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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9日,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溘然离世,使我心灵极为震撼。一个月前,我多次联系他和乐黛云老师,想去探望他,可是电话总打不通,座机留言也没回音,突然接到他离世的消息,我给北京大学哲学系发去一副挽联:
慎思明辨朝乾夕惕重铸国魂为大宗师深孚众望留风骨;
传道授业高品雅量奖掖后学是真仁者广布教泽享米寿。
我和汤一介教授结识于1986年,那年春天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事,我们在研究生院的大门口聊了一会儿天,知道他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汤一介教授。先师王明研究员是北京大学汤用彤教授的学生,当时我正跟随王明老师攻读博士学位,获悉汤一介教授是汤用彤大师的哲嗣,按辈份来说汤一介教授和任继愈教授是我的师叔。后来我和汤一介老师交往渐多,相知颇深,我毕业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后,相互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我“文革”下乡期间的一个妹妹信红霞考入北大图书馆系,汤一介老师帮了大忙,这件事对我毋宁说“恩重如山”!当时任继愈教授以国家图书馆委培的名义开了证明信,这也帮忙不小。此后,每次到北大我都和红霞到汤一介老师家中见他和乐黛云老师,简直无话不谈。后来汤一介老师和季羡林教授主编《神州文化集成》,我参与撰写了《道教与丹道》、《道藏与佛藏》两本书。萧克将军主编《中国文化通志》(百卷本)共分十大典,汤一介教授主编《宗教与民俗典》,我参与了《道教志》的撰写,还有我主编546万字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张岱年教授邀请胡绳院长题写了书名,汤一介教授也担任顾问并参与策划,还亲自邀请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和澳大利亚柳存仁教授列名参与。甚至在我评职称遇到不公正的压制时,汤一介教授出面力挺,还有张岱年教授、李学勤教授、黄心川教授、方克立教授、叶秀山教授、王树人教授、张家龙教授等也出面做工作,这使我没齿难忘。后来我的学术专著《道学通论》出版,张岱年教授亲自题写书名,汤一介、黄心川、叶秀山撰写了序言。当时汤一介老师正因肺病在小汤山住院,序言是他在病院中强支病体写的,使我感激万分。这本书是根据钱学森院士的建议,按张岱年老师“综合创新”的安排,为创立新道学而著的第一本书。张岱年老师说,新儒学的创立已历四代,新道学还没有创立起来,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道学文化才真正是接引现代西方文化的砧木,中国要完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诸多革命先烈百年以来的民主、共和、宪政之梦,必须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这个学术任务就交给你了。奇怪的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学术会议后,我正准备转身离去,突然见任继愈教授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将来的学术重任就要由你承担了。我知道先师王明教授逝世前曾将我的学业委托给张岱年教授和任继愈教授指导,但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因之到北京大学和汤一介老师商量,汤一介老师建议在全国成立“中国道家与道教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挂靠哲学所,并亲自来哲学所同陈筠泉所长商定了此事,会长由汤一介老师担任,我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由他在哲学所工作的博士生杨深担任副秘书长。随之,由汤一介、陈鼓应、卿希泰、胡孚琛、李养正、许抗生六位学者联名向全国发出倡议书,得到全国各重点高校、省社科院、著名道观多名学者的热烈响应。这件事情后因某些原因而中止。
2003年以来,我又再次带我指导的博士后陈霞女士到北京大学见汤一介教授,决定重新启动报批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汤一介教授亲自签名支持。2007年9、10月间,陈奎元院长带我到中南海202(原毛主席游泳池)给中央首长讲课,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也于2008年3月被批准成立。2009年11月5日,距钱学森老师逝世4天,“首届国际老子道学文化高层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领导原常务副院长汝信、副院长藤滕,院外事局、合作局有关局长和哲学所领导,民政部、国台办、国家出版总署等有关部委领导,知名学者汤一介、方克立、葛荣晋、许抗生、李景源、陈祖武等出席了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原常务副院长汝信讲了话,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主持了《丹道法决十二讲》的首发式,高占祥、任继愈、李学勤等为大会发来贺电,成中英、陈耀庭及海外知名学者做了大会发言,会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用午餐,接下来在中国大饭店继续大会分组讨论,胡德平等首长出席了闭幕式。这次大会海内外有800人与会,来自23个国家的海外学者147人,其中欧美国家院士7人,各国大使馆文化参赞6人,美国好莱坞影星2人,还有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负责人,会议的规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式上,汤一介老师特别提议全体与会代表起立向钱学森院士的遗像默哀三分钟,这件事在北京震动很大,等于为“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院士的人体科学正了名。我们这次大会开得非常低调,官方媒体没做只言片语报道,但我们的胆识和魄力必将使这次大会载入中国政治和学术的史册并深入到学术界很多人们的记忆中。
中华民族之所以数千年来衰而复盛一脉相传,伟大祖国的疆土之所以分而复合最终统一,中华民族之所以至今仍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是因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牢不可破的根基。在中国历史上“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里,“士”为四民之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担者,是中国人的脊梁,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大脑和灵魂。只要中华民族“士气”高涨,中华民族就有主心骨和凝聚力,任何强敌都不能使中国灭亡,中国就会日新月异蒸蒸日上,中国的百年“强国梦”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就是不可侮的!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很多人可以号称“知识分子”,但不能称作“士”,因为这些人缺少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政治责任心。在我同汤一介老师29年的交往中,汤一介教授确有“国士”之风,他继承了老一辈知识分子教育报国的传统,又时时关注着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年轻学子的时代气息。我一生深受杨石先、黄友谋、陈国符、钱学森、王明、张岱年六位师长的亲切教诲,这些老师都是出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国家和民族危亡之际,从大学时代就给我灌输了浓重的忧患意识,因此我和汤一介老师可谓心灵相通。