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北道教的人类地理学渊源

西北地区拥有广袤的国土，分布多种地貌，崇山峻岭、大江大河、高原平陵、湖沼草原，是人类生殖繁衍的摇篮。从蓝田猿人，到现代西北民族，其间经历了近百万年的进化历程，其中以宗教信仰为表征的人类心路历程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在西北古代社会，华夏族和诸多少数民族互相角逐，西北的版图写满了民族融合的印记。它反映在宗教领域，就是各民族宗教观念的相互吸收和整合。西王母和黄帝，代表了上古西北人类神灵观念的集大成，《山海经》则作为上古历史、地理和神话的百科全书而流传至今，昆仑山和崆峒山作为上古仙山为世代求长生者景仰。华夏族的敬天法祖和山川祭祀，与少数民族的英雄崇拜、萨满巫术相辅相成，成为道教产生的不竭资源。

西北道教的历史，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仅早期道教正式形成于今西北境内，道教思想的主要成分、道教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知名人物亦发生或活动于西北大地，近世道教的主要宗派更是源于西北。西北境内有五岳、五镇中的西岳、西镇，四渎中的长江、黄河、汉水，自西周至唐代，长期在西北定都，历代朝廷的天地祭祀和对名山大川的祭祀活动带动了本土宗教的发展。终南山古楼观、重阳宫等宫观，则是自隋唐至金元间近8个世纪的道教圣地。即便是在整个道教趋于衰微的近现代，西北的道教活动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道教的创立时代及西北道教与佛教的关系

研究西北道教历史，首先要面对中国道教何时创立这个大问题。

在北朝以前，史书以老子创立道教为成说，其代表为《魏书》释老志：“道家之原，出于老子。”此处所言“道家”即今人所称“道教”，文中所说老子“道家”的种种特征，都是道教的神仙学说。而到北周时，因佛道两教争论先后、优劣，有僧人道安将道教与老子相割裂，抹煞张陵五斗米道本为黄老道支派的事实，称“今之道士，始自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1]由是，道教创自东汉张道陵流传于世间，以至成为现代学界的定论，甚至写进了中国道教学院的教材之中。[2]然而，对于这一说法，与早期道教经典的自我追溯不符；现代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质疑。《老君说一百八十戒》开篇叙述道教由来：

昔周之末赧王之时出太平之道、太清之教。老君至琅琊授道与干君，干君受道法，遂以得道，拜为真人。又传《太平经》一百七十卷甲子十部。[3]后帛君笃病，从干君授道护病，病得除差，遂复得道，拜为真人。今琅琊有木兰树，干、帛二君所治处也。[4]

文中所述干吉，通作于吉；帛君即帛和，二人都是汉代人。干（于）吉传《太平经》也是汉代之事。这篇经文为何将汉代之事前推至战国时（周赧王公元前314～256年在位，为周朝最后一位国王），似乎是为了将干吉太平道与聚众造反的张角划清界限。又见《大道家令戒》：

道重人命，以周之末世始出，奉道于琅琊，以授干吉。太平之道起于东方，东方始欲济民于涂炭，民往往信其道。……后道气当布四海，转生西关……五千文……付关令尹喜……西入胡授以道法……赤汉……出黄石之书以授张良。……汉世既定，末嗣纵横，民人趋利，强弱纷争，道伤民命，一去难还。故使天授气治民，曰新出老君。言鬼[5]者何？人但畏鬼不通道，故老君授与张道陵为天师，至尊至神，而乃为人之师。……道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于蜀郡临邛县停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与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分布玄元始气治民。……张角黄巾作乱……道使末嗣分气治民汉中四十余年。……自从流徙以来，分布天下，……群臣纷争，群奸相将，百有余年。魏氏承天驱除，历使其然，载在河雒，悬象垂天，是吾顺天奉时，以国师命武帝行天下，死者填坑。[6]

从文末行文分析，这篇道经似为寇谦之所作。经文追述了战国中期至北魏期间道教传播的历史过程，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以“道”为最高信仰对象，而不是直接以老子或老君作为最高信仰对象。传授道经者为“道”，而非老君；二是将道教诞生年代确定在战国中期（即“周之末世”）；三是将北魏以前的道教划分为6个阶段：干吉太平道、尹喜受《道德经》及“道”化胡、黄石公授书张良、“道”授张道陵创正一道、张角黄巾、汉中鬼道；四是为了将张角从道教传承中抹去，将其直接传续的干吉太平道前推至战国。

在现代学者中，傅勤家在《中国道教史》中以“于吉太平道及张角”作为道教形成的标志，[7]其评判标准是《太平经》的编撰及流传，但只追溯至《太平清领书》而未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萧登福在对佛教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系统考证了道教起源的各项特征，从神仙信仰、修炼方法与科仪、祭坛仪制、组织教众、先秦道家攀引神仙方术、先秦及西汉出现大量修仙经典、“道士”与“天师”的名相区分等10个方面加以论证，彻底否定张陵创立道教之说，认为道教创立于战国之初，老子为道教教主。其主要结论是：“战国至西汉之道教，已具有信仰，有修炼之法，有广大信徒，且由帝王带头参与其事。其宗教的条件，皆已具备。再者，此时所谈的理论与后世的道教并无不同，亦无太大的相违之处。就先秦之方士与后汉之道士来说，其差异，远比佛教小乘与大乘，或大乘与密宗之差异小多了。因而如就信仰、仪轨、信徒等三方面来说，道教成为宗教的三大要件，在战国之初都已具备了。”[8]李申发表《黄老道家即道教论》，认为道教形成于西汉。[9]韩秉芳则将道教的起源和发展划分为3个大的阶段：战国至秦汉为原始道教阶段；以西汉甘忠可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为开端，至东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起事为民间道教阶段；南北朝寇谦之、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改革天师道之后为正统道教阶段。[10]就西北道教的历史文献检索来看，3个大的阶段符合西北道教的实际。

