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6日至8日，由广州市荔湾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广州市道教协会指导，广州市道教黄大仙祠、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现代视野下的城市道教交谈活动”于广州迎宾馆举行。
广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高飞、宗教一处处长何寓岑，荔湾区委统战部副部长杨润明，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李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道学研究中心主任樊光春、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深圳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大华，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教务处主任袁志鸿道长，广东省道教协会会长、广州市道教协会会长潘志贤道长，广东省道教协会常务副会长梁俊雄道长等出席开幕式，广州市道教协会副会长、广州黄大仙祠住持车志荣道长主持开幕式。
开幕式上，潘志贤道长代表广州市道教协会热烈欢迎了参会嘉宾，表示举办黄大仙诞暨现代视野下的城市道教交谈活动，是广州道教界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认真落实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广州市委“1312”思路举措，大力弘扬道教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进道教文化创造性和创新性发展，助力广州建设文化强市和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重要举措。并希望参会嘉宾以此次交流会活动为契机，博采学术、增进交流、开拓视野。
李刚致辞谈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当今社会，如何理解道教文化并使之适应时代变化、回应时代问题是教界与学界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关于城市道教的主题研讨，既是一次创新，也可以作为研究道教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其道教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方式，本身也极富参考价值。本次会议汇聚了教内高道和学界名家，既具学术水准、实践经验，也很有现实意义，可以通过双方在道与术、理论和实践的交流与碰撞中，为当代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拓展广阔的空间，为道教文化的振兴探寻有实践可行性的途径和模式。
高飞在致辞中，介绍了广州市在促进道教文化传承与发展上所做的重点工作与关键成果；对道家文化作为独特辉煌的民族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及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道教界与学术界作为道教文化共同的守护人和传承人，肩负着讲好中国故事、道教故事的历史使命，一是要牢牢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发展方向，二是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三是要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自身，书写出更多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篇章，为助力广州高质量发展实现的“四个出新出彩”和“老城市新活力”贡献力量；并预祝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此次活动设置了“大师论道”专题座谈和分组交谈两个单元，三十余位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道教协会与上海、北京、苏州、贵州、广州等省、市级道教协会负责人，从现代视野下道教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构、道教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现代路径等多个议题出发，跨界对话，对于进一步推动道教中国化与现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启益。
“大师论道”专题座谈中，李刚、樊光春、程乐松、李大华四位学者，针对道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进行了研讨。
李刚认为，道家学说具有一种创造性的解释模式，是原创性的，也富有开放性，有着无穷想象力的、创造性的诠释空间；道家学说没有历史的制约和包袱，能够比较轻松地融入现代的理念，为现代人所接受与欢迎；再者，《道德经》是外文翻译版本最多的中国古代典籍，道家文化也代表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取得比较普遍的认同的有效性，为西方民众所支持；更可以通过建立“老子学院”等推动与西方进行文明对话。
