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和研究了清代咸同年间太平战争时期南阳全真道玄妙观在保卫南阳城池的几次战斗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初步研究说明这座全真道教宫观之所以效忠清廷并致力于保卫南阳城池,不仅是由于其方丈张宗璿个人对于太平军所怀有的厌恶,而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南阳玄妙观从清初到19世纪中叶长期与清廷合作的传统格局,和其多年致力于地方社会的经济和仪式生活的结果。它还显示由于其可观的物质和经济财富,还有其深厚的文化资本和政治影响力,南阳的玄妙观成为形塑清末当地社会和历史的一股极俱活力的力量。
作者简介:刘迅,南加州大学历史学博士,现在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思(Rutgers)大学历史学任教。著有《摩登道:民国时期上海的内丹的创新、俗众修炼和社团》,哈佛大学亚洲学中心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另外与宗树人合编《永恒与现代:20世纪的道教》,加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目前,正在撰写一部明清以来全真道教与南阳地方社会和国家互动的社会文化历史专著。
导言
宗璿之有劳于南阳非一日也,南阳之民欲有以酬宗璿之劳非一人也,然则是举也非为经也,为宗璿也。非为宗璿也,为南阳也。且非直为南阳也!南阳之民,天下之民也。南阳之民之心,天下之民之心也。举而获天下之民之心![1]
这段话出自傅寿彤(字青馀,?~?)之口,目的是为了奏请清皇室和政府赐予南阳玄妙观方丈张宗璿一部珍惜的《道藏》,时间是1867年五月。1850年至1865年,正值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巅峰时期。当时,傅寿彤在河南担任盐运使、候补道员。[2]在其任上,他被从开封派往南阳,领导汝南道全体军民共同抵制太平军的侵扰。(汝南道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是一处战略要地)。当时,太平军和捻军曾几度围困南阳城。傅寿彤负责南阳城及其周边几个区县的城防工作。他和玄妙观方丈张宗璿携手,与前来进犯的太平军、捻军展开多次激战。[3]和张宗璿方丈协同作战的经历促发傅寿彤及其同僚们産生了下面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奏请清政府认可并重视这位全真方丈及其统领的玄妙观在守城护民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那麽,最初是什麽原因促发傅寿彤向清政府提出上述请求呢?张宗璿是什麽人呢?在守护清政府在南阳地区政治利益的过程中,为什麽此人会发挥如此之大的作用呢?这位玄妙观方丈究竟做了些什麽,纔得到清朝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如此器重呢?为了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从研究这座全真玄妙观的历史著手。张宗璿是南阳玄妙观的一位杰出的道教方丈,同时也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社会领袖。19世纪中期,他曾和清军一起设防,抵御太平军的侵袭。
在中国清代的一些主要的道教丛林中,座落于南阳城北部的玄妙观一般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直到最近,中国和西方的学术界还很少有人瞭解下面这一事实,即南阳玄妙观曾经是清代主要的全真丛林之一。有清一代,在以武当山为中心的真武信仰体系中,南阳玄妙观一直发挥著至关重要的区域中心作用。在研究20世纪早期道教宫观生活时,日本学者吉冈义丰(Yoshitoyo Yoshioka)曾专门探讨了藏于北京白云观的全真公共道观(Quanzhen public monasteries)的名録。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名録竟然没有收録南阳玄妙观。[4]现代学者和公众之所以忽略南阳玄妙观的存在,可能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北京白云观拥有见诸史册的历史记载,最早可以追溯至金元时代。与之不同的是,史书对南阳玄妙观的记载相对比较简略,只是提到它在清代发展迅猛,并成为一座全真丛林;另一方面,以往对全真教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那些创制和保留了众多文献典籍的区域和宫观。学者的调查研究也主要是围绕上述区域和宫观展开的。北京白云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5]鉴于上述原因,直至最近,南阳的这座全真道观还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
不过,这并不是说公众对南阳玄妙观一无所知。1900年代中国建造了多条近代铁路,逐步取代了那些途径南阳的传统行旅和商贸路线。事实上,南阳这座玄妙观声望的衰微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与铁路取代传统的游历商贸路线密切相关。至少,从17世纪早期到清朝的鼎盛时期再到19世纪末,玄妙观一直是河南及中原地区的一座重要的全真丛林。一直到1900年代初期,南阳都是汉水上游的一座集商贸和朝山进香于一体的、非常繁荣的城镇。[6]
我们最近对南阳玄妙观研究所取得的一些进展,是与学者们对保存于玄妙观和南阳地区的众多地方碑刻和其他一些较为罕见的史料的收集和释读分不开的。
笔者正在从事“中华帝国晚期南阳道教宫观的社会文化史,及其与清帝国、地方社会的关系”研究。本文乃是这个在研项目的一部分。首先,在南阳地区,帝国与宫观的互动已经成为一种长期以来既定的传统。作为理解这一传统的背景,笔者将对南阳地区道教的早期传说和历史作以简要概括。其次,文章将重点关注这座全真道观在南阳城防工作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玄妙观参与城防工作也是对这座全真道观与帝国合作早期传统的继承,同时也是它参与晚清地方事务的体现。最后,本文将得出几点结论。
在研究玄妙观在南阳城防工作中发挥的历史作用时,笔者试图实现以下几个目标:第一,研究这座全真道观在清政府地方统治和政权合法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作为中原地区和汉水流域的一座重要的全真丛林,玄妙观地位的提升是与清朝历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密不可分的:一是清初17世纪中期的鼎革时的地方重建;一是19世纪中叶清军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起义时期的南阳护城之战。第二,我准备重塑南阳玄妙观社会文化活动的历史背景,探讨这座全真道观与地方文化、社会的多维互动,及其在构建地方社会的文化、仪式生活方面扮演的历史角色。第三,通过研究玄妙观与其他全真教中心(诸如北京白云观、陕西地区的八仙庵和全真教网络体系,最为重要的是,在南阳以南以道教仙山武当山为中心的全真宫观网络和朝圣路线的联系,突显这座南阳全真道观在整个全真圣地中的核心作用。