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政治哲学来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生活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对民生日用问题的强烈关注。他宣讲的“实其腹”, 就是其民生主义的符号,就是其日常生活政治哲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说明他很善于从日常生活的智慧中去发现、总结政治治理的奥妙。在老子看来:“不出户,知天下。” 生活中处处有“道”,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善于观察,勤于思考问题,不用出远门,也能知晓治理天下之道。可以说,老子是中国古代日常生活政治哲学的鼻祖,“实其腹”是对生活教训——“饥饿”的总结。
中国历史上关于饥饿的记载甚至于灾荒年人吃人的记录比比皆是。据《汉书》卷二十六《天文志》记载:汉元帝初元元年(—48)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曰:‘为水饥。’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 《汉书》卷八十三《薛宣传》记载汉成帝册免薛宣为丞相时说:“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疾疫死者以万数,人至相食”。 《论衡》卷十八《齐世篇》讲了个故事:“琅邪儿子明,岁败之时,兄为饥人所食,自缚叩头,代兄为食,饿人美其义,两舍不食。” 灾荒年辰,饥饿者将吃子明之兄,后美子明之“义”,兄弟二人才免遭被吃掉的命运。此故事亦可见古代粮食紧张状态下人吃人的现象。按《晋书》卷十二《天文志中》所说:蓬星“所出大水大旱,五谷不收,人相食。”“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出则人相食,大凶。” 《隋书》卷二十《天文志中》也讲:“西北三星,大而白,名曰天狗。见则大兵起,天下饥,人相食。”又云:“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变动也。角而变色动摇,盗贼萌,胡兵起,人相食。”填星之精,流为旬始,“旬始照,其下必有灭王。五奸争作,暴骨积骸,以子续食。” 《隋书》卷二十一《天文志》下记载: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七月,“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 这一类记载简直就列举不完,举上述几个例子可略见一斑。
在老子那个时代,人们对“饥饿”的记忆显然已经很深,可谓刻骨铭心,所以《道德经》多处强调填饱肚子对于大国治理的重要性:“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圣人治理大国,使老百姓拥有淳朴的心,充实的肚子,强壮的身子骨,却没有野心勃勃的志向,没有填不满的欲望,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即可。“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圣人治理大国,去除眼睛中花花绿绿,只因为大饱眼福靠不住;获取肚子中实实在在,只因为吃饱喝足才是实惠。像所谓“形象工程”之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实质上就是为了吸引上峰之“目”,并不是为了满足老百姓之“腹”。治理大国,重在民生实惠,决不是为了表面上好看,捞取政绩。所谓“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就是讲这个道理。那些自以为有先见之明的制礼之人,其实是把“道”陷入华而不实的困境,是愚昧无知的开始。从政的“大丈夫”,应当选择“民生工程”的厚重实在,而非“形象工程”的浮华浅薄。在老子理想的社会里,百姓们“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就是吃饭甜甜蜜蜜,穿着打扮漂亮,住宿安逸舒服,老百姓简直就乐在其中。这当中,吃饱吃好是第一位的。因为“饥饿”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人生叙事”的头等大事。大量饿死人乃至于人吃人对生命带来的创伤性事件,使远古的百姓们顽强地记住了“饥饿”的教训,而吸取血腥的“饥饿”教训这一集体的记忆,即由老子“为腹不为目”、“实其腹”等话语表述了出来。
博古通今的老子深知治理大国的第一要务就是让人民群众吃饱肚子,即“实其腹”,进而“甘其食”,经常有点小鲜可烹。“饥饿创伤”给中华民族的惨痛历史教训,长久地保留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挥之不去,老子之后所谓“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无粮不稳”,都是这一记忆的话语符号。而最先提醒我们治理大国必须要首先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就是《道德经》。《道德经》第六十章一开头就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虽未直截了当言说圣人治大国第一位是解决“实其腹”的问题,但仍然让人感受到其弦外之音。