樊光春指出，通过历史研究和文献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发现道家和道教是一体的，两者相辅相成，因而应该联系起来叙述。文化，需要一个载体。道家思想是道教教义的精粹，是灵魂；没有道家思想，道教教义及道教难以深邃与壮大。没有道教这样一个宗教性团体几千年来的传承与努力，道家思想的传播也将相当受限。就现代人的迷茫和困惑，樊光春认为道家经典《文子》中的“随时而举”“随时而适”极具借鉴价值，并归结为“三随”与“三不随”。三随是随遇而安、入乡随俗、萧规曹随，三不随是不随波逐流、不随心所欲、不随随便便。
程乐松谈到，关于道家文化的现代价值，通常有着三个比较性的视域，即儒道之间、中西之间、古今之间。事实上，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不存在儒、道的截然两分，来自两者的滋养，并行不悖。儒家构建了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历史性、传统生活的秩序、精神生活的稳定性，而道家则相应构建了中国人的想象力、精神意义上的自由、精神生活的开放性。
关于古今之论，程乐松认为，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道德经》并不是一个过时的东西，永远是当代的经典，道家文化也永远是当代的思想，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现代性一个比较大的副作用，便是对于效率的盲目追求，忽略了每个人的个体精神生活的丰富，不论西方人和中国人，都面临着这样的精神困境。而道家对生命的尊重、对万物的尊重和对自身与世界之间融合性的尊重，可以为所有人提供了一种精神生活的选择，可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城市生活中，建构起一种属于个体能够丰富自我精神的内在的网络和策略，推动我们不断融入现代性。
李大华将儒家“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一种熟人社会的德性，在陌生人社会或说现代社会中，其有效性被淡化了；并认为道家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观念“真”“容”“公”，恰恰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缺乏的。真，即真实，是一个人的德性修炼，追求做一个真人，保持自己的真诚、客观、纯洁。容，即宽容，是一种高超的有容量的在意，这是道家独树一帜的一个价值；社会需要宽容，有宽容，才会有公平。公，即公平，平等看待所有的事物，无偏差、无成见，客观地。李大华认为我们应该在坚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再加上道家的“真”“容”“公”的道德修养，才能形成良好的现代公民道德品质。李大华强调，文化的价值是一种人文角度的价值理念，区别于事实性的财富上的丰富。坚守人的基本价值，就是守护做人的根本，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
分组交谈中，与会专家学者及高道大德围绕城市道教相关研究领域展开了氛围热烈、精彩纷呈的学术交流，主题深刻，范围广泛，纵横古今中西。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蔡林波谈到，当代城市青年群体有“自发性”的崇道文化趋向，究其原因，一是文化本土和寻根意识的缘故，二是健康养生与生活方式使然，三文化资源与精神诉求促使。认为当代青年人的个体人格独立意识，与道教的精神气质似乎颇为合辙，能激发其他们的活力、勇气、创造性和正义感，以及带来生命的尊严和意义，因此相当多的青年人对道教产生好感和亲密感。目前流行的“玄幻”一词，也映射出了数字时代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自我状况，这是青年人试图消除横亘在“玄幻”和“实在”之间的鸿沟，身心合一地沉浸在“元宇宙”中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结构和数字化的网络、手机、智能技术等因素，所共同进行文化“塑型”的结果。
李刚从“作为中国古代科幻的道教与现代科幻”“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休戚相关”“城市道教与现代科技比翼齐飞”三个方面探讨了城市道教与现代科技话题。认为道教的神仙信仰反映了中国古人解决死亡问题的终极理想，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祖先的一种“科幻”意识。这种古代“低科技”水平的道教神仙信仰“科幻”，与当代建立在超高科技水平上的科幻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唾弃死神”。当今城市道教实现“神仙不死信仰”的题中之义和当务之急，是从纯粹心性修炼的内在超越之路上走出来，走向格物致知钻研生命技术的外在超越之路，从“虚学”走向“实学”，使神仙不死的故事从想象进化为真实；把传统生命技术优势与现代科技的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等结合在一起，寻找到一条更好的、威力更巨大的生命技术路线，同现代科技并肩作战，挑战死亡。
樊光春分享了对2010年后中国道教走向的观察报告，指出“李一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宗教背景的；目前道教宫观管理体制对道教的宗教个性关注不够，在实际运作中极易产生流弊，从而妨碍道教优秀成分的发扬。建议推动道教改革，改革应侧重在两个方向：一是与时俱进，二是回归传统。与时俱进强调服务功能，回归传统是指在修持方式上回到全真道创立以前的状态。
