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开启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长河。五十年来，几代中国宗教学者在异常复杂艰难的语境下，筚路蓝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半个世纪以来的宗教研究？近来出现了一些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的根本目的，是“批判神学”，研究宗教的根本目的是批判宗教；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研究，性质有了很大的改变，在相当程度上转变和扩大为传播宗教信仰。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得出结论，研究宗教，“亟需拨乱反正”；研究宗教，不能忘记批判神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研究是否走上了歧路，亟需拨乱反正？研究宗教，是否一定要批判神学？观点可能见仁见智。不过，客观地说，50年来的宗教研究，在研究目的上的确存在着重大转向，简单地说，“文革”及以前的宗教研究，其基本目的就是为批判宗教服务；而改革开放以后的宗教研究，更多地转向理解宗教本身，为发挥宗教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功能服务。
从批判宗教到理解宗教，堪称当代中国宗教研究最大的范式转换。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换？具体原因可以说很多，其中最根本的，是整个社会对宗教本质与功能理解的改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宗教的本质被理解为麻醉人民的“鸦片”。在革命时期，宗教是阻碍革命、造反的工具，因此，宗教批判是社会批判的前提；建立政权后，则强调宗教是要消亡的，其存在仅仅是旧社会的残余。依据这种宗教观，十年“文革”成为消灭宗教的巨大社会实验；而在这一背景下的宗教研究，毫无疑问是为消灭宗教服务的，其所阐发的重点，是宗教如何愚昧无知，如何反科学、反现代。即便是对具体宗教人物、思想的研究，也一定要加上本质是唯心论、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的评析。直观地看，这几乎是一种专说宗教坏话的宗教研究。
1980年代，中国宗教学术界发生了著名的“南北鸦片战争”论战。论战之后，宗教学术界对于宗教的本质与当代功能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改变。在理论上，对宗教本质的叙述由“鸦片”逐渐转向为“文化”；在社会实践上，不再一味强调宗教的消亡，而是要求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上的积极功能。很显然，要引导宗教，发挥宗教的积极功能，仅仅批判宗教是不行的。宗教研究的重点，自然而然地由批判宗教转为理解宗教，阐述宗教的现代价值。可以说，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宗教研究，主流是说宗教的好话，为宗教的存在赢得地盘。
由说宗教的坏话到说宗教的好话，宗教研究团队的性质也有了变化，逐渐产生了几种类型。一是对宗教持厌恶态度的“批判神学”学者；二是对宗教价值持肯定态度，但本身并不曾皈信宗教的学者，其中有些人因对宗教的好话说得太多而被称为“文化宗教徒”；三是本身是宗教信仰者的宗教学者。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占主流的，是第二种，也就是本身没有宗教身份认同，但认同宗教的现代价值的学者。
说宗教的好话与坏话，与宗教的社会供给程度有关。批判神学的高峰，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语境下的欧洲。长达千年的基督教中世纪，欧洲宗教的力量太强大了，供给过剩，所以要批判神学，削弱宗教的影响。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一手将儒释道等传统宗教视为封建迷信，一手将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看作侵略工具，整个社会缺少信仰，背弃神圣，疯狂的金钱拜物教盛行于世，动物本能式的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宗教供给的严重短缺，荒漠化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加剧了人心的浮躁与社会的动荡，桎梏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这一背景，或许就是以理解宗教、同情宗教为基本特征的“文化宗教徒”出现的社会基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