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关张三丰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宣德朝。大邑县的两块石刻,以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禅玄显教编》等传世文献都是最早著录张三丰行止的第一手文献。从中大致可知,张三丰以“张剌闼”之名活跃于元末。至正六年(1346),张三丰获赠冷谦所绘《仙弈图》。文献中的至元六年(1269)说则是误记。洪武年间,张三丰长期活动于宝鸡金台观,武当山周边地区。洪武二十五年(1392),张三丰曾前往成都、大邑鹤鸣山等地。从洪武二十四年(1391)开始,朱元璋开始寻访张三丰。待至永乐元年(1403),朱棣开始专门针对张三丰进行寻访。
关键词:张三丰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 仙奕图
尽管张三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道教人物之一,但是张三丰的“隐仙”特质导致他的行踪莫测,生平难寻。另一方面,通过明代皇室的推崇,张三丰被形塑成“在世真仙”的形象。这促发了各地纷纷寻找,甚至附会张三丰在本地方的活动,从而导致材料的纷杂。历经明清文献的不断创造、加工,张三丰成为一位足迹遍及全国、融传说与神话于一身的“箭垛式”人物。
由于材料的相互龃龉,张三丰的相关问题皆处于聚讼纷纭的状态,很难得出公认的结论。为了还原张三丰的历史真实面貌,必须从甄别历史文献入手,在摒弃晚出史料的基础上,依凭着明前期的文献呈现出近于历史真实的张三丰。根据现存文献的问世时间,有关张三丰的记载最早只能追溯至宣德年间。因此本文主要追索宣德年间的文献,在论证文献的真实性的基础上,尝试着勾勒更为贴近历史真实的张三丰。
一、大邑县文献中的张三丰
在现存文献中,纪年时间最早的是大邑县的两块石碑,即蒋夔所撰《张神仙祠堂记》和蔡长通所撰《迎仙阁记》,皆为宣德二年(1427)所立刻石。
《张神仙祠堂记》刻石,落款为“宣德二年吉郡蒋夔撰,临卭儒士杜□书” [1]。但原石已经不存,加之四川省大邑县最早的现存县志——乾隆《大邑县志》并未收录此文,其真实性尚有商榷之余地。
作者蒋夔,道光《德阳县志》:“太和监生。洪武中为德阳县训导,克端模范,终日寒毡,清苦自守。与诸生讲究不倦。后擢蜀府伴读。见《旧志》。”[2]雍正《四川通志》:“泰和人,德阳教谕,克端模范,清苦自甘。后升蜀府伴读。” [3]两种方志所记相差不多。蒋夔为江西泰和人,洪武时期,出任四川德阳训导。后升任蜀王伴读。第一任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洪武十一年(1378)封蜀王,洪武二十三年(1390)正月,“蜀王椿之国成都府”。[4]蒋夔转任蜀王伴读必于1390年以后。朱元璋极为重视皇室教育。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当明朝草创之时,“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 [5]洪武九年(1376)二月,朱元璋完善王府官制时,“增设伴读四人,选老成、明经、慎行之士任之。侍读四人,收掌文籍。少则缺之”。[6]蒋夔能从训导一跃而成为蜀王伴读,说明他具有极高的儒学素养和文学修养。
蒋夔任职四川期间,才名盛于巴蜀,各地纷纷请其撰写碑记,因此留下许多蒋夔所作长文。如铜梁县观音寺落成后,“工既就,来求篆书寺额,并记其岁月于下方,镌诸贞石。”[7]蒋夔于洪熙元年(1425)写就《龙归山观音寺石刻记》一文。汉源县《永兴寺记》和丰都县《景德观记》亦出于蒋夔之手。永兴寺重修后,“书来请记。”[8]何悟渊重修景德观三清殿之后,“间以其始末,征余记之。”[9]《张神仙祠堂记》一文亦是如此,吴伯理建成迎仙阁后,请蒋夔撰文。“宣德纪元之初,岁在丙午冬,复于阁后创祠堂三间。落成,书其颠末,来锦城请记余。” [10]这四篇文章皆为佛教和道教文献,很可能与朱椿崇奉佛教和道教有关。明人称:“仙宫佛院,成都颇盛,半创自献王之国时。” [11]借助朱椿的关系,吴伯理才会请托蒋夔撰写碑文。据此,蒋夔撰写《张神仙祠堂记》,有理有据,绝非伪作。而写作时间则是宣德元年(1426),刻石于宣德二年。
《张神仙祠堂记》一文大致可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写吴伯理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建造迎仙阁的过程。第二部分为蒋夔撰写碑记的缘由。第三部分为张三丰的传记。第四部分为吴伯理的小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张神仙祠堂记》开篇即写吴伯理来到大邑县的原因。“大明永乐十五年丁酉春正月,上清道士臣吴伯理,钦奉太宗文皇帝玉音,赍香暨御书入蜀之鹤鸣山天谷洞,结坛诵经,祈告山灵,迎请真仙张三丰先生。” [12]因鹤鸣山为张道陵创教之地,且张三丰曾停留于此,永乐十五年(1417),朱棣特命吴伯理前往寻访张三丰。这段内容,大邑县其他文字可为佐证。嘉靖三十四年(1555),县庠生左翘所书《鹤鸣观记》:“我朝永乐十一年,遣吴伯理请三丰先生。有书。”[13]《修鹤鸣观醮台公署记》,“在鹤鸣山。嘉靖壬戌应天巡抚眉山张景贤撰书。” 嘉靖壬戌,即嘉靖四十一年(1562)。其中写道:“(永乐)十三年,成庙遣龙虎山道人吴伯理持书诣蜀延访。” [14]时间虽有差缪,却也说明吴伯理在鹤鸣山的活动被当地人广泛记忆和传颂。随着张三丰与鹤鸣山的关系广为人知,这段记忆被广为流传。如正德年间成书的《皇明书画史》:“永乐中,来郡访张三丰,后居嘉定之鹤鸣山。”[15]王圻(1530-1615):“我文皇帝闻三丰名,遣道士吴伯理驰书即鹤鸣山招之,遂赴后山岩下隐焉。” [16]#p#副标题#e#
