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真经•逍遥游》中有这么一则寓言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许由是上古时期，著名的隐士，鄙薄名利，不以天下易其身。庄生终身不仕，其去取之间，断然分明矣！而这则故事，褒扬许由之意明显。《逍遥游》后来又谈到姑射山之仙子，餐风饮露。故知许由之轻天下，符合道家遗世独立之精神也。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云：“此段引许由不愿居天子之名，证明圣人无名”。其以名为宾为轻之意显然，则其不愿以天下乱其真可知也。
并且《庄子•让王》云：“道之真所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者也。足见庄子无意于治天下，认为人人自治而天下治矣，大家管好自己就好了。钟泰《庄子发微》云：“上闻言磅礴万物以为一，犹见有物也。此云孰肯以物为事，则并物而忘之，盖意又进矣！老子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是以功成而不居，义正类此。盖于是而无功之蕴阐发无遗矣。此其所以归之于神人也。”
郭象《庄子注》则云：“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尧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许由方明既治，则无所代之。而治实由尧，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寻其况。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尧也；不治而尧得以治者，许由也。斯失之远矣！夫治之由乎不治，为之出乎无为也。取于尧而足，岂借之许由哉！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治无为者，此庄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涂，当涂者自必于有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成玄英之疏，对于郭象的注是持肯定态度的。
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云：“庄生曳尾涂中，终身不仕，故称许由而毁尧舜。郭象注庄，号为特会庄生之旨。乃于开卷便调停尧、许之间，不以山林独往者为然，与漆园宗旨大相乖谬，殊为可异。姚范《援鹑堂笔记》五十以为此为向秀之注，引秀答司马昭语为证。且曰：‘郭象之注，多本向秀。此疑鉴于叔夜菲薄汤、武之言，故城山林、当涂之一致，对物自守之偏狥，盖逊避免祸之辞与？’嘉锡以为姚氏之言似矣，而未尽是也。观《文学篇》注引向、郭逍遥义，始末全同。今郭注亦具载之。则此篇之注出于向秀固无疑义。但《文学篇》注又引《秀别传》曰：‘季与嵇康、吕安为友，注《庄子》既成，以示二子。’是向秀成书之时，嵇康尚无恙。姚氏谓‘鉴于叔夜菲薄汤、武之言’者，非也。或者后来有所改定耶？要之魏、晋士大夫虽遗弃世事，高唱无为，而又贪恋禄位，不能决然舍去。遂至进退失据，无以自处。良以时重世族，身仕乱朝，欲当官而行，则生命可忧；欲高蹈远引，则门户靡托。于是务为自全之策。居其位而不事其事，以为合于老庄清净玄虚之道。我无为而无不为，不治即所以为治也。《魏志•王昶》载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且以书戒之，略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欲使汝曹立身行集，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顾名思义，不敢违约也。夫能屈以为申，让以为得，弱以为强，鲜不遂矣。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论，甘长饥于首阳，安赴火于绵山。虽可以激贪励俗，然圣人不可为，吾亦不愿也。’」昶之言如此，可以见魏晋士大夫之心理矣！向子期之举郡计入洛，虽或怵于嵇中散之被诛，而其以巢、许之不足慕，则正与所注《逍遥游》之意同。阮籍、王衍之徒所见大底如此，不独向子期一人藉以逊词免祸而已。嘉锡又案：《晋书•刘毅传》：‘文帝辟为相国掾，辞疾，积年不就，时人谓毅忠于魏氏。而帝以其顾望，将加重辟，毅懼，应命。’司马昭之待士如此，宜向子期之懼而失图也。”余嘉锡先生的这段论述非常精辟，故全录之。足见向秀之所以着意调和尧与许由，甚至是尊尧而抑许由，与庄子之意相悖，乃和当时士大夫之处境有密切之关系。当时士大夫重玄学清谈，所以都想倚重老庄之说，给自己的行为找到合适的藉口和理由。于是乎，就不免曲解庄生之书了。
道家学说，本有别于儒家，自魏晋之后，遂有儒道合流之趋势，这和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至于唐朝之成玄英，享受国家待遇的道士，自然不可能将道家之思想和政府王权对立起来。是以后来，有三教一家之言，其实非也。而学《庄子》者，又不可执着于郭象的注，虽然说郭注很有名。冯友兰先生在其哲学史之中，将郭注和庄子分开来说，认为庄子是庄子，郭注是郭注，是有道理的。潘雨廷先生讲到其学习《庄子》的次序则是，先读《庄子》本文，后与郭注参看，然后又抛开郭注，再读《庄子》本文。
本文作者：万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