,民众的幸福,或者说我们今天称做幸福感的东西。一个太平的社会,民众的欢乐,是一个前提。民众没有幸福感,或幸福感很低,即使表面上平安无事,也决不是真的太平社会。因为,太平社会的设想,本来就是以人为本,以民众的福祉为基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不是“怡然有自乐,于何劳智慧”吗?
关于太平,一直是道教的追求,也是民众的期望。道教早期的经典便叫《太平经》。只是《太平经》较为芜杂,而《度人经》在其基础上有了新的设想。上面提到的太平理想,是以元始天尊开劫说法,造成的极端祥和之态的形式表达的。它是现实的样板,是克服现实中各种矛盾的憧憬。所以我们说是梦。但又是引导着一代一代的道人为之努力的梦。
注:
1.《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一。
2.《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3.《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一。
4.《晋书•帝纪第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页。
5.〈晋书•帝纪第一宣帝〉“制曰”。第21页。此制,系李世民所撰。
6.〈桃花源记并诗〉,〈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165、167页。
7.〈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版,2233页。
8.〈庄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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