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葛洪在《抱朴子•明本》篇中提出的 “全大宗之朴”，作为道教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又是将道家、道教贯穿起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在思维方式上，这一命题与范畴延续了老子极为深刻的道体思维。葛洪深信：作为大自然始祖的“玄”道，能得到它，才能常在其内；得到并把握玄道者，才有尊贵可言；体验并彻悟玄道者，就已然达致与自然等一，与天地合契的境界了。故“返朴归真”是道家道教共同的旨归与取向，而葛洪尤重“含醇守朴”的无欲无忧与“全真虚器”的与天地合契。
[关键词] 葛洪 抱朴子 天道自然 全大宗之朴 含醇守朴
葛洪在《抱朴子•明本》篇中提出一重要命题：“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 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在讨论大道本源并在道体思维的基础上提出的。所谓“大宗”，宗者，本原、宗主之谓；其谓“大宗”，即在指谓大道之本原。故紧接其下即有“守真正之源”之谓。在逻辑关系上，“全大宗之朴”，是前提，“守真正之源”是目标。笔者以为，作为道家道教统一的一个思想命题，“全大宗之朴”，又是将道家、道教贯穿起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在思维方式上，这一命题延续了老子极为深刻的道体思维。
道教之“道”在根本上同于道家之道，是一种自然之道。这个自然之道，既是万物之起源，又是万物形成规律及其所依凭之途径。它自然而自发，没有外在力量强加于其之上，此即后人所言“天道自然”之意。老子首创的自然之道，在发生学意义上，仍要归之天道范畴；尽管其在价值取向上有天人意义。而后来道教的自然之道，其立足点显然在人；从人出发而上通天道。这正如《抱朴子•勤求》中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 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首在生生不息的天道自然观这一层面上；而第二层面的内容，则是葛洪真正想说的：如果天地之大功德就在一个“生”字，那么，道家最所珍爱的，就没有什么比获得长生之方法更为重要的了。对道教而言，一切天道生生之德之功能，必须最大程度地服务于人（当然不是服从于人），从而以人的最终取向为旨归。这与葛洪对人的灵性之认识程度有关，因为在他看来，有生命的物体，没有比人更灵的了：“有生最灵，莫过乎人。” 《抱朴子•论仙》因而，这个最赋灵性的人，才是可通过悟道、修道而最终得道成仙的。所以，汉语中“道德”二字，溯其源，是要从天道、人道这两个层面来看的，如此，我们才可透视到不仅道家看重“道”与“德”的意义连属，后来的道教更是看重“道”与“德”的实质性关系。
“道”与“德”相连，意谓“道”可为个别事物所拥有，而个别事物一旦拥有“道”时，即成为了它的“德”，此即“德”之古义为“得”的深意所在。“德”在《道德经》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道创造了万物，万物各自体现出的本性就是“德”，它是“道”所赋予的，是“道”的体现。没有道，就没有万物；没有德，万物就失去了本性。德者所得于天，能全天理即为有德。具体到人，顺之于性、得之于心即为人之德；具体到物，顺之于理、自足其性即为物之德。综观之，中华文明中儒、道共遵的中道，其实亦源于老子抱一而守中的自性原则；而道教将其推到极致的长生之道的范畴上去了。
本文主要采用的道教文献为葛洪的《抱朴子》，葛洪曾于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将葛玄、郑隐所传授的《灵宝经》下传给自己的子侄辈等，后《灵宝经》便传布开来；而最初《抱朴子》作为葛家的珍藏品，最多只在少数道士间有过流传。
一、“莫之命而常自然”作为自然之道的初始表征及其以道为本
通读《抱朴子》，可发现其中有一以道为本的思维取向，这个“本”， 在葛洪看来，不仅是道家、道教的思想源头，也是儒家思想之本。这一根本的认识，贯通《抱朴子》全篇。天道自然，人道岂可违反自然？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自己如此。老子强调“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五十一章），旨在让万物顺任自然而不要加以干涉。因而政治的最高境界即“无为”，连孔子也接受了这一理念。这是儒道二家的共同之处。《道德经》五十一章的全文为：“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宰。是谓玄德。”陈鼓应先生的意译为：“道生成万物，德畜养万物，万物呈现各种形态，环境使各物成长。所以万物没有不尊崇道而珍贵德的。道所以受尊崇，德所以被珍贵，就在于它不加干涉，而顺任自然。所以道生成万物，德畜养万物；使万物成长作育；使万物成熟结果；使万物爱养望风调护。生长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兴作万物却不自恃己能，长养万物却不为主宰。这就是最深的德。” “莫之命而常自然”的深刻之处就在让事物自然而然地展开自己本有的历程，而不要作出违反其本性的行为。老子所谓：“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道德经》七十三章），正可作为“莫之命而常自然”这一命题的另一种解说：它诉诸于自然的根本规律，这种规律是不争攘而善于得胜的；不说话而善于回应的；不召唤而自动来到的。