汤用彤大师一生酷爱背诵庚信的《哀江南赋》,显然也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无疑极大影响了汤一介老师自幼的心灵。先师杨石先校长终生在南开大学任教,汤用彤教授也曾任南开大学教授,汤一介老师就出生在天津。抗战时期杨石先教授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先师王明教授1937年北大毕业后考取陈寅恪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生,因日本侵华回乡两年,后又间关至昆明考取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文科所首届研究生,汤用彤教授作为导师指导他写出了《太平经合校》,同时入学由汤用彤教授指导的还有任继愈、石峻等同学。中国自清末废除科举创立大学直到军阀混战时期,知识分子尚被尊为“国士”,社会地位很高,出现了蔡元培主持的自由、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学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名扬天下。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更是名师辈出、人才济济,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材。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中山大学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
中国的学术教育机构源于古代先民的明堂之制,本来有传道、授业、参政、议政之传统。《尸子·君治篇》云:“黄帝曰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颖容《春秋释例》亦云:“太庙有八名,其体一也。肃然清静,谓之清庙;行褅袷,叙昭穆,谓之太庙;告朔行政,谓之明堂;行飨射,养国老,谓之辟雍;占云物,望氛祥,谓之灵台;其四门之学,谓之太学;其中室,谓之太室;总谓之宫”。《吕氏春秋·自知篇》云:“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轺”。《管子·桓公问》亦记载:“黄帝立明台之议,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下听于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评谣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这就是说,中国先民的学术教育传统是培养人才,选举贤能,议论朝政的智囊机构和人才库。现在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由古代舜的“谤木”演变而来,古代圣人都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准许老百姓议论朝政提建议的。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稷下学宫供养大批学士不治而议论,享受士大夫待遇,奠定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传统,这就是中国最初知识分子的“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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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实行科举制,窃笑“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虽然将知识分子诱入功名利禄之途,然而直至清代科举考试仍有关系国家兴亡的“策论”,民间尚有大量书院,中国的读书种子并没断绝。然而自1949年以来毛泽东主席乾纲独断,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运动,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多专家、学者被关进“牛棚”,甚至迫害致死。汤一介教授是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他亲历了毛泽东的“紧跟”政治,邓小平的“导盲”政治,江泽民的“举旗”政治,胡锦涛的“坚持”政治,汤一介教授作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度过了那些知识分子对政治噤若寒蝉的年代,深知“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戒律,一直认真思考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战略。直到2014年5月4日习近平主席亲自来北京大学探望他的时候,自然百感交集。自张岱年教授逝世后,汤一介教授凭资历顺理成章的接替了张岱年“中华孔子学会”的会长职务。汤一介教授在耄耋之年殚精竭虑的主编了百卷《中华儒藏》,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耗尽了最后的心血。据我所知,汤一介教授虽然被誉为国学大师,但他绝不是传统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对西方哲学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致力于将国学和西方哲学的精华结合起来,谋求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他虽然在晚年竭尽全力编辑《儒藏》,但他也深知儒学的弊端,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并且深入道、释、儒三教,力求创造一种在21世纪新时代的儒道互补文化。他在2014年1月中央编译社出版的《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有一篇《在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断言在1949年后就种下了会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根子。他提到自己在大觉寺邀集一批学者开座谈会,刚刚开了一个小时就不得不把会议停下来,一起去看禅茶表演了。“这使我不禁想到,有人大概希望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每天都喝喝茶,下下棋,弹弹古琴最好,如果能唱点‘赞歌’那就更好了。就这种情况看,如果说198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感到中国社会存在着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那么199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也许较安于现状了。特别使我担心的是,在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追求金钱,二是追求权力。这种情况在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北大有些人对清华很羡慕,因为清华仕途比较好。这不能不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精神危机。”事实确实如此。1989年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尚且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极为关心,在大学生中自发兴起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会和文化热,而到1990年后北京大学甚至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大都绝口不问政治,一心想出国或到外资企业赚钱,甚至缺失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知识分子的“士气”崩溃有甚于“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汤一介教授面对这些现实怎能不引起心灵的震撼呢!