最后,我试图阐述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即南阳玄妙观的高道大德和道众在守卫南阳城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对于形成和扩大全真教在南阳地方社会的认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860年代全真道士参与守卫南阳城的工作使得这座全真道观名利双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仅得到了清朝地方当局和朝廷的讚赏,而且也被南阳公众和地方史册所铭记。这种记忆已经成为之后几十年之中玄妙观发挥政治影响力和道德威信力(political influence and moral authenticity)的一个源泉。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在近代早期教育、农业和社会慈善活动中,玄妙观一直扮演著至关重要的领导角色。(1960年代南阳玄妙观全图,复印件见于笔者的个人收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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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地区道教的早期传说与历史:老君堂、 汉朝光复传说、与帝室的眷顾
南阳玄妙观直到中华帝国晚期才开始突显其重要作用。尽管如此,作为一座重要的全真丛林,关于它的起源和声望,地方传说多有载述。这些传说认为,这座玄妙早期辉煌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代。因此,在瞭解了地方传说对其早期历史的说法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作为一座道教丛林的玄妙观的掘起了。
玄妙观座落于明代南阳府的西北部,始建于元朝末年,建立之初即名为“玄妙观”,是在一座破旧的道教宫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说,这座破败的道观最早可以一直追溯至汉代。1621年的一通碑刻记载,这座玄妙观可以追溯至汉唐时期。[7]汉代时期,在三清殿(这座道观的主要殿宇之一)的现址基础上曾建过老君堂。后者很可能是在西汉至东汉黄老崇拜的巅峰时期建立的。[8]老君堂的东面座落著一尊泥牛的雕像。这尊雕像石雕而成,以之纪念老子骑著青牛历尽艰险西行、脱离即将衰亡的周朝的历史。南阳的地方传说将泥牛的雕像与汉帝国统治的重建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根据这些传说的记载,汉朝的光复者刘秀(公元25年至57年当政)曾经率领军队发动对篡权者王莽(公元前45年至公元23年当政)的战争。期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与王莽的军队交恶。不幸的是,在南阳附近丢失了自己的战马。正当他为自己的安危深表忧虑和悲观的时候,老君堂前的泥牛雕像突然复活,并驮著刘秀渡过了一条河流,使其逃脱了敌军的追击,化险为夷。[9]
除了传说之外,南阳也是刘秀领导的光复军的主要活动范围。他领导的这支军队成功实现了汉朝的光复,并使他登上皇位,成为光武帝。[10]据称,南阳地区刘秀的一些亲眷一直是这一地区道教的实践者和资助者。南阳地区的一些最早的关于道教活动的记载充分展示了道教和东汉皇室之间的密切往来关系。在光武帝统治年间,光武帝的大姐湖阳公主刘黄最先出资兴建了一座名为炼真宫的道观。这座道观座落于南阳市东25英里处的裕州,即现在方城县城。据称,湖阳公主本人也曾修习自我修炼之术。[11]另外一个出自南阳的汉皇室成员也是一位著名的道教自我修炼者。此人就是南阳公主,乃是效力王莽朝的王咸之妻。据说,她对道教的自我修炼非常痴迷。曾恳求丈夫与自己一起修道,但是后者并未答应她的请求去修道。为此,南阳公主隻身前往华山。据称,在登仙证道之前,她给后人留下了一双红鞋。当前往华山寻找妻子时,据说王咸发现南阳公主留下的那双红色的鞋子已经变成了石头。为了表达对南阳公主的敬仰之情,后人将她升仙之前留下鞋子的地方命名为“公主峰”。[12]帝国对道教的眷顾不只限于汉代。在将近湖阳公主登仙之后的两个世纪以后,她在方城的修道之所仍然是一座道观,而且在三国的早期(232年)还曾经历过重修。[13]
由此可见,很早以来,从玄妙观所在的基址的出现到中华帝国晚期这座全真道观地位的极大提升都是与以下因素密不可分的,即西汉时期的黄老崇拜,见诸于众多地方史册的关于汉代光复的历史以及汉帝国皇室对道教自我修炼的眷顾与参与。道教和帝国政治密切联系的传统在中世纪和中华帝国晚期也鲜有间断。
到了元代,南阳地区道教的历史与蒙古人的宗教政治的联系日趋紧密。由于蒙古人对各种宗教多採取寛容的政策,因此南阳地区众多古老的道教宫观从中受益匪浅。忽必烈当政的至元年间(1264~1294),南阳地区原有的全真教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清朝初年的南阳地方志认为,元朝初年或者明朝初年南阳的这座曾用以崇祀老子的老君堂经历了重修,并被重新命名为玄妙观。[14]
不过,如果我们从下面这样一种历史背景来理解玄妙观的兴起与发展就更为妥当了,即自12世纪末至14世纪中期,在女真人和蒙古人的统治下,全真教在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种不断发展壮大的势头。
13世纪初,在全真教早期最为活跃的领袖之一丘处机(1148~1227)及其众弟子的统领之下,南阳地区的全真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镇平县(南阳以西15英里的一座市镇)有一座名为太极观的全真道观,观中存有一方碑刻。据当地碑铭记载,这座太极观系丘处机在镇平逗留期间所创。据称,在撒马尔罕(Samarkand)蒙古帝国的营帐中与成吉思汗会面以后,丘处机在返程归国的途中曾在此地逗留。[15]不过,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原因在于,根据其他一些史料的记载可知,南阳地区的全真教在金元时期就已经得到非常迅猛的发展。[16]
事实上,其他一些史料显示,到了金代末年全真教就已经在南阳地区站稳了脚跟。女真政权为蒙古人推翻以后不久(shortly after the fall of the Jurchen rule to the Mongols),金末著名诗人、史家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1190~1257)撰写的一篇文章充分阐释了新道派全真派在女真统治下的北中国地区的勃勃生机和扩张程度。其原话如下:全真教的发展“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17]。在金政权晚期的1226年至1231年间,元好问曾在镇平、内乡和南阳等地出任地方官。因此,他的观察完全是以自己对全真教在汉淮河流域发展状况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的。进一步而言,麻九畴(字知几,生于1183年,卒于1232年)金朝末年诗人、医家,也是元好问的朋友。此人曾经为南阳邓州的一座全真道观撰写过一通石刻碑铭。碑文也证实,金朝末年全真教在南阳地区的发展势头就已经相当活跃了。邓州拥有一座崇祀老子的古老的道观。金代末年,邓之镇防营偏校王立在这座道观的基础上建造了重阳观。根据麻九畴的记载,王立出生于山东登之蓬莱(自12世纪初以来,蓬莱就是全真教之大本营)。王立在青年时期,就得到了王重阳众弟子的点拨。作为地方官员戍守金朝边疆数十年以后,年迈的他对年轻时所学的全真教义仍然记忆犹新。凑巧的是,在南阳西部的邓州县正好座落著一座纪念老子的古老的宫观。因此,王立组织人力清除这座宫观中的杂草,并对之进行了重修。之后,挽留王道贤、韩炼真、刘志刚(均系王重阳的弟子)等几位道长主持这座道观。在征得朝廷的特许之后,王立将其命名为重阳观,以示对其师王重阳的怀念。在重修过程中,各种物资、神像、田産、修复工具和人力总计开销两万镪,均为王立全额出资。[18]