第三部分则是最早见诸文字的张三丰传记。“世传张神仙名通,字三丰,号玄玄,乃汉祖天师之苗裔,三十代天师虚靖之元孙,今嗣教天师西壁真人之曾叔祖考行。及宋时,厥考游宦京都。宋亡,被金人虏至胡地,遂为沙陀人。仙自少膂力过人,善骑射。兄弟三人,中更丧乱,流寓多方,参师学道。初,洪武壬申,献王召至,与语不契,遂辞入山。陟鹤鸣峰顶,凡三往还。后竟不返,失其所在。”[17]除了写明张三丰的字号外,还交代了张三丰的出身——源于张天师家族。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1092—1127)并无子嗣,“虚靖不娶无子,弟渊宗为道士,拟令嗣教。” [18]而传记却明言为“三十代天师虚靖之元孙”,这是因为张继先长于道教教义,其著述由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编为《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七卷。张继先更深受宋元历代皇帝敬崇,宋徽宗赐号“虚靖先生”,元武宗敕封“虚靖玄通弘悟真君”。由于张继先的高名,蒋夔才将之写为张继先的第四代孙。“西壁真人”为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字彦玑,别号西壁” [19]。通过张继先和张宇清,吴伯理给张三丰找到了张天师谱系中的位置。“及宋时,厥考游宦京都。宋亡,被金人虏至胡地,遂为沙陀人。”张继先死于1127年,张三丰既然为张继先的第四代孙,此处之“厥考”绝非指张三丰父亲而言,而应是指张三丰的先祖。张三丰一脉在靖康之难时被难,北迁东北,所以才会以“沙陀人”相称。由于张三丰长期居留东北,耳濡目染之下得以娴于骑射。“中更丧乱”,应指的是元明之际,由此确知张三丰生于元代。文章明确提及了张三丰在明初的活动,“洪武壬申”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这一年张三丰前往成都,与朱椿会面。朱椿所写《赠张三丰》一诗即于此时而作。《赠张三丰》一诗最早收录于万历年间编纂的《补续全蜀艺文志》,署名为蜀献园。“忆昔蓬来阆苑春,欢声未尽海扬尘。恢宏事业无多子,零落亲朋有几人。失马塞翁知是福,牧羊仙子暮全真。吾师深得留颜术,善养丹砂保谷神。”[20]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忆昔蓬莱阆苑春,欢声未尽海扬尘。恢宏事业无多子,零落亲朋有几人。失马塞翁知是福,牧羊仙子慕全真。吾师深得留颜术,善养丹砂保谷神。”[21]除“来”、“暮”二字外,其余完全一致。
这段文字并非蒋夔独自撰写,而是来源于吴伯理的书写。“伯理书其大概若此,余节略而为之记,系其岁月于左方。” [22]蒋夔据吴伯理所写内容删减而成。吴伯理为天一道弟子,活跃于明初。[23]蒋夔称:“伯理,号巢云子,受业龙虎山上清宫之混成院。善诗文,隶古图画,得方壶老仙之传。” [24]《皇明书画史》、乾隆《重修龙虎山志》所记相差不多。“道士吴伯理,号巢云子,居广信龙虎山。……博通经史,工诗书,精篆隶。” [25]“吴伯理,号巢云子。龙虎山道士。永乐中任上清宫提点,随四十三代真人访张三丰,遂入蜀,居鹤鸣山。博通经史,工诗文,精篆隶,亦能作枯木竹石。”[26]作为当时高道,吴伯理所记必然有所本。因此,《张神仙祠堂记》中的张三丰材料具有极高的可信性。
《迎仙阁记》,“在鸡鸣山。宣德二年,蜀府伴读蔡长通撰文。”同样收录于同治《大邑县志》,未见于乾隆《大邑县志》。作者蔡长通,生平无考。根据立石时间和蔡长通的官职推断,此文也应为吴伯理请托撰写之文,材料来源亦是采择于吴伯通的书写。其中写道:“洪武间,相传有真仙张三丰,号元元子,尝游于是,抱道冲素,逍遥内外,人咸称有神异之术焉。盖慕其祖道陵得道之所,居数月而去,莫知其所之。我太宗文皇帝以圣誓之资,尚清静之化。永乐建元之初,即遣近臣赍香币,遍历名山求访真仙。至十一年,又命龙虎山道士吴伯理赍捧御书,径诣兹山,筑馆以居。凝神注意,绝外物于视听,惟神化之。是想庶几真仙之有遇乎?岁久志益坚,且以仙人好楼居,乃于山之延祥观后四十余步,因其地位清高,草木清华之处,建杰阁,而榜以‘迎仙’。” [27]“号元元子”,与蒋夔所书不同,乃是后世誊录过程中避康熙帝名讳所致的改动。“慕其祖道陵得道之所”,不仅指出张三丰为张天师家族的身份,而且点出张三丰前往鹤鸣山的原因。“居数月而去”,明确了张三丰停留鹤鸣山的时间,此为蒋夔所未言之事。“永乐建元之初,即遣近臣赍香币,遍历名山求访真仙。”说明朱棣寻访张三丰的时间始于永乐元年(1403),再次弥补了蒋夔之文所遗之缺憾。
《迎仙阁记》与《张神仙祠堂记》都有明确的立石时间——宣德二年,是所有有关张三丰文献中时间最早的文献。资料来源都是源于龙虎山高道吴伯理的说辞,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因此,这两篇碑文无疑是记述张三丰生平的最重要的文本。就内容而言,两篇文章互为补充,大致可以还原张三丰的历史。张三丰祖上在靖康之难中随金军北上,家于东北。张三丰生于元代,为张天师家族的远枝后裔。洪武时期,张三丰曾前往成都、鹤鸣山等地。#p#副标题#e#