2004年4月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逝世,多种报刊介绍了一代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的生平,但某青年学者却认为张岱年教授没有做出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那么大的成就,不同意其“国学大师”的称号。汤一介教授起而辩驳,说张岱年教授1957年50岁时被错划为右派,20年被停止了学术研究的权利,改革开放后已至老年,犹自强不息,这种历史状况是不能和王国维等人相比的。我同意汤一介教授的看法,离开学术背景是无法正确评价一代学人的学术成果的。张岱年教授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1949年前和晚年自成思想体系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留下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气节和风骨,留下了中国历代国学大师的治学传统,留下了一代学人的学风和文风,因之张岱年教授对“国学大师”的称号当之无愧。同理可证,汤一介教授的气节、风骨、师道、学风也无愧于“国学大师”的称号,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大师”,并说在现有教育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大师”,钱学森老师也一再质问中国的教育制度为什么培养不出“帅才”?说穿了,当今中国的学人普遍缺失陈寅恪大师所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已!
汤一介教授接着说:“一个民族失去了精神支柱,就像人的身体没有灵魂一样。现在,我们的社会相当严重地存在着金钱拜物教和权力的崇拜,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报刊上看到多起贪污腐化的事例,如果从互联网上看,那么所揭发出来的事例不知多少倍于已在报刊上揭发出来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严重地败坏了我们的社会风气。虽然党和政府想了种种办法来预防贪污腐化的发生,也惩办了一些贪污腐化分子,但似乎收效甚微。我想,这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如没有独立的监察机构、没有保障言论自由的制度)外,主要是发生了全民族的精神危机。”他还说:“大凡普通的老百姓,往往会对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众多民间风俗产生信仰。在比较常规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在生活中有同一的信仰,这大概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都证明了的普通道理。因此,我认为只要有益于造福人类社会生活,引导人们向善的信仰,都应受到尊重,不应用政治权力干涉信仰自由。”“现在,我们的社会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信仰危机的时期,由于某些官员已经没有什么美好的信仰,不管是对主义的信仰,还是对学说、宗教的信仰,统统都没有了,如果说还有什么追求的话,大概只是金钱和权力,这如果也可以叫作信仰,我们可以说他们信仰金钱和权力拜物教,他们是一些贪污腐败、胡作非为、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对老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的人。这种状况,哪能不使全社会陷入一种信仰危机呢?我们只要坐坐出租汽车,就可以听到众多的司机同志对我们的社会病如何看法了。”汤一介老师这些话已经被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严惩贪污腐败所揭露出来的事实所证明,中央纪委“打老虎、拍苍蝇”、严惩贪官的举措深得民心,预示着改革开放的第三次革命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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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这部分人逐渐形成一种中国共产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从周永康一案揭露出来的事实发人深省。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猛进,国有企业逐步私有化,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趁法律不健全“多捞多得”,而今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知识分子缺少言论自由,党的权力缺少监督,而缺少监督的绝对权力必然意味着绝对的贪污腐败!早在1989年钱学森院士就在《政治学研究》第5期《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说:“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期,我们是比较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但忽视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所以这一时期,虽然精神文明表现得比较好,但政治不文明、不民主,造成了许多决策上的失误,特别是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失误。就是精神文明建设,也是由于受过‘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传统文化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片面批判,而使科学文化发展不快,这就造成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原因。而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许多人重视了物质文明建设,但又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也还没有真正抓起来。”“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曾经认识到,但没有认真从制度上解决,从而导致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个教训暴露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仍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好”。“政治不文明是我们决策失误和工作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许多腐败现象本身就是政治不文明的产物。”“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贪官污吏太多,所以需要治理环境,整顿秩序。”我曾经研究过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中华状元卷》,从唐朝到清末所有状元的试卷基本齐全,用之比较现代招考公务员的试题,简直有天壤之别!我国招考公务员的试题实际上不是招考安邦治国的人才,而是招考领导官员的秘书和政府机关的办事员。副部级和副军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大多是有关首长的子女、女婿和秘书以及亲信,如此结成巨大的关系网必然形成高居于老百姓之上的特权利益集团。中国百分之九十的财富就集中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中,他们外结出境之交,内树背公之党,三十多年牢不可破,积重难返,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正的机制,完全靠潜规则来进行社会运作。当今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中央首长,登高而不觉寒,临渊而不惧险,面虎而不知避,确为中华民族的一代英杰,希望他们完成革命先烈流血牺牲盼望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三次革命,加速实现钱老所说的政治文明建设,这是必将载入史册的旷世壮举!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场腐败的根源,使中国人民进入公平、正义、法治、宪政、均富的和谐幸福的社会。我想这也是汤一介老师早就想说的心里话吧!
我和汤一介老师结交29年来,每遇大事共同商量,我们一起策划和报批了国家一级社团组织——“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而今又在策划报批“中华老子文化基金会”的紧要关头,汤老离我而去。我今年已七旬,汤一介老师年长我17岁,没想到竟早归道山。哲人其萎,出师未捷,不仅使我悲从中来,我缺少了倾心相知的师长指导和帮助,感到无比孤独。祈祷汤一介老师在天之灵护佑“中华老子文化基金会”报批成功,使我在有生之年多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这些年来,汤一介老师是北京学界人人景仰的一面旗帜,哲人逝矣,谨以此文纪念北京大学深孚众望的汤一介教授。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4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