经常有小鲜让老百姓可烹,不就是所谓“为腹不为目”?唐太宗总结其为政之道时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 不失农时,前提条件就是“人君”推行“简静”无为的政治,而不失农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经营衣食,以便年年五谷丰登,实现民安物阜。唐太宗已经充分认识到,治国的根本在于人,而人的根本在于吃穿,这是人的最基本需求,故所谓“以人为本”,说到底就是“以衣食为本”。这些思想,带有很明显的老子“实其腹”、“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念在内。明太祖《道德真经注》在解释“治大国若烹小鲜”时揭示说:“善治天下者,务不奢侈,以废民财而劳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宫室台榭诸等,徭役并兴,擅动生民,农业废而乏用,国危。故设以烹小鲜之喻,为王者驭天下之式。” 明太祖显然已经意识到,治理大国的统治者务必“不奢侈”,不大搞楼堂馆所的兴建,厉行节约之风,以避免解决人们吃穿问题的“农业废而乏用”的危机,以避免民财民力因奢侈被剥夺,扰乱民生,民不堪命,以至于“国危”而亡。他认定,老子是以“烹小鲜”的比喻,作为“王者驭天下之式”,从而指导大国的治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首要任务就是使人民衣食不缺。这是《道德经》注重民生的吃饭穿衣问题,对政治家们治理大国的巨大影响。
政治人物“治大国”,不可脱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百姓们的生活疾苦不问不闻,不知道民生之多艰,只知道耳听好消息,歌舞升平,自我陶醉,自我吹嘘,这是永远治理不好大国的。老子指出:“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这意思是讲,老百姓是不怕威吓的,用暴力威慑维持统治秩序,逼迫百姓无法安居乐业,压榨百姓生活不下去,走投无路,大动乱就要到来了。只有不压榨老百姓,百姓才会拥护你的统治。政治的目标是为人民谋幸福而非谋取私利,政治家必须明白老百姓幸福的真谛究竟是什么,才能树立起正确的政治目标,使百姓能够实现其人生梦想,提高其幸福生活的指数。“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从前我们常常将其批驳为平庸低劣、俗不可耐的人生观,这其实是百姓们最质朴的一种生存表达,是对生存的基本需求。“民用雕敝,奸轨不禁”, 腐败横行,这是老百姓最为痛恨的事情。而吃饱穿暖,则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最低需求,“治大国”最起码要解决民生吃饱饭的这一最基本要求。大国之民,在吃得饱穿得暖的基础上时常还有些小鲜可烹,改善一下生活,岂非更上一层楼,进入小康水平?所以“烹小鲜”这个比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民生的吃饭问题,实际上其中就暗含民生主义。老子这一有饭可吃且吃饱饭的哲学,最实在,最通俗易懂。
老百姓为何陷入饥饿困境呢?老子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统治者横征暴敛,无休无止地搜刮民财,供其饕餮,百姓则恶衣恶食,以至于饿莩遍野。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卷四揭示:“五谷熟而人民育矣!其神亦不伤人也。其神不伤人,道泰时亨,物阜民富,下有常输,上无苛敛,圣人亦不伤人也。” 国家财用出于民,上无苛敛则足以保证民富,民富则保证源源不断的税赋“常输”国家。反之,巧取豪夺则民穷财尽,国家失去税源,也不可能富强。富强的只是少数皇亲国戚、官僚豪强。老子抨击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政治极其腐败,如同强盗头子一般的统治者,用欺骗和暴力抢夺等手段窃取了高位之后,既得利益到手,就露出本来面目,彻底背离无为之道,宫殿富丽堂皇,食不厌精,过着花天酒地、奢侈淫乱的生活。“盗夸”榨取民脂民膏,霸占多余的社会财富,凭借着“利剑”在手,蛮不讲理,依靠暴力作恶多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把田野搞荒芜了,把粮食仓库搞空虚了,人民群众焉得不陷入挨饿甚至于饿死的绝望困境?最终迫不得已揭竿而起,于是改朝换代,进入下一个周期的轮回。
若按照现象学的方法来直观的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官民社会,官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之一。古人留下的格言,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些话头都是官民矛盾激化的鲜明写照。史家所谓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士、农、工、商”构成的“四民社会”,其实只说对了一半,而漏掉了“官场社会”这非常重要的另一半。“官场社会”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能量不小,举足轻重。如果说中国古代话语中所谓“江湖”代表“民”的社会,那么所谓“庙堂”则代表“官”的社会。