二、《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中的张三丰
任自垣(1350?—1431)纂辑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为最早纂修的武当山志。“自宣德三年(1428)十月至宣德六年(1431)三月,是《大岳太和山志》的编纂时间。”[28]该山志中有大量与张三丰有关的材料。
卷二收录了朱棣的多份诏诰。题名为《御制书》的诏书专为张三丰而作。“皇帝敬奉书,真仙张三丰先生足下:朕久仰真仙,渴思亲承仪范,尝遣使致香奉书,遍诣名山虔请。真仙道德崇高,超乎万有,体合自然,神妙莫测。朕才质疏庸,德行菲薄,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谨致香奉书虔请。拱俟云车夙驾惠然降临,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怀。敬奉书。永乐十年二月初十日。” [29]这份刊布于永乐十年(1412)的诏书,表达了朱棣对张三丰的敬仰之情与会面的殷切期望,无形中抬高了张三丰的地位。因此各地宣扬张三丰在本地有所活动时,大多收录《御制书》以作张本。这使得《御制书》传播甚广,根据《武当拳之研究》的统计,“关于《御制书》,初步统计,地方志乘记载,有六处刻石。” [30]“尝遣使致香奉书”,表明在永乐十年之前,朱棣就曾下诏寻访过张三丰,恰与《迎仙阁记》所记相合。
《敕右正一虚玄子孙碧云》:“朕敬慕真仙张三丰老师,道德崇高,灵化玄妙,超越万有,冠绝古今,愿见之心,愈久愈切。遣使祇奉香书,求之四方,积有年岁,迨今未至。朕闻武当遇真,实真仙老师。然于真仙老师鹤驭所游之处,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创建道场,以伸景仰钦慕之诚。尔往审度其地,相其广狭,定其规制,悉以来闻,朕将卜日营建。尔宜深体朕怀,致宜尽力,以成协相之功。钦哉!故敕。永乐十年三月初六日。” [31]这份敕书与《御制书》同时,主旨是朱棣命孙碧云(1345—1417)营造武当山宫观以待张三丰。文中不仅再次重申朱棣寻访张三丰远在永乐十年之前,更指出武当山也是张三丰主要的活动地点之一。“朕闻武当遇真,实真仙老师”,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诗赐虚玄子孙碧云》是朱棣专为孙碧云所作诗歌,与《敕右正一虚玄子孙碧云》的时间相同,其中“若遇真仙张有道,为言伫俟长相思” [32]二句,与《敕右正一虚玄子孙碧云》的内容互为表里。
与朱棣这三份文字相应和的是,卷十五所收永乐十一年(1413)张宇清所上《奏疏式》。其中写道:“臣再伏谓:三丰张真仙道德既崇,圣凡有间,虽富贵不拘于形迹,奈朝廷切慕其容仪,访寻历十载之余,晨夕重九重之念。” [33] “访寻历十载之余”,据此上推时间,再次证明朱棣寻访张三丰始于永乐元年。文中还提及:“愿降敕旨,委差仙官神吏,遍历名山大川、岩穴洞府,搜访三丰神仙。不以天下真仙朝会为期,先祈召赴,面奉旨谕,早赐光临,大扬仙道。” [34]当朱棣寻访张三丰无果之时,张宇清上疏,请求扩大寻访人员的队伍,让道士也参与到寻访之中。这一上疏得到了朱棣的肯定,所以才有吴伯理常驻鹤鸣山的举措。
卷二还收录有署名为湘王的《赞张真仙诗》:“张玄玄,爱神仙,朝饮九渡之清流,暮宿南岩之紫烟。好山劫来知几载,不与景物同推迁。我向空山半不见。徒凄然,孤庐空寂大松里,独有老猕松下眠。张玄玄,爱神仙,匪抑乘飙游极表,茅龙想驭游青天。” [35]此处的“湘王”,即朱元璋第十二子朱柏(?—1399)。洪武十一年,朱柏被封为湘王,洪武十八年(1385)十月,“湘王柏之国荆州府”。[36]建文初,因被控谋反,朱柏阖家自焚。《赞张真仙诗》应作于1385—1399年之间。这首诗再次表明张三丰于洪武年间曾活跃于武当山。
此外,《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还保存有张三丰的一则传记。“张全一,字玄玄,号三丰,相传留侯之裔。不知何许人。”这段介绍与《张神仙祠堂记》所记截然不同。其后介绍张三丰的相貌和平日的言谈举止,勾画出“咸以为神仙中人也”的神异之士的形象。其后则是对张三丰在武当山的活动进行描述。“洪武初来入武当,拜玄帝于天柱峰。遍历诸山,搜奇揽胜。……洪武二十三年,拂袖长往,不知所止。”这里明确了张三丰活动于武当山的时间,从洪武初年直至洪武二十三年(1390)。最后是明朝皇帝寻访张三丰的过程。不仅朱棣曾经寻访过张三丰,朱元璋亦曾访求过张三丰。“二十四年,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使于四方,清理道教,有张玄玄可请来。” [37]早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即留意张三丰,派人寻访张三丰。