实质上，世间最大的和谐就来自顺从自然（规律）而使万物“自足其性”、“各就其位”。顺从自然（规律）才会让事物的本性更加充实圆满，从个人自身到社会国家一皆如此，这是和谐的原理所在，强加人为偏离规律必定会远离事物本性。这是老子强调“尊道而贵德”的根本原由，也是他对“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道德经》三十八章）的深刻体验，而这一深刻体验，导引并开启了孔子儒学及《中庸》“肫肫其仁”的人生境界。道无二端，自足其性的中和之道，乃顺从天理自然、純一不已之极致。《中庸》说：“浩浩其天，渊渊其渊，肫肫其仁。”这无疑是对天、天命的无限性、绝对性、永恒性的一种敬畏之词。“浩浩”是广大无限之义，“渊渊”是深远无穷之义，“肫肫”则是深厚恳切之义，同时也是生命成德而有根源之义。儒道二家的尊道贵德之论，词异旨同，上达本体。而《抱朴子•论仙》中也传达出只有自足其性的人，才最适合学仙求道——求长生，修至道，诀窍在其性、在其志，而不在富贵。假如不是合适的人，那么高官厚禄，就反而成为学生负担。何以见得？学仙之道，首在恬静淡泊，自足其性而荡除嗜欲；只有能自足其性、从容淡定者，才可能做到内视反听，平居无心而安然自在。这就是顺从学仙之道的规律。故其强调不能以一己之短见，随意判断神仙之有无：“况乎神仙之远理，道德之幽玄，仗其短浅之耳目，以断微妙之有无，岂不悲哉！” 据此，葛洪还在《抱朴子•至理》篇中特举一例：“有吴普者，从华佗受五禽之戏，以代导引，犹得百余岁。”
老子所谓“四大”，即人、地、天和道。地、天和道都是按自然规律运行的，人当无例外。因而天道自然的根本内核就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老子关于“人天”的基本理念。人应当与天地和谐，“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不知常，妄作凶。”这都是老子天道自然理念中和谐原理的价值取向。据此，老子还运用“水”、“牝”、“婴儿”等征象喻示道德，其中深涵着一种天道自然的精神。所以《抱朴子•论仙》中还特别提到：帝王担负着天下的重大责任，治理着缠身的政务国事，思虑劳累于万机，精神驰骋于宇宙；而仙法要求静寂无为，忘掉自身，帝王所做的一切则显然是在丧精失神，
《抱朴子•明本》明言道教为儒教的本源：“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以为阴阳之术，众於忌讳，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俭而难遵，不可遍循；法者严而少恩，伤破仁义。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指约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者也。” 此中值得注意的，仍在其核心的主张：遵循天道，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葛洪坚定地认为，只有道家的思想能够令人精神专一，行为合乎自然法则；并且能够包容儒家、墨家之长处，总括名家、法家的要点；能够随着时间的转移而转移，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它的主张简要而易于了解，劳作不多而功效不少；道教致力于保全天地造化的质朴，守护纯正精粹的本源。这里，我们能真正看出道教思想家葛洪对老子天道自然观核心本质的恪守；然其创新之处仍在“人”这个视点上，因为在葛洪看来，只有人能真正做到“事少而功多”并达到“全大宗之朴”的境界。所以道家之道才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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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玄道”与无为之道的内在关联
《抱朴子》的开篇是“畅玄”篇，葛洪借此不仅在申说“玄”是自然的始祖，而且也在阐释有无之道，特别是寓潜寂成其为无的道理。《抱朴子•畅玄》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眛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滭而星流。或滉漾於渊澄，或雰霏而云浮。因兆类而为‘有’，讬潜寂而为‘无’。” 最后两句，尤其透露出无为之道的根本原理所在。葛洪深信：作为大自然始祖的“玄”道，能得到它，才能常在其内；失去它的，则像门外汉那样常居其外；得到而又归皈它，才能真正神而灵动；遗忘它就会质碍而无法活络；得到并把握玄道者，才有尊贵可言，这种尊贵无须天子的威仪；体验并彻悟玄道者，无须难得的宝货，因其已然达致与自然等一，与天地合契的境界了。通篇读下来，完全可领会到葛洪对老子无为之道的大彻大悟。所以在葛洪眼中，世俗所汲汲追求的，正是明达之士所凄凄寒心的。