官与民的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官民社会”。唐宋以后,科举制度成为民转化为官的主要通道,而官员犯错误或退休等等原因,又从庙堂回归江湖。需要从“官民社会”这一角度去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矛盾,许多问题才能认识得更透彻。官民之间的矛盾又与贫富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做官和发财是紧密联系的,故有所谓“升官发财”一说,更有所谓“棺材”谐音“官财”之说。无论大官小官,做官的相对于民众而言,都更为富有,占用更多资源。而在“四民社会”中,除了少数的“富民”,譬如豪绅、地主以及富商之外,包括所谓“穷酸”的寒士在内,穷人还是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仇官”与“仇富”是紧紧相连在一起的,“劫富济贫”,尽管也打劫那些“富民”,但在更大程度上其实是“劫官济贫”,包括官府的财富。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也是“民之饥”的主要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民生太穷困,官生太富强。老子所谓:“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也就是说统治者禁忌太多,不许老百姓表达自己的意见,也不许老百姓做自己想做的事,搞得人民大众越来越贫穷潦倒。“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上面的官生太厚,吃得太饱,脑满肠肥,占有的绝大部分生活资源自身根本就消费不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人数众多的老百姓则贫无立锥之地,甚至贫病交迫,家破人亡。正如《太平经》深刻揭示的:“夫人畜金银珍物,多财之家,或亿万种以上,畜积腐涂,如贤知以行施,予贫家乐,名仁而已。……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愚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尸(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于是也。爱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穷救急,令使万家之绝,春无以种,秋无以收,其冤结悉仰呼天。” 所谓“多财之家”的“金银珍物”“畜积腐涂”云云,就是指责富人占有了超出其需求的大量资源,致使资源“畜积腐涂”,造成巨大浪费,而那些“贫家”则连春天播种的种子都成问题,更不用说秋天的收获了。也就是说,天地间的自然资源本来是人类的共有财产,应当由人类来共享,但少数人财富积累过剩,大多数人吃不饱穿不暖,甚至有饿死者。《太平经》在此打比方说,如同大仓库的粮食,本非少数几个老鼠独自拥有,所有的老鼠本来都有份,但少数凶狠的老鼠却霸占了粮仓吃独食,自己吃不完,还不准许其他弱小的老鼠分食。于是《太平经》耐心地教导那些富有的“愚人”说,天地所生的财物,并非个别人能够“终古”单独占有的,富人应当遵从天道,体现仁爱精神,实现天道“周穷救急”的宗旨,“以共养人”。试图唤醒那些吃霸王食的“独鼠”们良心发现,有饭大家吃,有衣大家穿。然而,这无异于是“与虎谋皮”。《太平经》所抨击的那些吃霸王食的“独鼠”,主要是指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员,所谓“贫家”自然是民。官与民博弈的最终结果,毫无疑问就是民不聊生,活不下去,以至于“民之轻死”、“民不畏死”,揭竿而起,此时此刻,官府试图以死亡来恐吓民众,也无济于事了。百姓“弥贫”,不能“实其腹”以至饿死,民不聊生所导致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的治理问题,《道德经》站在社会批判的立场上予以高度关注,并提醒作为“官”的统治者千万不要忘记这一问题。
与强烈抨击“盗夸”的“财货有余”相反,《道德经》高度赞美:“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圣人特别关心民生的疾苦,所以自己并不积累财富,对人民群众利而不害,鞠躬尽瘁而不与民争利。正因为“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正因为圣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不积的圣人在上,人民不会感到经济上的负担重;不争的圣人在前,人民不会感到政治上的危害性。因为圣人不与民争权夺利,全天下的百姓都乐于推戴而不厌弃他,所以他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没有人能打败他。圣人之所以“不积”、“不争”,是由于“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圣人只有把天下治理好的公仆欲望,而无自己的贪心私欲,不希罕那些世俗之人看重的珍奇物品,学习的是众人所不学的东西,以便补救众人常犯的过错,顺万物之自然而不敢有一丁点胡作非为。“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圣人没有丝毫自私自利的贪欲,只有一心一意“爱民治国”的欲望,反而成就了他这个“私”心。因此,真正的圣人执政治理大国,爱惜民生,体恤民情,大公无私,结果是民富国强,百姓发自内心高唱赞歌,绝不会像“盗夸”的治理那样,搞得民怨沸腾,出现苛捐杂税满天飞,老百姓缺吃少穿,“苛政猛于虎”的悲惨局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这是圣人治国理政的伟大情怀,亦即老子所说“三宝”之首“慈”的情怀。有了这样高尚的情怀,何愁老百姓不能“实其腹”。