西北道教与佛教的关系，也是考证道教起源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佛教之传入中国，向以东汉明帝时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驮经至洛阳为标志，时为公元1世纪中叶。而在此之前半世纪的西汉元寿时，已有佛经传入中国。公元前2年（汉元寿元年），大月氏遣使臣伊存到汉朝，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学界认为这是第一部汉译佛经。经中称：“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这件事说明，“老子化胡”的道教神话，是同佛教传入中国同时发生的，因此决不会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刺激了道教的产生。至于老子神话，早在战国时有屈原《楚辞·远游》称其“恬淡养性，致寿数百岁”，汉成帝时（公元前32～前7年）刘向又在司马迁《史记》中有关老子“莫知其所终”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老子加以神化。他在《列仙传》中说尹喜与老子游历流沙之西，服巨胜实，因此长生。接着，这种说法又从西域传到中土，并且发展为老子化胡之说。老子化胡之说首先见之于佛经，说明两个现象：第一，老子在中国已经成为长生不死的神仙，对他的崇拜和信仰标志道教信仰形态的成立；第二，佛教进入中国，在道教神仙信仰遍及朝野的社会环境中，为了立足，打“老子牌”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当佛教在中国由渗透转而全面发展之时，道教也完成了从原始道教向民间道教和正统道教的转化。西晋时，有长安道士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激起佛教界的反感，因为此时佛教已经在中国立住了脚跟；但双方尚处于势均力敌的态势。南北朝时期，北方出现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其中氐、羌族具有五斗米道的传统和背景，因此在佛教全面发展之时，仍表现出浓厚的道教热情，以陕西关中为最集中出现的北朝造像碑，佛道题材几乎同时出现，而且在众多佛道合一的造像碑中不乏老子化胡的内容，亦说明当时佛教徒对道教神仙信仰的认同。

至北朝中后期，迅速扩张的佛教势力严重压制了本土文化，也给国家财政造成相当程度的威胁，因此相继发生“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这4起灭佛事件中的前3次，都源于长安地区，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灭佛。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佛教的王朝，同时都对道教予以扶持，甚至确立道先佛后的国策。任继愈认为，“道教生长在中国本土，约与佛教同时活跃在舞台上，但道教的命运不济，错过了大发展的机会，让佛教占先了一步。……唐朝时道教可谓盛极，它得到皇帝的支持，受到特殊的恩宠，道教的信徒人数和天下道观的数量也只有佛教的二十分之一。”[11]但是，任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佛道教人数和寺观数比例有待商榷。历史上，佛教势力果真超过道教20倍以上吗？据《续高僧传》卷5和《法苑珠林》卷100，唐太宗时，全国有佛寺3716座、僧尼不满70000人，而到武宗时，《旧唐书》统计的检毁之数为：大寺4600、兰若（隐修场所）40000座，僧尼260500人。而按照《新唐书》卷48百官志统计，全国道观1687座，道士776人、女官（女道士）988人、合计1764人；佛寺5358座（未计兰若），僧75524人、尼50576人、合计126100人。如按武宗时统计，佛教寺院和僧尼人数确实在道教的20倍以上。问题是，这样的统计发生在抑制佛教政策的背景下，统计难免有夸大佛教和缩小道教数量的嫌疑。而按《新唐书》之统计，佛寺为道观数的3.2倍，僧尼为道士数的71.5倍。《新唐书》对佛教的统计或许是客观的，而道教资料则有明显的疑问：其一，佛寺的平均人数为23.5人，而道观平均只有1人，这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在长安、洛阳和各大州均有若干大观，每观住有道士数十人，如按此统计则其他道观中有许多无人居住；其二，男性道士人数少于女官数量，也违反常规。884年（中和四年），长安太清宫道士杜光庭奉敕检括全国道观数目，总数为1900余所（不含亲王公卿舍宅为观数），道士15000余人，这个统计当符合实际，则佛寺为道观的2.8倍，僧尼为道士的8.4倍。西北地区的个案亦显示，在佛道二教都兴盛的唐代，两教寺观和人数比例远未达20：1。按照《唐代长安辞典》[12]的统计，唐代长安城及郊区共有佛寺180处、道观45处（不全），二者比例为4。王卡《敦煌道教文献研究》公布的材料说，758年（干元元年）敦煌地区沙州所辖六军州上报朝廷的僧道人数为：僧327、尼169，合计496人；道士137人、女道士37人，合计174人；[13]僧尼为道士数的2.9倍。

金元时期，全真道在北方地区迅猛扩张，一度占据许多佛教场地，由此引发了元朝中后期关于《老子化胡经》的大辩论，道教在辩论中败北，朝廷支持佛教夺回领地，并焚毁道经。经过历代兴废之后，佛道教各有发展。据《明清西安辞典》[14]统计，陕西西安府（含今西安、咸阳、渭南、商洛4市）至清代保存的佛寺582座、道观（未计城隍庙）201座，二者比例为3：1。据最新调查统计，近年陕西省有佛寺200处、僧尼1205人，道观309处、道士736人，佛寺数量少于道观，而僧尼人数为道士的1.6倍。这些不完全的统计资料说明，在汉代以来的两千多年里，西北地区除藏传佛教区域外，佛教和道教在合作和竞争中各有发展，道教宫观和道士数量都不及佛教，二者的比例大约保持在3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