程乐松以“单数，抑或复数的道教——从道教学到道教义理的建构”为题，阐释了处理“道教是什么”的理论课题与“什么是道教”的具体研究这样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需要有多面向的视角综合，即我们需要一个复数的道教才能充分阐发道教信仰的基于社会生活的本土性。同时，面对现代社会生活和知识模式的道教信仰，需要有一个内在自洽的自我叙述性的义理建构，以展开其应有公共空间及当代价值，加入具有当下性的本土社会与文化生活。
北京市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张兴发道长探讨了当代道教文化建设的新范式，指出道教自创教伊始便重视文化建设，在此基础上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当代道教文化的建设，从个人开展兴趣研究正逐步向有组织地进行道教文化研究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对于道教文化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固定的范式，不仅促进了道教文化研究的兴盛，也促进了道教文化的健康传承。张兴发认为，当代道教文化建设的新范式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成立道教研究机构，进行道教文化研究；二是创办道教研究刊物，刊载道教研究文章；三是举办道教文化研讨会，开展道教学术交流；四是开展大型道教文化研究工程，助推中华传统文化弘扬；五是出版道教研究书籍，展示道教文化研究成果；六是建立道教网站，接受新媒体传播。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张泽洪讨论了唐代长安道教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系。认为唐代长安是道教城市山林的典型，也是全国儒释道三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道教宫观、佛教寺庙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予唐代社会政治以深刻影响。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从唐代长安道士与儒士、僧人的三教论衡，道教、佛教为宣教弘道的俗讲，唐诗中所见高道名僧的酬答唱和，反映出儒释道三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室主任汪桂平以“清代宫廷与真武信仰”为题，梳理了真武玄天上帝在清代宫廷中的信奉情况以及真武信仰在清宫中的地位和影响。汪桂平指出，在清代皇宫御苑里有多座供奉真武大帝的场所，如主祀真武大帝的钦安殿，配祀真武的玄穹宝殿和景山护国忠义庙。这些皇家道观像设庄严，等级崇高，活动频繁，是清代宫廷举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并承担着设坛礼斗、祈寿祈福、升举度亡、祈晴祷雨等多项道场祭祀功能，发挥着护国安邦、保佑皇室的重要作用，可见道教文化和真武信仰是清代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昆山市道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石牌东岳庙管委会主任归潇峰道长，以昆山市巴城镇石牌街道为例，探讨了城镇化背景下的信仰变迁与空间重构的现状，及其管理新模式对促进城乡关系融合、社会文明治理、精神文化重塑的积极意义。他指出，宗教总是在自身的生产中间完成转型和改造，而城镇化背景下对乡村庙宇的“拆小建大”合并安置过程中所信仰空间的错位、人神关系的重构、香头身份的消解等问题，就是不断改变和调适的过程，这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宗教与信仰的变迁与重构也具有实际意义。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赵卫东介绍了孙克宽先生的全真道研究的重点成果、主要观点及学术价值。孙克宽作为宋元道教研究专家，其道教研究著作主要有《元初正一教与江南士大夫》《宋元道教之发展》《元代道教之发展》等，这些著作体现了孙克宽针对早期全真道的如下观点：王重阳因遁世与反金而创立全真道；全真道的创立有功于保种存文；三教合一虽为全真道的中心思想，但其更偏重于儒释；全真七子思想各有偏重，内丹道南北宗，既在地域上有南北之分，又在传承上有南北之别，更在修炼方式上顿渐之异。赵卫东认为，孙克宽的全真道研究，虽深受陈铭珪、陈垣、姚从吾、钱穆等影响，但在诸多问题上有独立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真道研究的深入与发展。交谈现场，赵卫东还探讨了道教应如何推动慈善事业发展、道教经典普及、养生文化推广以及教职人员养老机制建立等问题。