具体来说,如何才能实现老百姓“实其腹”?在老子那里,实行“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无为政治是不错的道路选择。《道德经》第六十章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就是不折腾,待小鲜的一面已成熟再翻动,而非不停地翻来复去搅动,这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生动写照。这一写照绝非从纸上能够得来,而是从日常生活里得来的,更具体地说,它是从厨房里面的烹调活动中得来的,与“纸上得来终觉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推想起来,老子应该是一位美食家、烹调艺术家吧,常常亲自下厨房动手操练,忽一日,由“烹小鲜”时猛然联想到治理大国也是同样的道理,于是其烹调艺术家的角色身份,在瞬间又转换为政治艺术家和思想家。
对“治大国若烹小鲜”,张默生的《老子章句新释》说:“烹小鱼,不可常常翻动,恐怕把小鱼弄碎了。治大国,也不可朝令夕改,过于多事,恐怕把国家弄乱了。所以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但治大国若烹小鲜,必须有道的人才能如此。有道的人临莅天下,是无为而为,使物物各得其所”。 这样解释,应该说是抓住了老子的真精神。陈鼓应先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个警句,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喻示着为政之要在安静无扰,扰则害民。虐政害民,灾祸就要来临。若能‘清静无为’,则人人可各遂其生而相安无事。如此,则一切外在的力量都不至发生祸难的作用。” 可以说,自古以来直到现在,蜂拥而上的注家们,在解释“治大国若烹小鲜”时,一致认定其精髓就在于暗喻“无为而治”,其诠释所用关键词都是静态的“不挠”、“不扰”、“不烦”、“无为之道”。
在老子的理念中,无为就是不控制支配自然、社会与人性,而是尊重自然、社会与人的本性,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假如试图掌控自然、社会,支配人性,不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治理国家,那就是有为。在老子看来,人们日常生活的烹饪之道,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天道”,遵守“天道无为”的自然规则才能烹调好“小鲜”,与此相同,运用无为而治来“治大国”,其思想基础也是建立在“天道无为”之上的。正因“治大国”与“烹小鲜”都遵循“天道无为”行事,所以老子得出结论说“治大国”就如同“烹小鲜”一样。无为而无不为,以“无为”来“烹小鲜”则“无不为”,色香味俱全,同一个道理,以“无为”来烹“治大国”,就会收到强国富民“无不为”的效果。一旦富民强国,老百姓“实其腹”即填饱肚子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老子讲无为并非不作为,而是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烹小鲜”就要求这样,你要把“小鲜”烹调好,就得按烹调小鲜本身的规律性及具体操作步骤来进行,不能瞎折腾。如果不该翻动时你迫不及待给它翻身,那就会翻腾烂了,这是越位;如果该翻动时你不及时给它翻身,那就会烧糊了,这是缺位;如果应该从边上给它翻身,你却从中间去翻动,那也会翻腾烂了,这是错位。治理国家同样不得越位、缺位、错位,政府必须对自己的管理权限和职能作出准确无误的定位,亦即不得在权限和职能的定位外“有为”,更不得胡作非为。其实,“无为而治”并非是政府不作为,而是划定应该作为和不该作为的范围,从不该作为的范围内退出去。“无为而治”就是要求政府自我限制自己的权力,自我约束,成为有限责任的政府,把无能为力做的事情交给社会,由社会去承担一部分老百姓“实其腹”的权力和责任。“无为而治”反对建设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全能政府,因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风险也越大,无限权力要承担无限责任,当老百姓不能“实其腹”,就会把所有的怨气和不满意都扣在全能政府头上,这样的政府毫无疑问不仅活得很累,而且把自己放在充满危险的风口浪尖上,随时可能翻船。