在金朝南京开封之外,也就是位于南阳地区西部的内乡县也是一位著名的全真大师的家乡。此人名为李志静(道号清真子,?~1250),和邓州的王立将军一样,也曾效力金庭,担任过将军。据地方志的记载,李志静原籍太原,15岁时考中武举,随之被任命担任女真军队中的一个中下层官员。他精通战术,尤其擅长骑射。金哀宗统治年间(1224~1234),李志静升任武义将军,奉命驻守战略要塞潼关。(潼关位于华北平原和中国西北部之间,将二者一分为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和众多仙传史料的俗套记载一样,据称李志静曾经遇到过一位云游道士。正是后者改变了他的人生。在与那位道者长谈之后,李志静决定抛弃官位、妻儿,并在南阳西部内乡县的平仁里定居。在那里,他以“清真子”道号自居,刻苦修行长达三十年之久,一直到1250年登仙证道。李志静辞世之后,为了表达这位道教自我修炼大师的怀念,众弟子在他原来修道的地方建造了一座丹霞观。[19]
金代和元代初期这些全真教活动史迹乃是我们理解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丘处机及其在镇平创建太极观最好的历史背景。事实上,到了1224年,也就是他在撒马尔罕觐见成吉思汗凯旋回国以后,丘处机作为全真教的最高领袖深得这位蒙古可汗的赏识和信任。后者授予他管领天下所有僧道事务的权力。凭借著这种权力,通过兴建新的宫观、修复破旧荒废的、原来可能属于佛教或者地方宗教的庙宇等形式,丘处机及其众弟子在北中国地区大力发展全真教事业。他们经常会接管那些佛教的寺庙,并将其归入全真教门下。根据柳存仁(Liu Ts’un-yan)、裘蒂丝·柏林(Judith A. Berling)两位先生的研究,在元代初期佛教至少有230座寺庙归入了迅速扩张的道教全真派。[20]
全真教在南阳地区的扩张是沿著那些主要的、水旱两路的商贸路线展开的。这些商贸路线将今天的陕西中部、南部以及河南北部至西部、西南部的大型全真教中心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元朝时期,在短短的九十年里南阳地区就兴建了14座新的道教宫观。在这些道观中,著名的德佑观(位于邓州城西部)系道士赵端所创,创建时间是忽必烈治下的中统年间(1261年)。[21]
至少在元朝初年统治者是支援全真教的发展的。为此,这个新生的道教全真派通过接管或者修复破旧的佛道庙宇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扩充自身的实力。在整个元代,南阳地区的几座早期道教宫观得到了大规模的修复。内乡县城西南有一座石堂山,山上座落著一处名为普济宫的道院。这座道院在元代初期的大德年间(1297~1307)经历了大规模的重修。另外一处著名的道教宫观长生观座落于内乡县城以南的永清山上。这座长生观始建于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在元代末年的至正年间(1341~1368)也曾经历过较大规模的扩建。[22]
13世纪全真教不断在全国扩展自己的势力期间,出身于南阳地区的一些全真道士逐渐荣升为北中国地区新兴的全真派的领袖人物。在这些高道中,最为杰出的当属赵道监。此人出生于南阳新野,乃是丘处机最为宠信的弟子之一。丘处机称其为“玄门柱石,天仙领袖”。据说,丘处机还将全真律法全面而直接地传授予他。因此,后世的龙门派领袖们将其尊为传戒律师之第一人。据称,13世纪时,赵道监曾在元大都最具威望的白云观内担任方丈长达近三十年之久。[23]
如此说来,全真教在中原地区的扩张就成为了理解南阳玄妙观创制的宏大历史背景,尽管我们不知晓这座全真道观创立的具体时间和情况。总之,根据1461年明代地方志的记载可知,南阳玄妙观始建于1371年。不过,除此之外,这部方志并未提供更为详尽的信息。[24]完颜麟庆(字见亭,1791~1846)给出了一个比1371年稍早的创建日期。麟庆的祖父完颜岱(字晓岩,?~1801)在南阳担任知府期间,麟庆在南阳降生,并在当地长大。他对这一地区非常熟悉,而且长大后效力于道光朝期间还曾再次拜访南阳。在完颜麟庆看来,这座玄妙观建于元朝末年的至正中期(1341~1370)。[25]另外一则史料称,明代初年,一个名叫李云庵的道士在汉代老君堂的基础上重建了这座玄妙观。[26]
总而言之,玄妙观自创建之初就与明帝国、封藩以及明地方官员建立了常规化的往来关系。1382年,洪武帝颁布了对宗教事务严加管控的政令。随之礼部在明帝国的各级政府设司专门监管道教事务。道纪司即是明政府专门管理道教的机构,其中设有都记一名、副都记一名。地方府县也设有专门的道教管理机构,由地方宫观经过考核的道士担任道官。1382年,南阳地方政府在玄妙观组建了道纪司。玄妙观的方丈同时兼任都记。根据一部现代史料的记载,直到1640年以前道纪司一直设在玄妙观。之后,被移至武侯祠。武侯祠是一座位于南阳城西南角的道观,属玄妙观的下院,同时也是教授儒家经典的府学的所在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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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整个南阳府的道纪司设立在玄妙观也许体现了明地方政府对玄妙观在具体事务层面和政治层面的重视,也同时反映出玄妙观的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实际上,明地方藩王对这座全真道观的眷顾,有利于玄妙观发展成为整个南阳地区颇具影响力的道观。自1375年以后,洪武帝的第二十三个皇子唐定王(朱桱,生卒年不详)的府邸就座落于南阳城的西北角,府中建有一座假山,山顶上建有一处楼阁。站在楼阁之上可以尽览南阳城的美景。[28]
整个明代,唐定王及其子嗣广泛资助道教宫观的修缮和扩建活动。在南阳地区,他们出资修复扩建的道观就有44处之多。作为南阳地区最为重要的也是最大的道教宫观,玄妙观是明政府资助最主要的受益者。1371年和1439年,这座道观经历了两次大修。唐定王不仅为修复工程捐助了善款,而且还在山门上题写了“玄妙观”匾额。在嘉靖和万历皇帝主政年间,南阳玄妙观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重修和扩建。特别是1532年的重修工程极大地扩充了这座全真道观的规模和建筑结构。[29]
有明一代,虽然说道教正一派在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及其众多其他道教宫观中佔据著主导地位,但是在整个南阳地区全真教却一直非常活跃,许多全真道士通过个人的魅力和仪法技艺获得了颇高的声誉。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全真道士黄一真(号诚一子,1392~1472)。此人曾在玄妙观担任都记一职,而且在整个明代初期享有较高的声望。他是内乡县下关人,早在金朝末年下关地区就出现了全真教的传教活动。和众多其他著名的全真宗师一样,现存的仙传史料称,黄一真从怀胎到降生都一直伴有神奇而吉祥的徵兆。据称,黄母在怀上黄一真时曾经梦见北斗枢星环绕在自己的周身。黄一真降生时,天空中还泛起了红色的光芒。不过,据说他在年轻时就非常厌弃尘世生活。之后,他抛弃家业前往奉仙观(位于内乡县城内)做了一名道士。之后不久,黄一真便开始在奉仙观和镇平南部的五垛山之间云游学道。在五垛山,他拜全真道士李崇扑为师。作为一名修隐之士,追随师父修习自修之法长达30馀年,而且鲜有世人知晓。[30]