武当山因张三丰的行踪而大兴土木,然而全书中有关张三丰的史料却并不丰富。这是由《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最初阅览对象而决定的。任自垣《进大岳太和山志表》:“遵依前代《总真集》,续入圣朝恩赐,总成志书。庶几万世之下以永其传矣。谨随表奉上,伏乞圣暇一览,用展刍荛之见,少伸葵藿之诚。” [38]《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修成之日,即由任自垣献于朱棣。由于最初纂修的目的即设定为进献皇帝,因此全书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关涉张三丰的部分都采用来源较为准确的材料。所以在张三丰传记中,任自垣对张三丰的出身以“相传留侯之裔。不知何许人”的平实语句加以表述。正是因为《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谨慎态度,全书能够提供有关张三丰的线索极为少见。只知张三丰曾于洪武初年至洪武二十三年驻留在武当山。明朝皇帝对张三丰的寻访则从洪武二十四年开始,至永乐元年,朱棣才专门针对张三丰进行不间断的寻访。待至永乐十一年,经张宇清的上奏,寻访的队伍进一步扩大,道士亦参与其中。#p#副标题#e#
三、《禅玄显教编》中的张三丰
杨溥(1372—1446)所著《禅玄显教编》,专写道教与佛教中人。尽管杨溥在明初政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其文字却多有不传。此书因收入《稗乘》四十二种[39]而得以流传。《禅玄显教编》首尾并无序跋,很难确定其年代。因为所收人物皆为元末明初之人,最晚记事截止于永乐朝,所以定其年代为永乐年间至宣德年间。
在述及冷谦之时,杨溥提及:“(冷)谦尝于至正六年五月五日作《仙奕图》以遗三丰遁老。三丰遁老者,即所谓张剌闼也。迨永乐二年,三丰题此图以归于太师淇国丘公。其图作奇峦异沼,林木室宇,种种轩特,屋内为仙奕。沼中荷花正艳发,群仙妹采其傍。张题及谦终事。但云:天朝维新,君有画鹤之诬,隐壁仙逝,予将访君于十洲三岛,恐后人不识,奇仙异笔,混之凡流,故识此。盖张且讳之也。”[40]依其所述,至正六年(1346),冷谦将自己所绘的《仙奕图》送给张剌闼(三丰遁老)。永乐二年(1404),张剌闼(三丰遁老)将此画转增于淇国公丘福,并附上自己的题跋。
《仙奕图》,又名《蓬莱仙奕图》,在有关张三丰的文献中流传甚广,学者多以之推断张三丰的生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明人在转引文字时,不知出于无意还是有意,多将“至正六年”写为“至元六年(1269)”。除郎瑛(1487-1566?)《七修类稿》[41]外,其余皆作“至元六年”。这一谬误最早出现在祝允明(1460—1526)所著《野记》之中。祝允明全文转载了杨溥“冷谦”条的内容。其中写道:“(冷)谦尝于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奕图》,以遗三丰遁老。” [42]李默(?—1556)《孤树裒谈》转载了《野记》这则记载,亦作“至元六年”。[43]王鏊(1450—1524)《震泽长语》专辟“《蓬莱仙奕图》”条目记其事。不过《震泽长语》却非抄录自《野记》,而是王鏊亲眼目睹了《蓬莱仙奕图》这幅画,“今见其《仙弈图》,三丰题识”。 [44]其后王鏊全文誊抄了张三丰的题跋。其中有云:“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为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将访冷君于十洲三岛,恐后人不知冷君胸中丘壑三昧之妙,不识其奇仙异笔,混之凡流,故识此。特奉遗元老太师、淇国丘公,览此卷则神清气爽,飘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袭之,且以为后会云。时永乐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遁老书。” [45]除沿用了“至元六年”这一时间外,《震泽长语》还多出了张三丰的题跋时间——“永乐壬辰孟春三日”。杨仪(1488—1562)《高坡异纂》照录其文。[46]《蓬莱仙奕图》这幅画一直在明朝士绅间流传,为时人所宝重。王世贞(1526—1590)言及:“其所图仙奕,张三丰道人已详记之。今年春,有携售者,以直太昂,不能应。聊为摹其大都。” [47]王鏊、王世贞所见这幅画是伪作,王世贞早已力辩其伪。一个最主要证据就是题跋时间。“而末云永乐壬辰三丰遁老书,尤可笑。考壬辰为永乐十年,而前是五年丁亥,上遣胡忠安访三丰于武当,则先期已隐化矣。七年己丑,丘淇公败没于迤北,全家谪海南矣。岂有至壬辰而三丰复岀,淇公更生者耶?” [48]《吴兴艺文补》全文收录。[49]
以上梳理了明人有关《蓬莱仙奕图》的论著。除《禅玄显教编》《七修类稿》记为“至正六年”外,其余各书皆为“至元六年”。虽然一字之差,但是至正六年为元顺帝的年号,至元六年为元世祖的年号,时间却已相隔百年。参考张三丰的生活时间,显系《禅玄显教编》的“至正六年”为正解。但《禅玄显教编》在明代流传不广,《野记》《孤树裒谈》《震泽长语》《高坡异纂》等书却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加之伪画的推波助澜,使得“至元六年”的误说成为主流,“至正六年”的正解,虽有《七修类稿》的捍护,却被人所忽略。
