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灵枢·逆顺肥瘦》说:“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长短,废绳墨而起水平也;式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
大概意思为:圣人发明创造的理论,上尽天时,下尽地利,中与人事相契合,必须要有明确的法规,来确定度量的标准、规矩模式,然后才能传于后世。所以说,匠人不能丢掉尺寸而随意定长短,不能放弃绳墨而求平直,不能不用圆规而画圆形,也不能抛开矩尺而画方形。知道了这些法则的运用,就能够顺应自然,运用简单易懂的方法,掌握顺逆的常规。
风水更是有明法法度,英国著名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 Ham)对中国风水有较深的认识,视中国风水为“准科学”。风水“是使生者和死者之所处宇宙气息中的地气取得和合的艺术。”
他对风水基本内涵认识是:如生者的居室与死者的坟墓不置于适当的地方,各种灾祸将殃及居者与墓中死者的子孙;反之,吉地将带来福寿和福祉。每个地方都有其特定的地势,局部性制约着各种气场,人们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调节和选择位置,获得所向往的和谐。不可见的气的力量与性质,往往为天体位置所左右,所以,通常一个地方的风水还要将天体位置考虑进去,此外,人工可以改善风水。
中国历史上就有不少人工改善风水的成功案例,田园诗派创始人陶渊明的祖父陶侃就比较具有代表意义。济南卧牛泉据说与陶渊明的祖父陶侃有关,位于趵突泉公园奇石馆前,与皇华泉东西相对。东晋陶侃葬其父于牛眠之地,后位极人臣,后世遂以卧牛之地为福地,故名。明晏璧有诗咏之日:“昔闻陶墓有牛眠,今见齐州溢井泉。千载历山遗迹胜,秋风禾黍满虞田”。不少迹象都显示出,陶侃确实是人工改善风水的典型人物之一。
话说距今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在江西九江有位姓陶名侃的人,这位陶侃兄真乃命运多舛,生于贫困之家,可谓食不充饥,仰无以事,俯无以畜,殊可怜矣!中国古代相信命运的人不少,“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观念已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文化意识中,然而,尽管如此,真正安贫乐贱的人却不多。陶侃兄就是庞大这队伍中的急先锋,整天做着美梦,盼望着出人头地那天的早日到来。但是,貌似天公不作美,改变命运原来没有梦中那么容易,还未长大成人的陶侃,又遭遇了丧亲的无常。风雨之后不见得都是彩虹,更多的时候还可能是冰雹、大雪等灾害。
这一天还是来了,陶侃还没来得及埋葬已故亲人,家中饲养的一头耕牛又突然不见了。在耕牛是主要劳动力的时代,是不能承受的痛,陶侃以后的生计就全指望这耕牛呢。于是,陶侃也顾不上招呼奔丧的亲友,急忙沿着村旁的小山岗去找牛了。只看见树木葱葱,山峦叠嶂,去哪找牛的踪迹?此时心急火燎的陶侃,根据以往的经验,学牛哞哞的叫了几声,希望能听到个回应声。这时还真从树林中走出一位双目炯炯有神的老者,颇有神仙范。老者见到陶侃,凝视片刻,脸上露出祥和的微笑,闻名了情况后,老者对陶侃说:“前面的山岗上有一头牛,卧在一个水洼里面,看样子应该是睡着了,但不知可是你要找的牛?”
悲喜一瞬间,希望就在前方。陶侃听后,赶紧跑向前面的山岗。就在这时,陶侃又听老者说到:“那牛眠之地可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啊!倘若有人将过世的亲人埋葬在那里,后代必定大富大贵、高官显爵。”听老者说完,陶侃不禁好奇地转过身来,看到老者目光坚定地看着自己。于是又好奇地问道:“老伯您好,除了这牛眠之地,这哪还有风水宝地吗?”老者环顾四周看了看,过了不大一会,又指着旁边的一座小山说:“这山挺好的,能出太守级的高官。”说完这些,老者便飘然而去。
当时,前来奔丧的亲友已经为陶侃的亲人选好了葬地,但陶侃执意要在牛眠之地埋葬亲人,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能够占一方风水宝地,这种“不安份”之举是必然的。众人都是很不理解,陶侃便将老者的话又说了一遍,众人虽然还都是半信半疑,最终还是依陶侃的意见为主把他的亲人葬在了此处。话说来也奇怪,从此陶侃家便逐渐好运吉祥。先是陶侃进了县衙当了一名小厉,后来可能贵人运比较旺,上司极为赏识,加上自己比较勤恳,做事认真负责。后逐渐出任郡守。当了郡守,陶侃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及发展农业生产,颇得民心。永嘉五年(311年)任武昌太守;建兴元年(313年)任荆州刺史,官至荆州、江州刺史,兼管八州的军事,从而上升成为东晋王朝大权在握、职位显赫的军政要员,这样老者的话也都应验了。
至于老者指出的另外一块风水宝地,后来陶侃给了好友周访。周访的父亲去世后,就在陶侃所指的地方安葬其父。更为离奇的是,周访也官至梁州刺史,并且三代都连任刺史,成了江东的显赫家族。
由于牛眠之地使得陶侃占到风水宝地,后来的风水先生也就接受了这个形象的名词,也称风水宝地为牛眠之地。这件事对陶侃的启发很大,到了晚年,陶侃把时间及经历用于对风水的研究上,还写了不少风水方面的著作,其中有一本便是《捉脉赋》。所谓捉脉就是捉“龙脉”。
这并不是什么民间传说、野史故事,而是记载于正史《晋书》卷五十八《周访传》之中的事件,因此这个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作者系陕西省民俗学会易经堪舆专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