五垛山,又名骑立山,自唐代以来山上就建有一些道教宫观,并开展过一些信仰崇拜活动。唐代贞观年间(627~649),道士们就在这座山上创建了一些和祈雨密切相关的宫观殿宇。这座仙山作为大型的祈雨场所一直沿用至宋代。宋朝时期,山上的主庙被重新命名为龙堂。元朝政府继续对五垛山採取眷顾护持的政策,并赐予山上主庙供奉的龙神以侯爵的名号。到了明代早期的永乐年间(1402~1424),南阳西北部的这座五垛山也投入到对真武大帝顶礼膜拜的举国崇奉热潮之中。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山上的主庙被更名为祖师庙,以示对已经登仙的真武神的敬仰。(朱棣及其追随者在击败了朱允炆以后,便供奉真武为明帝国的守护神)。同样地,也是在这一时期,五垛山山巅的一座宫观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北顶。很显然,这个名字昭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事实:其一,与南方的以武当山为中心的真武信仰之间存在的张力;其二,与武当山真武信仰的密切联系。不过,如果大明帝国护持武当山真武信仰反映了永乐皇帝追求政治合法性和神化自我的双重目的的话,南阳当地的祖师信仰则体现了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神谱。根据流传至今的一些地方传说,实际上,朱允炆乃是真武大帝的化身。明朝的第二位皇帝被他的皇叔、武当山真武信仰的资助者朱棣赶下台后,南京的明皇宫失火时,朱允炆毫发未伤地躲过了此劫。后来,隐居在五垛山,过著隐士般的生活。通过修习张三丰等一些知名高道的自我修炼之法,他不断地提升自己身心的境界,其修真之路与先前的真武大帝成仙之路十分相似。[31]
南阳及武当山的真武信仰,也是黄一真拜五垛山全真道士李崇扑为师的历史背景。黄一真仙传中的很多事件,如与北极星相联系的降生、在五垛山的修道生涯,显然都是受真武大帝神启的体现。作为一名杰出的全真道士,黄一真的名字很快就传到了唐定王那里。之后,唐定王选命他担任道官,“主南阳北观”。这里的“北观”很可能指的就是玄妙观,因为这座“北观”在明代很长时间里都是南阳府道纪司的所在地。然而,黄一真声称自己不能胜任都记一职,因此并未在玄妙观居住。反之,却经常在大峪谷的玉清宫和玉仙宫之间游道,或是在自己的家乡内乡县的奉仙观修道。和众多高道一样,据说黄一真也曾预先向弟子们告知了自己的登仙时间。到了这一天,他正襟打坐,与聚集在前的徒弟和信众道别之后,便登仙证道了。[32]
因此,明代亲王对南阳玄妙观的眷顾以及南阳地区道教活动的发展状况,各种史料多有记载。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下述事实,即南阳玄妙观已经具备了一座大型的道教宫观的规模,足以构成一座道教丛林。黄一真的例子说明,明代初期在南阳地区的宫观生活中,全真道士一直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应该在明代道教宫观的大规模扩张和发展的背景下,理解元代以来全真教的不断发展。明英宗时期编定的一部国家志书提到,当时南阳地区至少存有六座大型的道教宫观。[33]
南阳及其周边地区存在著大大小小的道教宫观网络体系。这就构成了作为一座主要的全真丛林以及17世纪早期的一座全真教中心而出现的玄妙观的物质和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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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对南阳的征服、政府的眷顾及其与全真教的合作
1640年代中期清军入主中原时,南阳玄妙观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座主要的全真教中心。到了18世纪中期,它已经发展成为一座知名的道教丛林,并深得民众的青睐。那些游走于华北平原全真教朝圣路线上的道教医家和庸医们会经常到这座全真道观中挂单。[34]
在其他的文章中,笔者曾提到,玄妙观之所以成为一座知名的全真中心,是与下面的事实密不可分的:清朝初年清军征服中原之后不久,在南阳的象徵性和实际的重建过程中,玄妙观曾与清帝国及其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在每次朝代更迭的战争中,都会有众多的民众死于非命。这个时候,全真道士们就会担当起收埋尸骨的工作。南阳玄妙观全真道士继承了早期全真教收埋尸骨的传统。[35]1658年,玄妙观道士与清朝地方政府以及军事将领密切合作,掩埋死者尸骨,主持埋葬工作。1656年至1665年,他们曾举行过三次黄籙大醮。[36]除此之外,作为捐赠者和资助者,清政府地方官员也会参与到整个南阳地区佛道庙宇的重修工作之中。这也是地方重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重修玄妙观的几座主殿,清政府地方官员试图重新修复和维护象徵性的道德宇宙观。在这个过程中,玄妙观的道士们也都曾积极地参与其中。他们成功地得到了南阳军政两界将领、官员的眷顾和捐赠,从而使得宫观的修复和重建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玄妙观全真道士与清政府合作的诸多努力有利于清政府重建道德和政治的合法性,并使南阳地区的广大民众和平地接受了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他们还为玄妙观赢得了自清军征服中原以来的、经久不衰的声望,以及当地民众的热情支持。[37]
全真教与清初帝国的合作及其为地方社会提供的仪式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模式。这种早期的合作模式已经成为全真教与朝廷的敌对势力(如18世纪末的白莲教、19世纪中期的太平军)作斗争的有力手段。事实上,这种合作通过全真道士与清政府地方官员的私人交情又进一步得到加强。举例而言,南阳知府完颜岱(字晓岩,?~1801)及其家人就与全真道士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往来关系。完颜岱出身于满洲旗人豪门。据称,是金世宗(1161~1189年当政)的后裔。因此,清朝初年完颜家族深得皇家的器重和赏识。在清初清军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完颜岱的先祖们曾效力于皇太极(1592~1643)的麾下,并立下汗马功劳。乾隆皇帝曾实施过一系列的重振旗人斗志、巩固提升帝国政治与道德合法性的举措。期间,他採取非常规的手段,将金世宗的后裔列在满清旗志的突出位置。自清初以来,作为清帝国的包衣,完颜家族深受清初几位皇帝的崇信,往往在清政府中担任要职。
1772年至1775年,完颜期成额(字勉斋,?~1775年)任乾隆朝兵部左侍郎。他生有两子,完颜岱是他的长子。[38]完颜岱成年以后在清政府中担任的首个官职是直隶河间府献县知县。他勤于政务、廉洁奉公,担任知县以后不久就深得百姓爱戴。1790年代,完颜岱升任南阳知府,并与当地玄妙观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