《禅玄显教编》还专为张三丰立传。“三丰居宝鸡县东三里金台观,尝于人家门户,虽鐍锁封固,以针刺之即开,故人又号张剌闼云。本朝洪武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自言辞世,留颂而逝。民人杨轨山等置棺殓讫,临葬,发视之,三丰复生。后入蜀见蜀王。王一日宴僚佐,丰出碧根连蔕枣献之。又取席上金盏,实土其中,摇落一齿埋于内。少顷,生一莲,大如盘盂,一叶千色千点,一花几千余叶。光射梁楹,气极青香。宴毕,花灭,复取齿还入于口。后入武当山,或游襄邓间。永乐中,命胡忠安濙驰传遍索于天下,不限时月,数年竟无所见。乃为忆仙宫以待之。” [50]撇除其中所记灵异之事,这则传记提供了诸多重要的信息。第一,从元末到洪武时期,张三丰常年居留于宝鸡金台观。第二,明确将张三丰与张剌闼划上等号,并解释了张剌闼名称的来由。由于张剌闼得名并不光彩,后世文献在传说过程中,皆摒弃了这段文字。第三,张三丰离开宝鸡后,前往四川,会见朱椿。第四,张三丰晚年的活动地点主要是武当山及其周边地区。第五,永乐年间寻访张三丰的过程中,胡濙肩负了寻访职责。相较于其他传记,杨溥基本上还原了张三丰的整个人生轨迹。
杨溥在两处文字处都提及张剌闼之名,表明当时张剌闼的名声远胜于张三丰之名。这点在明初杂剧中亦可得到佐证。朱权(1378—1448),朱元璋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被封为宁王,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诏肃王楧、辽王植、庆王㮵、宁王权之国” [51],朱权就藩大宁。永乐元年,徙封南昌。此后朱权寄情于戏剧,创作了包括《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在内的12部杂剧。在《冲漠子独步大罗天》中,朱权在枚举“蓬莱三岛神仙”时,即有“剌闒张”。并写道:“这一个虽剌闒,非常的善走。他则是假躯劳幻世愚眸,被褐怀珠,含素藏修”。[52]
杨溥为明初重臣,熟悉朝廷掌故,兼之与胡濙相友善,《禅玄显教编》的记载具有高度的可信性。综合两段记载可知,张三丰早在元末即活跃于道教圈之中,洪武年间寄居于宝鸡金台观。离开宝鸡后,张三丰先后在成都、武当山等地停留。永乐年间,尽管朱棣专命胡濙等人寻访,张三丰却避而不见。不过这一时期的张三丰并未遁世隐居,仍与丘福等显贵相往还。
四、屏山县文献中的张三丰
除了以上文献外,系于宣德年间的材料尚有位于四川省屏山县金沙江边的“太平石”。
现存文献中,最早将“太平石”与张三丰联系在一起的是万历年间编纂的《补续全蜀艺文志》。“马湖太平石,在万寿宫前江岸。张三丰浴于上,镌有‘太平石’三字。被沙掩覆,不常见。见则主其岁丰稔。”[53]延至康熙年间,相关记载进一步丰富。康熙朝漱雪轩刻本的《蜀都碎事》:“马湖府城东有三丰石。在江中,水涸见。张三丰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于石,无镌痕,墨迹如新。”[54]《古今图书集成》:“三丰石,在府(马湖)城东江中。水涸见。有张三丰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于石,无镌痕,墨迹如故。” [55]“三丰石,在府(马湖)城东江中。水涸始见。有张三丰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于石上,无镌痕,墨迹如故。”[56]万历时期,石上只有“太平石”三字,与张三丰的联系完全依凭着民间传说,“张三丰浴于上”。到了康熙年间,文献中又多出采择于苏轼《后赤壁赋》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并直陈“张三丰书”。
“太平石”与宣德朝发生联系则迟至乾隆年间。乾隆《屏山县志》所收《张三丰传》:“宣德间,寓屏邑之万寿观。于万涡石上题‘太平石’三大字,中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今淤沙中,见则邑中大庆。” [57]《古迹》:“太平石:在城东江中。水涸时见。石额横书‘太平石’三字。中两行直书‘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八字。前书宣德乙未云水张三丰记。” [58]两处记载都明言张三丰于宣德年间题写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八字,尤其是《古迹》中的描述极为细致。 “太平石”常年淹没水中,能够记载这么详明,必然源于亲眼所见。“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太平石见。” [59]1777年,金沙江处于枯水期,太平石得以重见天日。这也给予邑人细致观察的机会。“太平石”留存至今,“除原书‘太平石’及‘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云水张三丰’等字外,尚留有题记数个,惟被江水浸蚀模糊不清,唯明嘉靖间知府岐南子赵时吉及明天启七年等字清晰可见。”[60]这证明了乾隆《屏山县志》所记无误。
虽然“宣德乙未云水张三丰记”可将“太平石”的题记归于宣德朝史料,但宣德朝并无乙未年。《武当拳之研究》给出了解释。“《太平石》作‘宣德乙未’,实际宣德无乙未岁,宣德二年为丁未(1427),宣德十年为乙卯岁(1435),题刻之中必有一字之差错。” [61]这一推测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更有可能的是后人附会时的误书。毕竟从万历年间至康熙年间,都没有相关文献可资作证。因此,这处石刻无疑是伪史料。#p#副标题#e#
