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以人文精神来引领宗教研究呢？翻开《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讲中国文化》，目录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便会让我们读到著名宗教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数段精辟的阐释：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可以说是它的最主要、最鲜明的特征。所谓“人文精神”，其核心就是“以人文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道德情操的提升与超越”是放在首位的，注重“养成人的伦理精神”，乃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精华所在。对照《周易》里关于“人文”一词的最早释义，我们可以悟出这一点：“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由此可见，“人文”就是不要用武力，而要以文明的办法，以诗书礼乐来教化人民，建立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会。
中国学者致力宗教研究，当然要扎根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优良传统。因而，楼宇烈先生所强调的“人文精神”，并非发自他个人的“人文情怀”，而是诸多前辈学者的“思想共鸣”。譬如已故著名宗教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先生，以其毕生研究而体会到这样几点：在中国特定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道、佛”三大支柱构成的，“儒、道、佛”三家相近的文化旨趣均在于“关注人文价值”；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最要紧的工作应当是大力弘扬中华传统哲学——主要是“儒、道、佛哲学”的优秀传统；历史表明，“儒、道、佛哲学”的优秀传统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千百年来熏陶、浸润着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具有激励进步、鼓舞向前的积极作用，乃是促进社会和谐、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又如著名宗教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先生，根据其长年而系统的中国宗教史研究，将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概括为如下5点：多样性与和谐性，即和而不同、多元一体；重视行善积德和道德教化，把去恶为善放在教义与宗教活动的首位，作为宗教的主要精神方向；善于把爱教与爱国统一起来；与时俱进、勇于改革；注重自身人文素质的提高，为繁荣社会文化多作贡献。上述5点不仅全都洋溢着“人文精神”，而且让我们沉思中国宗教与整个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融合、适应、互动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致力宗教研究，理应要借鉴国际学界的新视野、新方法和新成就。宗教现象源远流长，宗教研究也由来已久，但作为一门现代学术、专业领域或交叉学科，宗教学的探索历程尚不足200年。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来勾勒这段方兴未艾的探索历程，最精当的选词就是“比较”与“对话”。而这一“从比较到对话”的过程，可谓愈来愈彰显“人文关切”。
回溯宗教学的初创阶段，其奠基者麦克斯·缪勒所倡导的治学理念就是“比较方法”，他的那句名言“只知其一，一无所知”，旨在通过世界宗教比较研究来探究“人性”、拓深“人学”。缪勒既精通西方古典学，又擅长东方学、尤其是东方宗教经典的翻译与研究。按照他的论证，所谓的“宗教”至少有两重涵义，一是人们常说的“各种宗教传统”，一是尚待研讨的“人的信仰天赋”。正如“说话的天赋”与历史上形成的任何语言无关，人还有一种与历史上形成的任何宗教无关的“信仰的天赋”。如果说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是有信仰的”，那么，我们所用的“信仰”一词并非特指某种宗教，而是统称人类对于“无限”（the infinite）的渴望与追求。不论怎么从词源上来解释ανθρωποξ（希腊文“人”），我们均能断定，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只有人才能“仰视苍天”——渴望与追求“无限”。
目前，“宗教对话”是国际宗教学界的理论前沿。为积极推进这一学术前沿领域，国际著名神哲学家、《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人汉斯·昆（又译孔汉思）提出了“真宗教的三标准”，其首要尺度就是“人性的或称伦理的标准”。他客观而理性地指出，各种宗教都必须反省：怎么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性呢？我们可以认为，只要某种宗教提供了人性的美德，只要它关于信仰和道德的教诲、它的礼仪和制度有助于人们成为真正的人，能让他们的生活富有意义、更有收获，那么，它就是一种“真与善的宗教”；反之，它就是“假与恶的宗教”。汉斯·昆也正是怀着这样一种“人文关切”而游走世界、四处疾呼：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和平，便没有各民族之间的和平；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对话，便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和平；没有对各宗教的研究，便没有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六七年前，当美国次贷危机诱发全球金融危机并进而引发“信任或道德危机”之时，汉斯·昆又起草了《全球经济伦理宣言》，到世界各地宣讲，征集有识之士的建议与签名。
笔者深信，宗教研究是需要人文情怀、人文关切、人文精神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