完颜岱在南阳担任知府期间,正逢白莲教起义。这股受佛道两教影响而形成的救赎起义于1796年最先兴起于湖北,并很快又在邻近的四川、安徽、河南、湖南、陕西、甘肃等省份得到响应,对清政府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39]这场暴乱对完颜岱的生活和职业生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791年春,南阳知府完颜岱的孙子完颜麟庆(字见庭,1791~1846)降生。作为祖父的他欣喜万分。当时,麟庆的父亲完颜珽鏴(?~1821)正在苏州知府的任上,远在南阳的数百里之外。(当时,完颜家族的大多数人并不住在清帝国在北京赐给他们的府邸,而是住在南阳)。由于完颜珽鏴不在南阳,因此晓岩公对自己的孙子倍加珍爱。他在培养麟庆成长方面花费了很大的心血。麟庆六岁时,晓岩公还专门从繁忙的公务中抽出时间教他读书。数年后,完颜麟庆回忆称,祖父教给他的第一课就是“国语”即满文。后来,因为政务过于繁忙,晓岩公再也抽不出时间指导麟庆的学习。为此,他特地请来了私塾先生,在自己家中教授麟庆读写。可是,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这股起义势力很快从湖北波及完颜岱治下的南阳地区。当时,小麟庆险些丧命。
南阳位于河南省的西南部,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它的北部和东部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和黄河流域。后者将清帝国的西北地区和大运河流经的沿海省份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南阳南部紧接襄阳府,是一座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塞和汉水流域的商贸中心。襄阳南接物富人丰的湖广地区,西北毗邻甘陕等边远省份。由于在地理上处于中原的核心位置,因此自古以来南阳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由此看来,1796年白莲教起义在汉水流域爆发以后首先波及其北部的南阳地区,就不足为奇了。
1796年的一天,刚刚六岁的小麟庆正在位于南阳城西北角的玄妙观庭院中玩耍。这时,周三野率领的一支白莲教起义势力突袭南阳。不过,当时的麟庆对此一无所知。在向南阳城进犯的途中,这支起义军一路烧杀抢掠。当他们到达玄妙观时,小麟庆仍然在观内玩耍,一点都没有意识到灾难的即将降临。面对险情,一个名叫汪来粲的全真道士迅速抱起麟庆,并将其藏在一颗芭蕉树上。叛乱者离去之后,汪道士将麟庆送回其祖父的府衙。见到孙子奇迹般地逃脱了危险,晓岩公和他的妻子索绰罗(吕洞宾祖师的虔诚信徒)对汪道士感激万分。于是,按照长久以来形成的习俗,晓岩公夫妇二人让自己的孙子拜汪道士为师。
汪来粲道士的营救给完颜麟庆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麟庆认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和道教存在著某种“缘”,汪道士的营救就是这种“缘”的具体表现之一。37年之后的1832年,完颜麟庆在前往贵州赴任的途中,还曾专门拜访过南阳玄妙观,以期与师父的重聚。不过,令他非常失望的是,当时师父已经辞世。为此,他作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的感伤之情。[40]
玄妙观汪来粲道士营救麟庆一事表面上看似巧合。但是到了1797年晓岩公离开南阳赴开封担任河南布政使一职时,他已经和南阳玄妙观建立了密切的来往联系。此事有完颜麟庆诗文中提到的《德政碑》为证。这通碑刻称晓岩公在南阳的统治为“德政”,将其比作古代的圣贤之士。[41]地方民众为了表达对即将离任的地方官的钦敬,通常会为其刻石立碑。不过,按照惯例,这样的碑石一般会立在即将离任官员的府衙之前。与此不同的是,《晓岩公德政碑》却被立在了玄妙观主殿三清殿之前,正好位于这座全真道观的中心位置。晓岩公曾经为玄妙观的繁荣发展提供捐助和护持。18世纪末,玄妙观是华北平原全真教云游和朝圣线路上的一座知名中心。将晓岩公的《德政碑》立于这座道观的中心位置,足以体现玄妙观全真道士对他的特殊礼遇与赏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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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妙观与清政府对太平军的镇压
一方面,在保持和维系清政府对全真教的资助与合作上,私人的交情与眷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危机的爆发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资助与合作模式。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玄妙观再次站在清朝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一边,帮助政府守护南阳城,抵御太平军和捻军的进犯。双方的合作再一次考验和加强了二者的紧密联系。[43]
1850年代初期,守卫南阳已经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1853年太平军佔领南京并在那里建都以后,捻军开始在河南和中国北部、中部其他一些省份大肆扩张。在巩固南京新政权的同时,洪秀全(1805~1864)及其统领的天朝决定发动一场针对北京清朝中央政府的北伐战争。他们派出两万兵勇向西北方向的河南东南部进犯,直逼北京。1853年5月至9月,骁勇善战的林凤祥(?~1855)和李开芳(?~1855)率领的北伐军一路挺进,迅速佔领了河南东部和中部。清中央和地方官员竭力从省外纠集援军,试图围剿这股叛逆势力。可惜,事与愿违,整个河南省一片大乱。当年秋天,太平军离开河南,向西北的山西省进犯。河南省的危机暂时得以缓解。[44]
如果说1853年太平军的首次北伐经河南中部和北部直逼北京,目的是为了颠覆清王朝的统治的话,那麽他们的第二次北伐则是因为1861年太平天国的西部要塞安庆的失守。为了缓解清军对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的围困,太平军年富力强的将领陈玉成领导部众实施了第二次北伐。这支军队共三万馀人,他们按照预先制定的四条主要线路一路挺进,旨在推翻清王朝,恢复汉人的统治。从战略意义上讲,陈玉成希望自己所领导的部队能够直抵直隶和山东。在这两个省份,他的部队将与两千太平军的前锋特使汇合,后者已经秘密策动在当地举事。不过,北上的途中遇到的一些挫折使陈玉成及其部下们不能顺利地向京城地区挺进。为此,他的先头部队开始向西北进军,试图在陕西、甘肃等清军力量比较薄弱的省份站稳脚跟。1862年春天,就在太平军取道安徽东部向河南南部和西南部进军的时候,遍佈安徽东部和河南南部的捻军便开始在安徽、河南与湖北西北部的交界处大肆扩张势力范围。[45]
自1850年代中期以来,作为通向河南北部、陕西南部和其他地区的一座重要的商旅门户和枢纽,南阳城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清军与太平军、捻军的必争之地。对于清政府来讲,如果南阳失守就意味著,太平军和捻军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进入通向西北地区的各大门户和通道。一旦太平军进入到西北诸省,就会极大地牵制长江流域的清军。除此以外,正如孔飞力先生(Philip Kuhn)研究太平天国时指出的那样,南阳这样的城市被太平军视为“帝国合法性和领土的象徵,这些城市能够孕生他们那套与众不同的政治体系(symbols of imperial legitimacy as well as enclaves within which their distinctive institutions could be nurtured)”。因此,佔领或者损毁这些地区就意味著摧毁了清帝国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的根基。[46]