五、尾论
有关张三丰的记载浩如烟海,从文献记载至民间传说,各式各样的记载不一而足。而学术界却至今对张三丰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共识,其原因主要是鉴别史料。朱越利先生指出:“对张三丰进行学术研究,与这些题目不同不是没有资料,不是资料太少,而是资料数量庞大,但鉴别很难,从中确定既真实又能说明问题并且获得多数人认可的资料很难。”[62]因此,解决张三丰的相关问题,必须先从解析史料着手,即分析文献的问世时间和可靠性,按照史料出现的时间进行排比,从而确定材料的传承过程。
以此为原则,有关张三丰的史料,最早见诸文字的时间只能追溯到宣德年间。刨除后世伪造的史料,能够确定为宣德年间的史料只有大邑县的两块石刻,以及《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禅玄显教编》等传世文献。大邑县两块石刻的史源为吴伯理、《敕建大岳太和山志》的编纂者任自垣,都是元末明初的高道,其说自有所本。《禅玄显教编》的作者杨溥,为明初重臣,娴于朝廷掌故,其论述更毋庸置疑。因此这些文献无疑是最早一批的有关张三丰事迹的可靠记录。
根据这些文献,我们大致可以还原贴近于历史真实的张三丰。张三丰的出身,在当时即无定论。《敕建大岳太和山志》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以“不知何许人”为结论,《禅玄显教编》则予以回避。而大邑县两块石刻认为张三丰是张天师后裔的说法,实际上是天一道自相标榜的产物。张三丰的籍贯,只有《张神仙祠堂记》言及,其祖上在靖康之难中随金兵北上东北,遂以之为籍贯。
张三丰的生活年代为元末明初。有关张三丰在元代活动,只有《禅玄显教编》有所记载。大致可知,这时张三丰主要以“张剌闼”的名号活动于宝鸡金台观。至正六年(1346),冷谦将自己所绘的《仙奕图》送给张剌闼。洪武年间张三丰的活动轨迹尚且清楚。《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认为张三丰曾于洪武初年至洪武二十三年长期驻留在武当山。《禅玄显教编》则认为张三丰在洪武二十六年之前停留于宝鸡金台观。而将张三丰前往成都会晤朱椿置于其后。依据《张神仙祠堂记》的内容,杨溥的记载明显有误。具体的时间链应是:洪武初年,张三丰长期往返于宝鸡金台观,武当山及其周边地区。洪武二十三年,张三丰彻底离开武当山,洪武二十五年前往成都。离开成都后,在鹤鸣山盘桓数月,洪武二十六年九月,张三丰再次于宝鸡金台观出现。永乐二年,张三丰将《仙奕图》转赠于丘福。之后的张三丰行踪则无从得知。
张三丰在明朝皇室中影响极大。除了朱元璋、朱棣外,蜀王朱椿、湘王朱柏都与张三丰有过往还,宁王朱权也熟知张三丰。由于张三丰在明朝皇室的高知名度,明朝皇帝从洪武年间开始寻访张三丰。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命人留意张三丰。至永乐元年,朱棣专门命人对张三丰进行寻访。由于常年无从获悉张三丰的消息,永乐十一年以后,道士也参与到寻访的队伍之中。
[1]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 道光《德阳县新志》卷九《职官志》,道光十七年(1837)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3] 雍正《四川通志》卷七上《仙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9册,第322页。
[4]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九,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丙寅,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2981页。
[5] 《明太祖实录》卷三六上,洪武元年十一月辛丑,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665页。
[6]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洪武九年二月乙酉,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1741页。
[7] 光绪《铜梁县志》卷十三《艺文志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86页。
[8] 民国《汉源县志·寺庙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65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370页。
[9] 嘉庆《四川通志》卷四三《舆地志·寺观六》,《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3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
[10]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1] 《补续全蜀艺文志》卷四六《志余》,《续修四库全书》,第1677册,第546页。