玄道之深与玄道之无，正是一切“有”、一切“生”的根源所在；正是在这点上，葛洪“玄”道与老子无为之道有了最为内在的逻辑关联。
“无为而无不为”是《道德经》三十七章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命题。“无为”，很容易被人们误解为无所作为，其实它的核心旨意是说顺天道之自然而不妄为，所以王弼注曰：“顺自然也。”那么，老子为什么又要接着“无为”而说“无不为”呢？这实在是老子深髓哲思对后人的重大启示，它告知人们：你若能谨守天道而顺其自然，便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原来，“无不为”是由于不妄为的“无为”所产生的效果。如果用现代术语可转换成：按规律办事，你就没什么行动不能成功（无往而不胜）。对道教的“成仙”而言，亦然如此。所以《抱朴子•论仙》中还特别提到：帝王担负着天下的重大责任，治理着缠身的政务国事，思虑劳累于万机，精神驰骋于宇宙；而仙法要求静寂无为，忘掉自身，帝王所做的一切则显然是在丧精失神，这怎可能修成仙道呢？葛洪这一理念，可谓是道家无为观在《抱朴子•论仙》的最佳表征。
我们再来看看老子《道德经》的原文：“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老子在这里主要是想提示：一种理想的治国之道，在无为而自化，所谓自化，当然是指让人民自我化育，自生自长，自我体现。而“无为”显然是符合老子天道自然观中顺其自然的思想宗旨的，它针对着“有为”，因人的有为常常是“妄动”。显然，“静”、“朴”、“不欲”都是“无为”的内涵。汉代司马迁看出了其中的奥妙，所以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司马贞索隐引《老子》也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今人陈鼓应在《老子注译及评介》中亦认为老子的原意还在：统治者自身如能做到清静、真朴、不贪欲，对人民如能做到不骚扰、不侈靡、不扩张私人意欲，百姓的生活自然可以获得安宁，社会自然和谐。
从哲学层面看，老子认为万物之本源为“道”，而道以“无为”为其本性，它是无为而自然的，能守此“道”，万物便顺应自然而变化。实际上，宇宙演化及其规律之“道”，对老子而言虽有点神秘（“道”毕竟不可言说），但并不复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指的是自己而然。道是自己如此的，自然而然的，非有意造作而然。“自”是自己，“然”是如此，即自己如此，非外力所推动。因而，在老子那里，道是在自然状态中“无为而无不为”的。正因其“无为自化”，从而它不是“使然”的，从而呈现为一种决无勉强、自然而然的境界状态。后来郭象在给《庄子•齐物论》作注时就说：“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今人所常说的自然之道、天然如此、天理自然，其实均源自古人所说出的以上这些意思。
虽然老子深刻地透视到之所以必须无为而因任自然，是因为天道运行，本来就是不含造作而自己如此的，但真正要认识老子的“不敢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我们却要从老子对一切人为造作，往往成为人类万恶之渊薮的理解入手。处于长期战乱而陷于瘫痪的春秋战国时代，老子早已洞察到：天下不宁，乃因在上位者施行种种权谋、智巧，滥用权力。老子亟欲开出一剂“无为而治”的良方，不仅是要统治者消除嗜欲，自化自正；更是要让人们彻底认识无为而治的规律，让统治者仿效自然无为的天道。所以老子还要强调：“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从老子的“不敢为”到“无败”、“无失”，我们当能体认老子“无为”的深意所在。
然而决非仅仅如此，当老子说起“以无事取天下”，“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时，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无不为”的老子，“无为”的实质，在通过它的顺从天道自然之规律——通常我们谓之“顺其自然”，从而真正达到一种理想的效果。比如说，计划经济就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之规律，而市场经济则顺从了这一规律；后者显而易见的效果，是丝毫不以人之意志为转移的。其实，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藏富于民”，就深涵老子“圣人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哲理，难道它能全然从“无为”中而出？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不扰民”而顺乎民心地“以无事取天下”之无为准则，理所当然地达成了老子的境界——我无为而民自化。无论如何，以“无为”来表征以至透进“无不为”，是老子那“不塞其源，不禁其性”的让开一步、让其自生自长的深心所在。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不啻是一个极高的智慧。