1860年代初期,清军和太平军在南阳地区展开了紧张而又至关重要的激战。期间,在守卫南阳城和维护清帝国的统治方面,南阳玄妙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成功协助清军守住了南阳城,确保了清政府能够继续统治河南和中原地区。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1630年代李自成(1606~1645)及其领导的起义军在进犯南阳时,曾杀戮了大批无辜百姓。玄妙观参与护城行动有效的防止了悲剧的重演。
在守卫南阳城的诸多全真教英雄人物当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张宗璿(字耕云,法名圆璿,号云樵子,又号种菜道人,1821~1887)。此人出身于山东半岛的福山。(张家一直世居此地)。据称,1840年,19岁的他就通过了会试科考。不过,由于张宗璿比较厌烦科举考试,因此放弃了举人的名号,只是选择了“张家之子”的名号。1852年,32岁的他在三官庙出家做了一名全真弟子,开始了修道生涯。据说,在青岛附近的崂山太清宫受戒之前,张宗璿阅读了大量的道教典籍,并广泛游历中国知名的全真教宫观(包括北京的白云观、苏州的玄妙观等)。[47]
在扬州天宝观挂单期间,张宗璿充满生机的弘道事业受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太平军的阻挠。在天宝观,作为一名富有创新精神的宗教改革家张宗璿大力帮助这座道观回复和重振道教的生活方式与实践,并因此蜚声扬名。天宝观也因此吸引了众多全真道士到此挂单、学道。[48]不过,由于太平军全面损毁了整个江南地区的儒家书院、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因此扬州天宝观也难逃此劫。在这个过程中,张宗璿蒸蒸日上的修道生涯和实践活动也因此受到迫害。当时,太平军残杀佛道大师的謡言四处传布。在这种情况下,像张宗璿这样的道教宗师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性命和其宫观的安危而担忧。1853年四月初一,太平军未动一兵一卒便和平地佔领了扬州城。随著太平军临近的消息传来,众多佛道徒众纷纷逃逸。在这种情形之下,和众多同道一样,张宗璿只好离开扬州。[49]
张宗璿自扬州一路西行,再次来到南阳,并在玄妙观挂单。在南阳玄妙观期间,张宗璿得到方丈吕永震 (字乾初)的激赏 ,后者对年富力强的的道教领袖张宗璿早有耳闻。据一部宗派仙传的记载,吕永震曾邀请张宗璿一起论道,二者的攀谈长达数天之久。吕永震对他的才学非常赏识,并向其“传龙门之大法”。这使得张宗璿有资格在一次全真教受戒仪式上担任传戒律师。此后不久,他便证明吕方丈对自己的信任是值得的,并开始在玄妙观领导充满活力的宫观复兴活动。
作为恢复玄妙观全真宫观生活第一批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张宗璿首先著手修复那些已经毁坏的殿宇。他到达南阳之后不久,便发现玄妙观已经年久失修。这使他内心充满无比的悲凉。为此,他立誓要重修这座全真道观,并与宫观的主事共商修缮之事,确定了修缮计划和重振宫观生活的计划。通过筹集和捐助善款,张宗璿最终完成了这次修缮工程。不久,吕永震方丈及其徒众便推选张宗璿担任玄妙观的监院(推监院之权衡)。据说,担任监院之后的张宗璿仍然日以继夜,励精图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为道众所推崇。在他的领导和管理之下,玄妙观的收入也有所提高。由于对田産管理有方,在财産和声望方面,玄妙观很快成为可以和京城白云观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全真丛林相媲美的全真教中心。[50]
张宗璿大力修复玄妙观、振兴宫观生活时期,也是清军镇压来自汉水流域的捻军以及稍晚的、爆发于南方的太平军的高峰时期。上文已经谈到,张宗璿是被太平军从扬州的天宝观赶到南阳的。因此,他对清政府和地方当局镇压太平军、守卫南阳城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如果当初张宗璿因为太平军逼近不得不离开扬州而对其有所厌恶,那麽随著太平军大规模摧毁江南已经扬州道观的消息传来,他的这种厌恶感也就日益加深。自从1853年张宗璿首次抵达南阳以来,这座城市已经多次受到兴起于南阳城郊及邻近区县的匪盗的侵袭。不过,第一次给南阳地区带来重大危机的却是从汉水流域进入南阳东部的捻军小股势力。这股起义者虽然人数不多,但反应迅速,对南阳城形成了极大的威胁。1861年农历二月,姜太凌、张总愚领导的这股捻军势力从安徽西北部经南阳东部的叶县向周口急速挺进,一夜的时间居然行军近百里。他们经唐县进入南阳市郊。先是向西部的邓州挺进。不过,很快又调转方向,从东北方向直逼南阳。在不到数天的时间里,他们渡过白河,从南阳城的南部包围了这座城市。整个南阳城四面受敌,被这股捻军势力紧紧围困。城内人心惶惶,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恐怖之中。南阳城的城墙存在著一处缺口。这就意味著,如果捻军经此屠城的话,那麽,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严重程度上来说,都不会亚于闯王李自成及其部众在两个多世纪以前的1630年代对南阳城广大民众的屠戮和残害。[51]
当时,南阳城的城墙已经多处年久失修。自从明代初年的重修加固以后,这里的城墙就再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修复。很多的地方已经严重破损。盐运使傅寿彤奉命负责南阳城的守卫工作。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自己担心和忧虑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年久失修的城墙。1850年初,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斗争的早期阶段,后来担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生活于1840年代前后)曾经号召南阳城里和附近的“乡保”修筑“砦堡”、加强城防。然而,当时大多数南阳人还未意识到从南方起兵的太平军究竟能够给南阳带来多大的威胁,因此几乎没有人在意这位知府的紧急号令。[52]
1860年代扩建之前的南阳城图,见于1904年《南阳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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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冬,在南阳上任之后不久(Shortly after he assumed his command post at Nanyang in the winter of 1860),傅寿彤便召集当地耆宿和士大夫共同商讨南阳防务之事。在其中的一次会议上,当地人向傅寿彤禀报了城墙的破损情况,他听了之后甚是吃惊。南阳城的西北角地广人稀,座落著一座小山。从山上可以俯瞰整个南阳市的街区。与此相反,其东南角则人口稠密,但是缺少坚固的城垛。这种状况使得进犯者很容易从外部攻入,而防御工作却异常艰巨。为此,傅寿彤专门就城防战略求教于当地的年长者。其中有一个名叫崔怀玉(字中立,生卒年不详)的当地士大夫,也是一名“乡保”,站出来并在傅寿彤面前坦然地讲到,只要有张宗璿方丈在,南阳城防就不会出问题。[53]