[12]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3] 乾隆《大邑县志》卷四《艺文志》,《故宫珍本丛刊》,第205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62页。
[14] 《修鹤鸣观醮台公署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5页。
[15] (明)刘璋撰,张裔辑校:《皇明书画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4页。
[16] (明)王圻:《王侍御类稿》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140册,第281页。
[17]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8] 《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28页。
[19] 《汉天师世家》卷三,《道藏》,第34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36页。
[20] 《补续全蜀艺文志》卷十七《道释》,《续修四库全书》,第1677册,第113页。
[21] 《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四九《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720页。
[22]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3] 有关吴伯理生平,可参见姜一涵:《明初羽士画家吴伯理及其<乔松挺云图>》,《故宫季刊》1974年春季卷,第51-62页。
[24] 《张神仙祠堂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5] (明)刘璋撰,张裔辑校:《皇明书画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84页。
[26] 乾隆《重修龙虎山志》卷七《人物》,《藏外道书》,第19册,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第488页。
[27] 《迎仙阁记》,同治《大邑县志》卷十二,《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页。
[28] 张全晓:《明代武当山志著录疏误补正》,《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2期,第67页。
[29]《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诏诰》,《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30] 江百龙等编著:《武当拳之研究》,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4页。
[31]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诏诰》,《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32]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诏诰》,《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33]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十五《杂著》,《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404页。
[34]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十五《杂著》,《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404-405页。
[35]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二《大明诏诰》,《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36]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洪武十八年十月乙巳,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2668页。
[37] 《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六《张三丰传》,《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38] (明)任自垣:《进大岳太和山志表》《敕建大岳太和山志》卷六《张三丰传》,《武当山历代志书集注(一)》,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39] 有关《稗乘》的具体情况,请参阅张玄《晚明笔记体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第526-528页。
