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观原藏有明版《正统道藏》，清代咸丰年间毁于兵燹。1925年，藏经阁建成，汉上名士应龙翔捐赠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明版《正统道藏》1部，于同年十二月初三迓迎《道藏》入阁珍藏。长春观原保存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都二仙庵重刻的《道藏辑要》(彭定求编)1部、《云籍七藏》等道经单行本1套，均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1984年有关部门退还了《道藏》及《道藏辑要》残存的500余册。1985年又购得上海涵芬楼影印之明版《正统道藏》，珍藏观内。 

镶嵌于功德祠墙壁上的《天文图碑》是全国仅存的两块中的一块，为辽东千山著名道人李理安于1936年重刻。碑高207公分，上部刻有“谕旨”2字，两边为蟠龙祥云；中部为天文图，绘有二十八宿星座，星图四周刻有“长春琼玑”4字；下部有《玉皇宝诰》文，诰文之下为序文《长春观重镌彤天文图赞序》。在藏经阁后，有摩崖石刻数处，一处字迹漫漶不可读；一处被压在藏经阁墙基下，仅露出一个“高”字；一处刻有“甘棠”2字，旁署“乾隆乙丑国望”6个小字。甘棠即棠梨树。传说周武王时，召伯巡行西周，曾憩于甘棠树下，人们追思其政绩，因作甘棠诗，即《诗经?召南?甘棠》篇。后人对有政绩的地方官在其离任时，便以“甘棠”颂之。 

长春观的传戒活动，史载两次。一次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北京白云观主坛传戒师张耕云应邀来武昌主持传戒，因其离京时未领政府颁文，结果这次传戒活动未满百日戒期，被官府制止，“出牒而遣之”，致使传戒半途而止。一次是民国14年(1925年)，由龙门派第二十二代传人刘嗣授主持的传戒。刘当时任元妙观方丈，得到长春观的支持，并经当局同意，在长春观藏经阁主持传戒。此次戒期圆满，454名戒子载入《湖北省长春观乙丑戒坛登真》。黎元洪、萧耀南分别赠“大愿圆满”、“道岸同登”匾额。传戒后，刘嗣授留任长春观方丈。 

长春观的历任方丈、监院，记载很不完整，仅知有：姬知常(元代)、简志和(明代)、朱合真(清乾隆间)。道光年间为崔教淳，任职40年。崔之后有何理森、汪崇德、鞠复智、林本立、张志澶等。咸丰年有于本贤，同治年间有何合春、金教法等。民国时期有徐教广、陈宇定、刘嗣授、侯永德、陈明崑，陈明崑任监院直至武汉解放。武汉解放初，韩高超继任监院，到1990年病故。 

长春观1959年被列为武汉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列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道观。武汉市道教协会驻此。 

大道观　大道观位于汉口利济路171—199号。此处原为一水塘，旁有五皇亭。清道光年间，始修一庙，名玉皇阁。光绪十一年(1885年)住庙道人李敏将庙基、房屋、神像、法器等全部转给道友杜园椿，杜即扩建为十方丛林，改名为大道观。时有庙宇10多栋、大殿3间、场院2处，占地300平方米。 

武汉沦陷时期，伪市政府扩建利济路，大道观部分观址让做路基。殿宇拆毁后，由武昌长春观监院侯永德发起募化，并派知客裴至德重建，大道观始得恢复，裴即留下来任住持。重建后的大道观规模更大，有殿宇、客、寮、堂、库共7栋，山门灵官殿和玉皇阁均为2层，另有临街9个铺面，占地总面积1 632平方米，建筑面积有2 461平方米。 

大道观地处人烟稠密的闹市，在武汉道教四大丛林中以经忏著称，武汉解放前常住有道人六七十人，绝大多数擅长经忏活动。大道观主要靠经忏活动的收入和少量房屋出租的租金维持道众的生活。 

经忏，又称斋醮、法事，民间叫做放焰口、做道场，是道教的主要宗教祭祀活动。大道观的经忏活动在1945—1950年期间最为兴盛，半月以上的大型经忏，每年一般有七八次，小型的斋醮几乎天天不断。此外，还有一些例行经忏活动日，如每年农历正月初九的玉皇大帝诞辰，正月十九的邱长春诞辰(全真派称做“邱祖会”)，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分别是王灵官、雷祖的诞辰，十一月的冬至是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的诞辰，除夕为一元复始的迎春节。届时，观内都要举行不同规模的宗教祭祀活动。 

武汉解放后，经忏活动逐年减少。1949年7月大道观住持裴至德在商人集资支持下，办起了道生德织布厂，购得脚踏式织布机6部，吸收社会上熟练工人4人、本观道人2人参加劳动，经济收入可维持观内道众生活。1952年，裴至德逝世，观内缺乏主持人，宗教活动停顿。不久道生德织布厂同大兴织布厂合并，改名为一春织布厂，经济上与大道观脱离关系，2名道人随厂就业。在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一部分道人由政府发路费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一部分自谋出路，一部分年老体弱者依靠房租和社会救济维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