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信仰最初应是中国古人在协调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中衍生的产物，秦汉以后逐渐添加进祈福禳灾的内容，从而演变为一种在中国民众中广为流行的民 俗行为。中国人赴东南亚谋生时，很自然地将风水信仰带到那里，用以指导其在侨居地的建造活动。从早期东南亚华人的风水信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华人从旅 居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的历程。
风水信仰影响公共宗教场所地址的选择
早期华人在东南亚创建神庙、公冢等公共性的宗教场所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寻找“风水宝地”。光绪五年（1879），新加坡华人在《重修恒山亭 记》中指出，他们的公冢恒山亭“枕山襟海，虎踞龙蟠，右则新山雾列，左则荒冢星罗，虽非山水形胜之区，颇负灵秀钟毓之异”。恒山亭山环水绕，钟灵毓秀，达 到了新加坡华人对公冢的风水期望值。光绪十一年南安人在新加坡芋菜园兴建圣王庙来奉祀广泽尊王时，也对在新加坡找到的一块“砂水环抱，龙拱虎应，包罗八 卦”的庙地而感到由衷的满意。咸丰十年（1860）《新建福德祠并义冢凉亭碑》中，马来西亚槟城的华人也认为他们的义冢所在地升旗山风水甚佳：“升旗山之 左，自西南耸起绵亘数十里，走至东北隅，迤逦下垂。着倒地木形，两株叠接，虽肩膀护峰不起，而珠海前潮，于斯为聚。”尽管冢地似乎存在“肩膀护峰不起”的 美中不足，但碑记进一步指出，华人后续的埋葬活动证明这里不失为一个“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
风水信仰决定公共性宗教场所的重建
风水也常常成为公共性宗教场所重建和迁建时受重视的因素。光绪六年，新加坡琼州会馆天后宫因“字向不合”，风水不佳，迁建到“澜水回环，壮襟连 之体格；秀峰耸拔，卓笔势于云霄”的新庙址。光绪八年槟城水美宫重建时，主事人等用以号召信徒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宫位坐向不美，非大为更易创造，断不能 安乎神以保乎民”。槟城琼州会馆天后宫在光绪二十七年迁建时，风水上的缺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夫前虽有会馆盛祭，其地基不合乎三吉，则向道不从乎六秀， 且久而有坏，礼当迁也。”有的神庙甚至假借神灵乩示的名义，来调动信徒补救风水的积极性。槟城的清云岩，又称为蛇庙，奉祀清水祖师，光绪六年重建时，即以 清水祖师显灵自择风水为号召：“时至今日，祖师倍加显赫，故自为择地，更易坐向，坐以五庚五酉，向以五甲五卯，串缝针巳酉巳卯为分金。”在神灵显灵修复风 水的号召下，清云岩的重建得到信徒的拥护，短短数月内就顺利完工。
海外华人对私人坟冢的风水好坏也颇为在意。位于槟城的福建义山曾先后两次颁布公冢条规，其中有不少条款是专门针对华人在私人坟地上做风水的活动 而制定的。例如，光绪庚寅年的《波池滑闽公冢条规碑》共开列27条规约，其中第1、2、4、9、10、11、12、15、19、24条涉及私人坟地做风水 的行为。这些条款大多为公冢董事们为了防止私人坟地上做风水的行为危及他人或整个公冢的地理风水而作出的相关规定，说明当时华人在私人坟地上做风水的行为 是相当普遍的。
风水信仰折射出东南亚华人社会转型的历程
众所周知，谋求好风水旨在借助好的地理风水来使生者受益。东南亚华人也不例外。按照当时华人的看法，前述恒山亭冢地的好风水，给来此谋生的华人 带来了明显的好处，《重修恒山亭记》指出：“自是以来闽之商旅是邦者，弥觉富有日新，而祈祷斯亭者亦见熙攘辐辏，信乎地之灵人斯杰也。”值得指出的是，东 南亚华人寻找“风水宝地”的普遍行为，是出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考虑。例如，光绪二十七年《广东暨汀州重修旧山凉亭水圳序》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们 为公冢谋求好风水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马鬣牛眠”之吉地，以“共仰发祥于异地”。这说明他们已经有了在“异地”落地生根的明确想法。还有许多私人墓地的 铭刻，也反映出华人借风水来谋求他们在侨居地的长远利益的目的。苏门答腊岛钟怀素墓的铭刻“佳冀吉穴真龙千秋传颂，还期兰孙桂子万代荣昌”，即是如此。
东南亚华人在侨居地重视风水信仰，说明他们对侨居地开始产生认同感，并已经有了在侨居地定居的决心。再者，东南亚国家地狭人稠，华人若不是认同 当地，并寄望于风水能够给他们在当地的长远生活带来更大的好处，在这种地价极为高昂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花费巨资，执着于为神庙、公冢、私坟等寻找理想 的风水宝地。总之，风水日益渗入海外华人生活的过程，生动地再现了华人逐渐认同当地的生活空间，从旅居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的过程。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