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重阳创全真道，以“屏除幻妄，独全其真”为宗，直指个人心性本原。王重阳立教虽以“三教归一”为标志，但根本教旨却源于道教内丹性命之学。而其崇尚心性了脱的精神旨趣实有受于唐代重玄学的趣韵，他把重玄趣味浓厚的《清静经》作为日常修持典要之一，即是例证。王重阳“心本是道，道即是心”的心体说，不仅宗承了庄子哲学归道入心的趣向，而且也是重玄学关于心道关系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

一、回溯道教重玄学的发展脉络

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无论是作为道教的改革派，还是以“三教归一”为标志，其立教理论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有其思想的渊源。据《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载，王重阳常劝人诵《道德经》、《清静经》、《般若心经》及《孝经》，以之作为修持的入门经典。撇开其因三教合一的文化兼容态度而纳入《般若心经》和《孝经》不谈，王重阳与道教本位文化的源流关系已是昭然若揭。《道德经》作为先秦道家文化的代表，本质上体现了王重阳向道家思想复归的趣向；《清静经》则是重玄学的重要代表作，可以表明王重阳对于重玄之道的推崇与继承。

本文认为，王重阳在理论上的最大建树和贡献莫过于确立了“心体说”，即“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①所蕴涵的理论主旨。我们先存下此话不论，而去探寻其理论源流。论及心体说的渊源，必推至刚才提到过的《道德经》和《清静经》，因为这两部书正是王重阳赖以立说、立教的重要著作。《清静经》的主旨是重玄之道（下文详说），而重玄之道本是因《道德经》而立名，故而我们只需要理清重玄学的源流脉络即可理解王重阳心体说的理论渊源。

重玄学作为道教（道家）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是《老子》的思想历史地演进至某个时期的反映，它在形式上以《老子》的文本为载体，而逻辑上则是对魏晋玄学思潮的直接承继。王弼对《老子》的“道”的历史性阐释首先使“道”是“有”是“无”以及“有”“无”关系问题突显了出来。其后，玄学贵无与崇有二派的理论偏执逐渐加深了“有”与“无”的对立。这种对立直接体现了道学义理在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它在逻辑上必然要求一种能够圆通有无的新的本体论的出现。郭象的《庄子注》对圆通前期玄学贵无、崇有二派的偏执与矛盾有着特殊的贡献。由于郭象系统而出色地发挥了庄子的思想，玄学的重心开始由《老子》转向《庄子》。郭象在很多地方都进一步发挥了庄子的基本精神，如他对《庄子》“坐忘”一词的解释，就完全将庄子随顺不滞的意旨阐发了出来，他说：“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既忘……又忘……”是对庄子“内外兼忘”意旨的极佳阐释，又开启了双重破滞的思想理路。继而，他又将其诠释为“双遣”的破滞精神，他在《齐物论注》中写道：“然则将大不类，莫若无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以至于无遣，然后无遣无不遣，而是非自去矣。”这种发轫于庄子，而被郭象宣示出来的“兼忘”、“双遣”精神，正是道教重玄学得以产生的理论基础。

首先运用这种精神理趣的是东晋学者孙登。在汉魏众多的解《老》流派中，孙登认为《老子》的根趣在“玄之又玄”（即“重玄”）一语，于是以重玄解注《老子》，开重玄之源。重玄学大家成玄英对此有评议，他说：“古今注疏，玄情各别。而严均平《旨归》，以玄虚为宗，顾征君《堂诰》，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晋世孙登，云托重玄以寄宗。虽复众家不同，今以孙氏为正，以重玄为宗，无为为体。”②这已明确表示出重玄学是以孙登《老子注》“托重玄以寄宗”为依据的。孙登的《老子注》已遗失，而其重玄之道却被后人所继承。

重玄学又称重玄之道，既可指解注《老子》的一个学术流派，也可指一种思想方法。重玄学基本的思想方法是“双遣”——外遣物事、内遣身心，遣滞去执、一无所滞。重玄学虽然在形式上是发挥《老子》的思想，但它承继的是两晋玄学“以庄解老”的思路，并以庄子内外兼忘、是非两不执的“坐忘”之道为旨归，所以它的理论实质和精神旨趣更接近于《庄子》。如果说老子主要是从本体论意义来阐发“道”的话，庄子则更多地从人“心”的角度来诠释“道”，因此可以说，庄子的思想更倾向于心性论。庄子借“坐忘”、“心斋”等概念所表征的归道于心的理念，成为重玄学的理论来源。唐代道教重玄学宗承了庄子重“心”的传统，并通过对心、道关系的思辨阐发，逐渐将修仙转为修心。

初唐至盛唐是重玄义理发挥最深刻、成果最丰富的时期。而初唐的成玄英无疑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著述《道德经义疏》和《庄子疏》均饱含着重玄意趣，而其解注的理路基本上承袭了郭象的《庄子注》。“重玄”一词的含义向来以成玄英的阐释为经典，他是这样阐说的：“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人，又滞于无，故说一玄，以遣双执。又恐学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既而非但不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③“玄之又玄”在《老子》的文本中本是对“道”的深奥玄远的特征的描述，成玄英依重玄理趣将它诠释为一遣再遣、遣滞去执的思维方式和超越精神，这是“以庄解老”的表现。成玄英依着这种重玄意旨，不断破解对于道教修为有碍的理论滞障。于是对最为根本的概念——“道”，成玄英也显出他破滞的精神，他认为道不是个本体，道之本根本无本。他说：“一者绝有，二者绝无，三者非有非无，故谓之三绝。……虽复三绝，未穷其妙。而三绝之外，道之根本，而谓重玄之域，众妙之门，意亦难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无所本，疑名为本，亦无的可本。”④道之本，原来只是个“无本”；道既无本，道也就不能成为人之所本了。这是本着重玄双遣理路而对道本、道体的破除，也就是对道本体的解构。基于对道本体的解构，成玄英所谓的修“道”也就成了修“心”，修心即是修道。

盛唐的司马承祯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道教重玄学者。由于对庄子重“心”意趣的重视，司马承祯特别强调心对于人生的特殊意义。因此，司马承祯的修道理论核心在“心”上。对于道与心的关系，司马承祯有过两句十分宝贵的话，他说：“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适今有。”⑤“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⑥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出，司马承祯把心与道看成是即本即体的关系，道就居在心中，而心的本体也就是道。这已具备了“心即道”的理论雏形。司马承祯认为，只要经过不断的遣滞修心功夫，去掉心中的污蔽，显现心的本性，道就能从心中再现而出，而这就是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