庄子作为道家另一创始人，深化了老子的自然无为观。他将“真”的理念嵌进了无为思想中，他坚信不断演进中的“人为”系统，必将失真而不自然。正如人在运使“机械”的同时，必然会引发“机心”之智巧；然而机心生，则人道失真，人道失真则一切都不自然了。甚而，机巧意识产生技术，而技术导致异化，这是现代的事实，然而它不正源于庄子所言的机巧（设计性）的“有为”意识？所以《庄子》呼之欲出的是一种“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的“忘”的智慧，庄子说得太妙了！人相忘于道术，才能获得“大自在”；真正的自由自在，人才能没有一切恐惧而得其天年。事实上，“忘”的目的乃在化掉那些人为之造作。所以对道家而言，真正的无为而治，背后乃有许多原理的支撑。而道家智慧的聚焦点，就在把不合自然的造作去掉。关注庄子，就无法不进入其思想的另一层次，这就是自然无为之道的审美、艺术化倾向。《庄子•知北游》所传达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不就是告知人们：自然无为作为最高的美，也是最高之人生境界；因而法天贵真的创造，顺应万物自然本性而不加造作，才能“以天合天”吗。他的“庖丁解牛”，大概也是顺乎物之自然而丝毫不露人工技巧的极美、极自由之例吧。
人与道的分离毕竟在人类领域中发生了，而这正是老庄道家不断发问而极其关注的问题。老子对此的回答是它起因于文明的兴起，庄子则进一步解说：人的各种有意识的目标——财富、荣耀、权力乃至种种满足新感觉的方式，必将造成巨大的人工机巧取；而大伪机巧诞生之日，不就是巧取豪夺的社会争斗之始？由此，老庄还注意到机巧、功利带来的道德失落与社会和谐的崩溃。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一始于“失道”的连贯逻辑链，竟终成事实之演绎，而这一切仅由于人为的意识与人为的目标，与自然之道离得太远。至此，我们不难忆起老子关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的告诫，而我们只有在充分理解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命题之后，似乎才能获知，老子原来是在诉说：最高的德，是不带有任何深思熟虑的、无丝毫勉强之态的“无为”之德；而德性低下者，却在在留意人们说他失德，这足以使他时时处于“有为”状态。
今天，道教的玄道再度凸显出道家“天道自然”的真理；而当这一真理重显其光辉时，人们开始注意到何为“生态文明”。事实上，在现代化进程中，“无为”之道将让人们更多地倾听天道自然之声，从而多一份紧贴大自然怀抱的真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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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含醇守朴”与“见素抱朴”
《抱朴子》这一文献取名源于葛洪自号为“抱朴子”，而他之所以自号“抱朴”，寓意甚深，其理念之源头仍可追溯至老子。“返朴归真”是道家道教共同的旨归与取向。而葛洪尤重“含醇守朴”的无欲无忧与“全真虚器”地与天地合契。故其言：“履道素而无欲，时虽移而不变者，朴人也。” 对葛洪来说“无欲”是“不变”的的前阶，而真正的“朴人”才是他理想境界中的至道醇朴之人。所以，在目标取向中，这仍然是“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
这就需要有一种“不以外物汩其至精，不以利害污其纯粹也” 的精神了，而这一精神的源头与其根本原理，就在《道德经》的“见素抱朴”上。葛洪深信，全真虚器、素而朴之，乃把握变化之道，这是抱朴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从其谈玄之道的首篇过渡到其把握动态变化之道的“黄白”方法卷，是重要的。这卷中仍强调人作为万物中的一类，智慧是最为高超的。葛洪说：“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为嫌金银之不可以异物作乎？譬诸阳燧所得之火，方诸所得之水，与常水火岂有别哉？蛇之成龙，茅糁为膏，亦与自生者无异也。然其根源之所缘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穷理尽性者，不能知其指归，非原始见终者，不能得其情状也。狭观近识，桎梏巢穴，揣渊妙于不测，推神化于虚诞，以周、孔不说，坟籍不载，一切谓为不然，不亦陋哉！” 如何从素朴而把握变化之道？葛洪认为：变化乃天地间的自然法则；追根溯源，其变化都属自然感应所带来的结果。假如不是穷理尽性，是不能尽知其中奥妙的；假如不是探因求果，是不能得到其真相的。但更重要的前提则在首篇玄道中提倡的“含醇守朴”与“全真虚器”两个根本性的原则。此亦全篇要命以“抱朴”二字的深意所在。