历史证明崔怀玉并没有说谎。1861年,太平军对南阳城进行了长达40天的围困。傅寿彤下令炮击围城叛军。期间,张圆璿方丈率玄妙观“道众数百人”,与清地方武装和军队共同抵御太平军的侵袭,守护南阳城。据傅寿彤所说,张方丈将其领导的全真道士分成若干小队,并以“保”为单位,将他们部署在整座城市重要的街区、城门等处(“杂伍保中”)。这些道士在各自的位置上日夜监视敌人的动向,丝毫不敢懈怠。在动员和组织南阳民众支援清地方当局的整个城防工作中,他们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礼部在一份上报皇帝的奏摺中谈到,在一次与围城叛军的大型战斗中,张宗璿方丈及其领导的全真道士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张宗璿及其领导的全真道士的献身精神和冒死杀敌的英勇气概深深地感动了傅寿彤。后者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讲到:
道士纠领道众等陴协守,捐资募勇,关厢赖以安全……宗璿且知缓急,识进止,善拊循匪,独能用其众。凡所建言,郡中人均乐从之。故卒使城无可乘之衅,守以固,民以安,始信怀玉言非偶然,宗璿诚非寻恒羽流也。[54]
傅寿彤后来回忆说,打败进犯的太平军之后不久,张宗璿便开始和自己探讨南阳城将来的防卫战略。他认为,这座城市城防的薄弱环节在东南部和西北部。这两处最容易受到入侵者的侵袭。因此,张方丈建议,巩固城防的最佳之计就是在现有的城墙外围建造环城的“砦堡”。他的建议深得傅寿彤及其继任者的讚赏。[55]不过,还未来得及建造“砦堡”,南阳城就又遭到了另外一股从湖北、安徽向中国西部挺进的太平军的侵袭。
1862年六月,为了减轻清军对长江沿线太平军要塞的围困,同时也是为了转移围困南京清军的注意力,太平军决定实施第二次北伐,统帅包括扶王陈得才、端王蓝成春、遵王赖文光。他们一路向西北的甘肃、陕西、宁夏等省份进犯,企图在这些地区与清军开辟新的战场。在起兵阶段,这支多达10万人的太平军很快从安徽进入到了河南南部,并重创清军沿长江北岸部署的防线。当年七月,北伐太平军的先头部队与当地的捻军汇合,并迅速向河南西部的南阳进犯,力图佔领西进陕西及其以西地区的战略要道。[56]
在七月初一至十七的两个多星期里,太平军和捻军联军全面包围南阳城。除了正面的进攻之外,他们还採取挖地下工事的方法,企图攻破南阳城防。为了解除叛军的围攻,傅寿彤和清南阳地方官员们全面动员南阳民众,群防群策。他们下令所有郊区的百姓都要迁入城内。同时,拆除城墙附近的各种房屋建筑,以免叛军利用这些建筑攻城。同时,还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并徵用了大批建筑物资,以应对城外起义军的长期围攻。此外,还在城内建造了两座高耸的瞭望塔,用以监视叛军的动向,特别是他们企图破坏城墙的进攻工事。在高高的城墙上,傅寿彤部署了数门火炮,以打击围城叛军的嚣张气焰。在经过上述的周密部署之后,南阳守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叛军。最终,在来自河南北部和湖北的援军的协助下,南阳广大军民彻底击退这支进犯势力,解除了南阳城的危机。
1862年夏天,叛军二度进攻南阳。不过,这次进攻仅仅是提高了南阳军民修筑新的、更加牢固的城防体系的急迫意识。叛军撤离之后,傅寿彤回忆到,众多南阳民众认为如果事先修筑了护城堡垒的话,夏天的这次危机也许就不会那麽糟糕。很多人都对张宗璿最初的建议深表讚赏。那年夏天,南阳民众纷纷开始出资出力,修建张宗璿所倡导的环城砦堡。在此后的一年里,当傅寿彤奉命回到南阳(这次他的使命是负责部署1863年夏天的城防工作)时,环城砦堡的修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他达到南阳之后,即刻诏请张宗璿及其他负责防务工作的领袖,共同商讨护城大计。他们首先对这个城市防御体系进行了评估,并完成了尚未竣工的砦堡修筑工作。新修筑的环城砦堡上建有十六座城垛。上面均配有火炮、火枪和弓弩。1863年夏天,环城砦堡和配有火器的城垛修筑工事最终竣工。[57]
新修筑的城防体系中建有四座大型的砦堡(four large fortified citadels即四关),分别位于原南阳城城墙四座主门的右侧。这四座堡垒和新修建的十六座配有火炮的碉堡互相呼应,使得整个防御体系固若金汤。在北门防御工事的修造工程中,仅张宗璿及其所在的玄妙观就为工程捐资达一万三千贯之多。(北门防御砦堡的修建有力地巩固了整个城墙防御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58]南阳民众把这些新修建的砦堡称作“月城”,原因是四座大型的堡垒均呈月牙形。如此一来,在原有的城墙四维,又建造了强大的护城堡垒。与此同时,每座砦堡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堡垒抵御攻城叛军。总之,他们在南阳城内城之外又修建了环城的防御体系,从而有力地保障了内城商铺、政府衙署、宗教庙宇以及居民区的安全。
新修建的南阳城四关图,见于《南阳县志》(19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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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防御功能之外,四关还具有以下作用,即为战时涌入城内的灾民或城郊民众提供避难的居所。当叛军围城时,城郊大量民众就会抛家捨业进入砦堡避难。围城叛军撤离之后,他们就会再次重返家园。到了1900年代早期,这些“月城”或者砦堡的周边地区已经併入南阳城。原因是,越来越的临时避难的难民、住户和商铺已经长期在这些地方定居。和平时期,为了给这些地方的民众提供方便快捷的出入南阳城的通道,当地政府还专门在砦堡的城墙上开凿了一些小型的城门。[59]
扩建后的老南阳城区及外围的砦堡图(An enhanced drawing of the old Nanyang city and its outer fortresses),见于《老南阳》,第4页。
据说,除了参与修造老城周边的新型防御工事之外,张宗璿方丈及其领导的玄妙观道众在报经当局允许之后,还曾製造火枪、火炮以及其他各种武器。而且这些武器都用在了保卫城垣的工作中(史书原文为:“并禀明製造鎗抱保卫城垣”)。[60]
在此之后,太平军和捻军也曾多次进犯南阳城。每次进犯,新修建的砦堡防御体系都发挥了非常有效的作用。1863年夏至1865年春,太平军、捻军以及当地其他一些叛军馀部曾屡次围攻南阳城,企图对其进行洗掠和佔领。不过,均被成功地击退。南阳广大官员和百姓均认为,战胜叛军、成功保卫这座城市应该归功于新建造的环城砦堡,更应该归功于张宗璿方丈及其领导的玄妙观。正如盐运使傅寿彤所讲,“自是以来,寇屡至,屡不得逞,砦之力,亦宗璿力也”[61]。
和发生于1864年冬天的一件事相比,其他的任何事件都无法显著地体现张宗璿个人的权威和玄妙观对南阳当地民众的巨大影响力。清军和捻军在河南交战的过程中,向来傲慢而又极具震慑力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1811~1865)率部队一路追击捻军。期间,曾在南阳安营扎寨。[62]驻扎南阳时期,僧格林沁紧急命令南阳地方官员为他提供500辆牛车,以作运输军需之用。这位蒙古亲王的要求如此之突然、数量之大,使得地方官毫无准备。他们只好绞尽脑汁的考虑如何完成亲王的任务要求。