广东省道教协会副会长、江门市新会紫云观住持刘嗣传分享了全真道教在岭南地区的传承现状和社会贡献，既积极举办各种宗教活动、宗教节庆，注重弘扬道教文化；也广泛参与各项公益事业，支持灾区，推广生态环境保护等。并强调了道教养生文化，对人们修身养性、提髙生命质量等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李大华探讨了宗教改革的问题。回溯世界范围内几次主要的宗教改革，以及王重阳推动全真道的新兴与其教义的升华，李大华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历史上的宗教革新总是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和宗教自身的发展。在一种宗教或文化不能有效维持它的社会功能和履行社会担当的时候，需要去履新和勇于担当，尽管革新会冒很大的风险，可是其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是，无论是社会变革先导的宗教革新，还是为适应社会变化促使宗教主动做出的调适，都使宗教自身获得了一种现代性，也就是获得了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李大华指出，宗教革新运动只要是积极的，就应当是与社会进步相一致的，是符合人类的进步方向的。对于道教来说，首先，面对现实生活，应当勇于回应，用自己行之一惯的价值观念解答人们关心的问题，也就是走进公共社会空间，占据属于自己应该占领的地位；其次，努力从传统的宗教学说中开出现代价值，如道教的自由观念和环境观念等，并形成社会影响；其三，需要将道教的有关教义教理简练化，便于宣教和传播；其四，应当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批富有学养和德行高尚的教职人员来弘扬道教。
活动闭幕式上，车志荣道长介绍了主办此次交谈活动的初衷与愿景，并谈及了中国城镇化大趋势下，城市道教发展及教士修炼面临的困境、挑战与可能出路。困境与挑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城市人口密集、空间有限、资源紧张，特别是重要资源——土地的稀缺，极大限制了宗教场所的扩展；二是城市内工业化、现代化程度高，工厂多、机动车多，水质、空气污染危害性大，对教士修炼造成极大干扰；三是城市内消费水平高，生活费用支出比重大，若宫观财力不逮，教职人员待遇太低，教职队伍的增补将难以为继。三是城市区别于山林、乡村，各宗教更为集中，如广州越秀区，据2020年9月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公布的数据，区辖内经各级政府批准登记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点）共有21个，宗教场所多意味着彼此竞争大；四是面临着如何依据城市本身规模和文化性质，找准城市中道教的发展方向与方式的问题。关于进一步推动道教现代发展，车志荣认为，一是借鉴外来宗教的传教思路，提高主动性，先谋生存，再求发展；二是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另辟蹊径，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供需关系出发，以承担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为宗旨，从迎合信众转向由宗教团体创新产品、打造市场、引导信众；三是改变道教文化传播途径慢、弱、窄的问题，遏制诸如小红书、抖音等平台歪说曲解蔓延的趋势，摒弃短期思维，以一种长期的信念，有效利用政府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及新媒体平台创新弘道方式，全面展现道教积极、正向的一面，走“上坡路”。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道教学院常务副院长袁志鸿道长对活动的圆满结束表达了祝贺，并指出，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规范了的文化文明的内容，与“黄大仙文化”在根本上一脉相承，有着异曲同工的价值和意义，都是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滋养着新时代的现代社会、现代人。黄大仙文化信仰充满魅力，都市中的广州黄大仙祠，既是传统的黄大仙文化、道教信仰的体现，是给予市民完善信仰、心灵安抚和交流场所，其建筑展示了绝妙的传统范式，同时，也是道教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最好践行处。道教作为本土宗教，应在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要求下，专注思考和实践道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信众，服务社会。
梁俊雄道长认为，本次活动交流的城市道教主题非常契合当前道教面临的实际情况和真切问题，即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山林、乡村等各种形态的道教势必逐渐与城市道教同质化。且随着新文化教育的深入，建立在旧文化基础上的道教将面对必须进行改革的事实。关于如何改革，梁俊雄道长坦承因道教原本稳定的体系短时间无法重建，因而无法通过行政上的顶层设计来完成，需要教内充分发挥改革开放时期“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根据各自不同地域、不同特点和不同城市文化特性，进行适宜的改革探索，并慢慢整合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各教职人员应不断加强自身素质建设，特别是年轻一代，要尽快成长起来，逐步提高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投入到道教经典、教义、思想整理及系统化的工作中，为后世留下当代的文化遗产。梁俊雄指出，学术与信仰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学界与教界可以联合起来，加强交流，共同研究，彼此促进，推动道教在适应现代化中走得更远、更稳。
（广州黄大仙祠晨风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