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目光能够穿越时光的隧道，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2000多年前的一天，流浪教育家孔子和周朝的图书管理员老子相见于黄河之滨，见河水滔滔，孔子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河水不知何处去，人生不知何处归？”老子道：“人生天地之间，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汝何不学水之大德？众人处上，水独处下；众人处易，水独处险；众人处洁，水独处秽。这才是上上之策。”

几乎与此同时，在印度恒河边的一棵菩提树下，坐着一位苦思苦想的年轻人，在他悟透了人间的真理后，更名为释迦牟尼，意思是“觉悟者”。他针对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说，每个人都有觉悟的机缘，不分阶级，不分种族。

放眼向西，不远处的耶路撒冷，一个名叫耶稣的人被钉上了十字架。他告诉人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每个人都极其宝贵，如果心中有仁爱这种信仰，人就能展现出美与善的品格。他创立的宗教成为世界上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之一。

再向西，在古希腊的雅典城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位师生建立了西方关于自然和宇宙学说的基本框架，他们肯定了人类社会的法律精神，认为人是一律平等的。

人类历史上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智者几乎在同一时间节点上“集体开悟”的现象，被称为人类文化的轴心时代。这种“终极关怀”的觉醒，产生了东西方文明不同的文化形态。遗憾的是，在两千多年之后的当代，原来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的东西方文化产生严重的冲突、分歧和对立。面对这些严重的危机，中国道教有容乃大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一、要有纳天入怀的大视野

现代科技为了克服人类视野中存在的盲区，发明了一种名为增强现实系统的新技术，将计算机生成的图形叠加到真实世界，从而为抢险救灾、医疗救助、科学研究提供出之前看不到的大量信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但是，当新技术扩展了人类的感觉视野之时，我发现很多人心灵的视野却被闭塞了。这些年，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主义在当权者和学者中泛滥，唯我独尊，动不动就是刀兵相见，导弹说话，结果冤冤相报，事与愿违，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和无休无止的地区冲突。

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因为有孔子、老子的哲学思想做底蕴，舍弃了一度很时髦的斗争哲学，赢得了四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崛起为一个经济文化双双强盛的大国，这不能不说是视野高人一招的结果，也是遵循事物发展内在规律的结果。

老子认为，一个国家是不能靠着武力逞强于天下的，不懂得谦让，用兵过度，必有报应，大战之后，必有荒年。兵器和战争是不祥之物，君子只有在迫不得已才会使用。

因此，我们在面对文化冲突、利益纷争时，一定要把视野扩大到人类文明的整个发展史，懂得地球人都有权利享受人类发展的成果，所有文明都是平等的，先进与落后的过程在变化之中。正如老子所点拨我们的：圣人把自己放在最后，反而能占到了先机；不要利益的人得到的是最终的利益。怀大局，放眼量，虚胸怀、养韬略，少树敌，多交友，这才是智者的生存发展之道。

二、做有共生之心的觉悟者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人类对共生现象的认识，最早来自生物界，它指生物之间一种相依为命的互利关系，共生双方通过这种关系而获得生命，失去了其中任何一方，另一方都不能生存。草原上的狮子和羚羊看上去是一对死敌，但人们发现，如果没有了羚羊，狮子就活不下去，如果没有了狮子，羚羊的种群会严重退化，也活不下去。

人与自然、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始终充满着吸纳与排斥、融合与斗争、渗透与抵御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生命力的要素。

日本学者山口定强调了达成“共生”的五个要素：第一，在竞争社会中，必须是对生存方式本身的自我变革怀有决心。因为在竞争关系中，站在优势一方者虽然也说“共生”，但若没有相当的自我牺牲的觉悟的话，不会得到弱者的信赖。第二，不强求遵从现成的共同体的价值观，或是因片面强调“和谐”与“协调”而把社会关系导向同质化的方向，而是在承认种种异质者的“共存”的基础上，旨在树立新的结合关系。第三，它不仅是相互依靠，还必须是以与“独立”保持紧张关系为内容的。第四，依据“平等”与“公正”的原则而抑制自我。第五，必须有“透明公开决策过程的制度保障”。

由此可知，宽容不仅是一种气度和胸襟、还是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必要条件，你的价值正体现在对弱势一方的包容和引导之中。

懂别人，是一种欣喜，被人懂，是一种幸福。

三、要有先人一步的硬实力和处下之心

强而不逞强，大而不称霸，是当下中国令人尊敬的重要原因。

文明的共鉴，文明的互相尊重来自于文明的实力与活力。西方强大的话语权背后，是他们的经济、文化实力在撑腰。同理，我们如果强调宽容与共生，我们必须要有硬实力。

实力能使人大度，实力能使我们快速接近目标，实力能产生平衡。

当今中国，工业规模世界第一，贸易总量世界第一，出境游客世界第一，旅游消费世界第一，科技综合评价指数世界第二，对外投资世界第三，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达30%；几乎在一切工业门类和科技领域都可以与西方国家展开竞争。有了这样的硬实力之后，我们在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时，强调的仍然是“大者宜为下”。大者多担当，大者多付出，大者多包容，如此，小者才能心悦诚服，安分稳定，平衡与对话才会随之产生，不战而屈人之兵，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者和引领者。

（作者：刘长乐，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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