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道德经》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著作。2000多年来,历代学者致力于老子研究,留下了丰厚成果。
一
参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道藏》和《四库全书》等,可知中国古代关于《道德经》的注本有上百种之多。注疏者既有道士、学者,也有政治家、军将甚至皇帝,《道德经》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在众多的注本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河上公本、王弼本、严遵本和傅奕本。一般认为,河上公本突出养生方面的理论,所以在民间广泛流行。而王弼本流行于学者之间,其注疏思辨力强,抽象缜密,以《道德经》为蓝本,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玄学理论体系。各个注本的《道德经》文句基本相同,但在一些关键地方仍有差异。譬如《道德经》第三十八章,河上公本、王弼本都作:“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而傅奕本却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无以为。”“上德”到底是“无为而无以为”还是“无为而无不为”呢?这是理解《道德经》思想很关键的一句话,但不同注本却有根本的分歧,后世学者为此也争论了很长时间。
注疏者因个人身份、时代背景的不同,对《道德经》一书的性质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唐玄宗认为《道德经》一书“其要在乎理身、理国”,军将王真却以为《道德经》“夫深衷微旨,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至晚清魏源则认为“《老子》救世之书也”。可以看出,注疏者并不是简单地拘泥古籍,而是将自己的思想融通在注释经典的字句当中,从自身的生存境况出发,借《道德经》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都认为别人的解释误解了老子的思想,只有自己是得其真传。
二
注疏《道德经》是古代老子研究的一条明线,它意味着对《道德经》的肯定和尊崇。此外,还有一股暗流值得注意,这就是自荀子开始的对老子学说的批评,虽然其影响不明显,但对于研究《道德经》的人来说,亦不可不察。
老子学说强调柔弱、不争、守雌、处下,荀子讲老子只看到“屈”的一面,看不到“伸”的一面,会导致贵贱不分。从学术角度看,这种批评也不无道理,但如果说老子是“无知的愚者”,恐怕就太不符合事实了。唐代著名学者韩愈作《原道》,对老子亦有所评论:“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老子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而明清之际的学者王夫之在他的《老子衍》中更有一段严厉的批评:“夫其所谓瑕者何也?天下之言道者,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三者之失,老子兼之矣。”
人们一般认为,老子的思想适合个人,不适合集体,因此韩愈说是“一人之私言”,未尝不可,但将老子比喻成“坐井而观天”的人,恐怕不合适。至于王夫之说老子“激俗而故反之”,结合老子时代背景,勉强也说得通。但老子思想流传至今,且在现代文明中影响越来越大,说老子“不经”、“不祥”自然是站不住脚的。
三
考辨老子年代,是古代老子研究的又一个重点。最早考察老子身世的应该是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既是他本人研究老子的成果,也是后世学者考证老子年代的最重要史料。
太史公本人倾向于老子在孔子之前。但言语之间,又似乎有点不确定,特别是“二百余岁”等说法的出现,更让人觉得怀疑。可以讲,老子生卒年代的纷争,在司马迁这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此后,韩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似乎认为“孔子师老子”之事纯属杜撰。但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师说》里,却又有这样的话:“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宏、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这里他又承认老子是孔子老师了,所以他究竟是什么观点,现在只能存而不论。
至宋代,考辨老子年代的文章也不少。而北宋哲学家李觏认为,《礼记·曾子问》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聃”是值得信任的。当然,对传统表示怀疑的学者也不少,南宋叶适认为这是“为黄老者借孔子以重其师之词也”。而宋元之际的罗璧在《识遗》中也怀疑“孔子问礼于老聃”,他说,如果老子真的年长于孔子,是孔子的老师,为什么孔子从未提过他?老子在孔孟之前,为什么孟子只批评杨朱、墨子,而不批评他?《道德经》主张“绝仁弃义”,反对“礼”,孔子又怎么可能问礼于老子?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地方。至清代,学术考证之风很盛,学者们对老子年代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比如清代著名学者毕沅在《老子道德经考异序》中指出,老聃与太史儋为一人,因为“古聃儋字通,耽儋聃三字声义相同,故并借用之”,而老子与老莱子是两人,老子苦县人,老莱子楚人。结论是:孔子问礼之老子,即著道德书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著名经学家汪中在《述学》“补遗”里有一篇《老子考异》,对老子年代问题作了细致考察,他的结论是:《礼记·曾子问》的记载不容否认,孔子问礼之人为老聃,周守藏室之史;五千言《道德经》作者是太史儋。将孔子问礼之老聃与著书之老子分开来,似乎更能化解矛盾。而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中对《史记》“老子列传”、“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聃”一事也表示怀疑:“《史记》中的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道德五千言,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所伪托;凡言老聃者,惟戴记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
四
至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大门,西方学说也在中国广泛传播。外来的东西总是使人耳目一新,但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推翻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其“打破旧瓶买新酒”,还不如用“旧瓶装新酒”。这一时期,有不少学者努力从传统的古籍中发掘出自己需要的近代学说,严复的《老子评点》可谓其中的著名一例。他在评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时说:“此四语括尽达尔文新理。”而对于“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一句的评论则是:“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之真相也……呜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可用也。”
用其他学说解释老子,在中国古代老子研究中早已存在,以儒解老、以佛解老的例子很多。严复用西方近代政治学说解释老子,可算是新时代的新事物。我们暂且不管这些解释是否得老子真意,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时代的推演,《道德经》在新的时期还会不断地焕发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