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蟠距八百余里”的区域概念，肇于宋元史志，至明代被确立为法定山界。随着东、南、北三块界碑陆续被发现，其边界走向与古籍记载基本吻合。唯独西界“鸦鹕寨”的确切位置，历来是学术界争议焦点。经十堰广播电视台研究人员实地考察，这一历史悬案终获突破，武当山西界得以准确定位。
明成化二十年（1484年），明宪宗在《敕谕官员军民诸色人等》诏谕中首次清晰划定了武当山四至范围：“东至冠子山，西至鸦鹕寨，南至麦场凹，北至白庙儿。”经过实地考察，冠子山即今丹江口市与谷城县交界的大界山附近；麦场凹位于丹江口市与房县边界的界牌垭至分水岭一带；白庙儿即今六里坪镇白庙村所在地。考察后发现，明代确立武当山边界时，显然遵循着地理与行政区划双重标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姚峰认为，武当山的界碑往往放在古代人流量较大便于传播的交通要道一般放在路的垭口处，界山往往以大山大河为界，界山和界碑之间往往有一段3-5公里左右的距离。
针对武当山西界碑选址争议，经过深入勘测和历史文献综合考证，分析相关基础数据与地理特征，依据既定的划界原则和区域规律，最终确定处于十堰茅箭区与白浪开发区交界处的柯家垭子为最具代表性的西界定点。
姚峰总结说，不管是地名和地理条件都完全符合古文献的记载，所以综合判断武当山西界碑的位置就在十堰市茅箭区境内的柯家垭。遗憾的是，传说在1930年左右在修建老白（湖北老河口至陕西白河）公路的时候，石碑被工人砸毁作为基石铺在了路面上。
界碑所载“西至鸦鹕寨”的具体方位，在明清至民国地图中均无明确标注。研究者们以柯家垭子为中心，半径5公里左右范围展开排查，最终锁定茅箭区南部的“康家村”七组——该地古称“垭虎寨”的方言音转痕迹显著，或为西界界碑所指方位。
在当地向导引领下，探索人员攀至对面山腰一处险要寨址，实地勘察其寨墙遗存。该地三面绝壁、居高临下，地形特征与“寨”的军事属性高度契合。
茅箭区茅塔乡康家村七组75岁村民王明才介绍，此洞主要功能是供乡民在战乱时期躲避匪患。洞穴所在的垭虎岩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山脊以东属均州管辖，以西则归郧阳府治下。
原来，人们苦苦寻觅的八百里武当山西界，就坐落于如今的茅箭区茅塔乡康家村。五百多年前，这里曾是古益州和古荆州的分界线，也是均州府与郧阳府的分界线，同时也代表着武当山“四至”中的西部边界。
在空间定位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将古地图与现代地形图叠加，精确等比例尺测量发现武当山周长约为400公里，与历史文献“根蟠八百里”的描述，显示出高度一致性。
武当山“四至”西界的精准定位，使明代“八百里武当”的完整疆域首次精准确定。填补了600年来文化地图的关键碎片，激活了线性文化遗产廊道，重构了大武当旅游格局。在文明对话日益重要的今天，完整山界的确定让武当山真正成为“看得见的美景，摸得着的传承”。
（本篇图文转自武当山道教协会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