“烹小鲜”需要“无为而治”,“治大国”亦需要“无为而治”。“无为”既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其腹”的好处,产生很多实惠,在国家治理中也产生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的效益,无怪老子说:“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治大国必须为“清静无为”的道理,就在于此。可惜的是,漫长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并没有按照老子所渴望的清静自然、“无为而治”来演出。帝国的统治者们简直太有为,太多欲,太好动,太滋事,试图把权力扩大到无限,成为全能政府,实际上却又做不到,能够为百姓办的事很有限。这样一来,反而搞得“民之饥”,不能“实其腹”,使人民群众十分不满意,以至“逼上梁山”,挺而走险,天下大乱,战火纷纭,而帝国的统治者们也就在血与火里国破家亡,江山易主,无可奈何地哀叹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中国古代历史正好应证了《道德经》所揭示的:“强梁者不得其死”。 具有无限权力、“强梁”的全能政府无法让老百姓可持续地“实其腹”,终究走不远。反之,历史将会证明,只有老子倡导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无为政治造成的小政府、大社会,才能使老百姓可持续地“实其腹”,实现长治久安。这的确发人深省!
“实其腹”,故重农。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没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如何能填饱老百姓的肚子?由此可以推测,老子是位重农主义者,他对粮食生产是关注的,尽管他没有提出如何发展农业生产,以保证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有充裕的供给等一整套方案。但他一再强调要让老百姓“实其腹”,已可窥视其深谙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的道理,或许这一道理在他的语境中是不言而喻的。
《论衡》卷九《问孔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最重也。”对于孔子的观点,王充提出疑问和批评:“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传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时,战国饥饿,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口饥不食,不暇顾恩义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饥饿弃信,以子为食。孔子教子贡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 在肚子瘪瘪,“易子而食”、“以子为食”的春秋战国,人如何能够做到“去食存信”?这是王充依据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思想提出的问题。相信老子如果活着,一定赞同王充的这个问题意识,因为按照老子的思路推导,人们自然会逻辑地推出“实其腹,知荣辱”。
人活着首先要吃饭,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文革”时有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一说,此说之荒谬不言而喻,且不得人心。粮食岂能分崩离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吃饭本身也难以想象其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管你什么主义,老百姓要填饱肚子才能活下去,这才是硬梆梆的道理,天经地义的大事情。导演王全安在说起电影《白鹿原》时这样发问:“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的胃远远比我们的思想更深刻?” 胃的深刻性就在于:没有饭吃快饿死的人还能思想吗?这与老子“虚心实腹”的观点英雄所见略同。在老子那里,老百姓的思想不需要那么深刻复杂化,只要单纯直率、朴实无华就足够了。从肚子空空会饿死人这一点上说,“胃远远比我们的思想更深刻”,所以老子明确主张治大国之道应使老百姓“虚其心,实其腹”。所谓“实其腹”,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来讲就是填饱肚子。可以说,老子源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哲学——“实其腹”,也就是填饱肚子的哲学。
今天我们党秉承老子所赞不绝口的“圣人”的伟大情怀,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实干兴邦,为实现美好的“中国梦”,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享,以民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把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关怀备至,制定出台了不少惠及民生的福利政策,不仅实现老百姓“实其腹”——填饱了肚子,而且使人民群众走上了全面发家致富的小康之路。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位的国家,将来还会取代美国成为经济总量第一位的强盛国家。老子在天之灵如若有知,一定会“当惊世界殊”!
以上文章为作者在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