现代汉语中的“朴素”二字，即来自老子“见素抱朴”（《道德经》十九章）的命题，“素”是没有染色的丝；“朴”是没有雕琢的木；素、朴字异而义同。持守素朴之道，是老子的终极价值取向。对比孔子“绘事后素”一说，我们似更能理解老子的见素抱朴。《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欲借绘画须先有素白之质地的比喻，引申“文”与“质”的匹配关系，以此强调人的质朴性情对于外在礼仪的重要，此中透露出的实质精神就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才是最大的和谐。这也正是老子“见素抱朴”的本意所在，老子反对的就是那种虚浮的外在的文饰，因为它无处无时不在破坏事物的内在的统一与和谐。正是立足于这一逻辑，老子才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道德经》十九章）陈鼓应先生解释说：“仁义本来是用以劝导人的善行，如今却流于矫揉造作。有人更剽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那些人夺取职位之后，摇身一变，俨然成为一代道德大师，把仁义一类的美名放在口袋里随意运用。庄子沉痛地说：‘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这种情形，或许老子那时代还没有这般严重，但已经足以遘害人民了。所以老子认为不如抛弃这些被人利用的外壳，而恢复人们天性自然的孝慈。” 仁义一旦被人利用而成为一种形式或外壳，内在的整体的和谐就被破坏殆尽了。所以老子的见素抱朴，实乃针对时弊而发，他要使人们返朴归真，持守纯朴的天性；这既保持了人与人，也保持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最为完整的统一与和谐。逻辑的起点始自人性的“见素抱朴”。为此，真正有道的人必然是少私寡欲，见朴抱素，专气淳和，加强自身修行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老子所强调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道德经》十八章） 仁义者道之实。世衰道微，非仁义无以正之；故大道之废赖有仁义也。不察乎此者，自难本道以为治。而专尚智慧者，更不知智慧若不以仁义为前提，则无以烛奸而反启大伪。是故“见素抱朴”的体道者，在根柢上必崇仁义而又不失于矫揉造作。这才是“见素抱朴”的和谐原理之所在。
老子所谓“致虚”、“守静”，其目标取向即在回归人的本真，去除人后天习染的遮蔽或伪饰。虚静才能专一不二、无欲无为，才能去除不和谐的种种伪饰。牟宗三先生就颇有见地地指出：“《道德经》中所说的‘致虚极、守静笃’就代表道家的工夫。当然关于工夫的词语很多，但大体可集中于以此二句话来代表。极是至，至于虚之极点就是‘致虚极。’守静的工夫要作得笃实彻底，所以说‘守静笃’。” 老子的人生哲学总是延伸到政治哲学的，道通为一，其学理上逻辑立足点即在于此。就和谐的视角看，“致虚”、“守静”也好、“见素抱朴”也好，通向治国之道就必然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诚如黄克剑先生所言：“从‘无为’到‘自朴’是自上而下的‘见素抱朴’，它消解着‘法令滋彰’以至流于文弊的政治，把一向为权力之争所累的政治化导于无形。” 然《抱朴子》倡言的废伪去欲，则着意在至醇之中执其太朴，在流俗之外忘其末务。其所谓至醇与太朴，乃修成仙道的不可缺失之前提条件。
如此看来，老子的“自然”、“无为” 、“见素抱朴” 乃至“自化”、“自正”等范畴，有其与道教的抱朴玄道、“含醇守朴”有着内在而必然的逻辑通路且自成系统，此中最为重要的，是其内在的天道自然之原理是一根本在前提。王卡先生曾指出：“葛洪是晋代道教著名学者。他在西晋末东晋初撰的《抱朴子•内篇》，全面总结了自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信仰，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世界上确有神仙存在，有志者可以勤学苦练而修成神仙。他还记述了晋代以前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辟谷、导引、房中、医药、炼丹等等，尤其对炼丹术的贡献最为卓越。葛洪曾亲自烧炼金丹，研读古代传下的丹经，在其书中记录了许多炼丹的药物配方和操作方法。” 这一对葛洪仙道理论的概括，是较为到位的。而柳存仁先生也颇具眼光地指出：“《抱朴子》所昌言之道术为综合性者，故于各家之说皆采，亦皆收入其篇内。” 柳存仁还进一步指出：“从《抱朴子》所能够见到的葛洪对医药的态度，即主旨似乎还不止在祛病，还更重在养生。他主张的养生秘诀是‘务谨其细’，所以卷十三《极言》篇所说的话，步步叮嘱，看起来好像后世的治家格言那个样子。” 如此看来，葛洪之道的“畅玄”、“ 全大宗之朴”乃至其“含醇守朴”，都是其接续老子天道自然观的协变之声。是道家道教共有的交响乐。
综上所述，葛洪对仙道的探究，已然成为中华文化中枝叶茂盛的一枝，我们从中可透视道学道教文化是如何成为中国文化之本根的。她仍期待于我们的精心护养。
（作者简介：赖功欧，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