[40] (明)杨溥:《禅玄显教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15页。
[41] (明)郎瑛:《七修类稿·续稿》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01页。
[42] (明)祝允明著,薛维源点校:《野记》卷四,《祝允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88页。
[43] (明)李默:《孤树裒谈》卷三《太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第240页。
[44] (明)王鏊著,吴建华点校:《震泽长语》卷下《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4页。
[45] (明)王鏊著,吴建华点校:《震泽长语》卷下《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5页。
[46] (明)杨仪:《高坡异纂》卷上,《丛书集成三编》,第7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5页。
[47]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七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1页。
[48] (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七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71页。
[49] 《吴兴艺文补》卷三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77册,第144页。
[50] (明)杨溥:《禅玄显教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16页。
[51]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癸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3276页。
[52] 《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孤本元明杂剧》,第10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P95
[53] 《补续全蜀艺文志》卷五五《岩字石刻谱》,《续修四库全书》,第1677册,第643页。
[54] (清)陈祥裔:《蜀都碎事》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50册,第93页。
[55]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坤舆典》卷十四《石部》,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6375页。
[56]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六一九《马湖府部》,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13314页。
[57] 乾隆《屏山县志》卷五《人物志·仙释》,《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27页。
[58] 乾隆《屏山县志》卷六《杂志·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55页。
[59] 乾隆《屏山县志》卷六《杂志·辑轶》,《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42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858页。
[60] 屏山县志编纂委员会:《屏山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5页。
[61] 江百龙等编著:《武当拳之研究》,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62] 朱越利:《张三丰学术研究的难点》,《沈万三张三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
(本文作者:沈一民,系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朱玉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