在得知南阳知府面临的困难以后,张宗璿方丈把那些为了寻求生计而租种玄妙观田地的佃农们召集在一起,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了他们的耕牛和车辆。次日,他将耕牛和车辆如数送到了僧格林沁亲王的营地。筹备速度之快,僧格林沁亲王自己都深表震惊。自此之后,这件事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传说,在南阳百姓中间广为传颂。[63]
在清朝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后期,除了参与南阳城的防卫工作之外,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还曾和清南阳地方政府合作,共同镇压当地的匪盗势力。1863年农曆九月,张总愚率领的一支捻军向南阳地区北部多山的南召县进犯,并佔领了这座县城。在当年的三个月中,由于未能攻破南阳市新修造的、坚固的城防体系,因此这股捻军势力便开始大肆洗掠南阳郊区。他们的骑兵和步兵在南阳周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应对这种长时间的危机,当地的大小官员和士大夫纷纷献计献策。整个南阳乱作一团。此时,张方丈再次站出来为他们解除燃眉之急。一年前,为了守护南阳城,张宗璿曾在南阳周边地区组建了一支民军。这次,他再次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并将他们部署在南阳市区内外,与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士大夫协同作战。在此后的三个月里,由道士组成的这支军队日夜在南阳城周围巡逻,严密监视敌人动向,直到年末将这股进犯的捻军势力逐出南阳。[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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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妙观一系列的财産及其在南阳的影响力
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在南阳地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建立在下述事实的基础上的,即这座全真道观拥有大量的物质、经济、文化财富,而且多年来都一直参与地方事务,为地方社会服务。上文已述,1861年叛军围城以后,为了修筑南阳城北部的砦堡,张圆璿曾捐助一万三千贯银两。1864年,在完成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提出的、近乎无法实现的命令的过程中,张方丈再次展示了自己迅捷而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两件事足以彰显玄妙观的巨大财力。当然,玄妙观经济实力的凝结是与自身多年来的积累,以及政府的眷顾分不开的。早在1660年代,作为道教丛林的玄妙观,常驻道士就有60馀位。清军征服中原以后,在短短的1656至1665年的几年间,薛清福方丈及其领导的玄妙观就曾举办过三次耗费巨资的黄籙普醮,以超度那些死于战争的南阳民众的亡灵。[65]
到了十九世纪早期,玄妙观已经在整个南阳地区拥有几座下院。它们分别是南阳城东北郊独山上的祖师殿、西南郊的武侯祠和相邻的方城县博望镇的三元宫。到了1813年,南阳玄妙观住庵道士已经接近百人。玄妙观及其下院在南阳地区佔有大量的田産,而且宫观田産的收入与日俱增。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道士开始大肆挥霍、铺张浪费。为此,玄妙观及其下院的领袖和道团开始意识到,必须重新制订宫观清规,从而使“银钱账物不得在外互相捐藉”、避免宫观田産“私行当买”。[66]
到了十九世纪末,玄妙观固定的田産已经多达7700百亩。根据民国早期的统计,絶大多数田産都是这座宫观数个世纪以来获得和积累下来的,剩下的2700亩庙産田,主要是广大信众和资助者捐助的。[67]据说,大量田産的地租足以维持数百位道士的日常之需。玄妙观的大部分田産都是在1850年代早期张宗璿担任监院和方丈期间获得的。在他的有力领导和多年的精心管理下,玄妙观的财富日益增长。当地的政府官员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于1867年夏天拟奏摺将这一事实上报了礼部。[68]
玄妙观佔有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这使得玄妙观方丈有能力通过各种形式的仪式服务和慈善活动,和南阳士大夫精英及地方社会建立广泛的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与此同时,这种联系又进一步提升了玄妙观在当地民众中的声望和知名度。1860年代初,就在张宗璿担任玄妙观监院之后不久,南阳地区遭遇大旱。因此,张方丈率领全真道众在南阳城内遍设粥棚,为灾民提供给养。为了惠及更多的当地民众,张宗璿和玄妙观雇佣了三千馀位劳力,让他们从事各种行业。玄妙观为此给他们发放了五个月的薪酬,使这些人及其家人得以平安度过这场灾荒。
张宗璿经常及时地为小商小贩、商铺老板以及缙绅家庭(literati families)提供贷款和买卖业务,为广大佃户提供劳作赚钱的机会,为急需帮助的普通百姓捐赠食品和衣物。通过上述方式,他与南阳地方社会也建立了良好的往来关系,并得到了后者对自己的眷顾和支持。多年以来,通过为地方社会提供慈善活动和帮助,玄妙观与地方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资助和往来关系网。同时,张方丈及其玄妙观也从中赚取了道德资本和权威。南阳地方官员们适时地注意到了这一事实。1883年至1890年代中期张宗璿担任方丈期间,南阳知府濮文暹(字青土,号瘦梅,1829~1909)与其结下良好的个人关系。在阐述张方丈及其玄妙观的影响力和权威时,濮文暹写到:
郡中凡四民之土著者,流寓者,迄乎妇孺,无贵贱亲疏,大半赖耕云施贷或衣食,所佣至老死不倦。[69]
除了给南阳社会带来的众多经济利益之外,通过私人友谊和文化追求,玄妙观及其领袖们还积极地与南阳士大夫和政治精英们建立起密切的往来关系。1860年代至1880年代担任玄妙观方丈期间,张宗璿与清廷密切合作。他的忠诚、个人素养和魅力深深地折服了众多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精英。张方丈和南阳士大夫精英们之间存在著共同的政治利益,同时也都为维护清廷的统治秩序服务。除此之外,他们之间还存在著共同的文化品位和文化追求。前任南阳知府顾嘉衡曾撰有一首诗,诗文对张宗璿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文化修养深表仰慕。顾的父亲也是张方丈的奕友。南阳县令李瀛(字莲樵,生卒年不详)及其继任者任恺(此人也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家和书法家)也曾作诗讚颂张宗璿方丈卓越的精神修为和政治业绩。[70]
多年来,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与南阳当地士大夫、商人、精英、普通百姓建立了密切地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并从中积累了巨大的道德声望和道德资本。在当地精英和普通百姓看来,张方丈已经修得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真性。他践行了一位理想的修道者应有的、对朝廷的忠诚和对地方社会的眷顾。此人道德高尚,精神超越。用光绪朝南阳知府濮文暹的话来说,就是“贤士大夫皆乐与之游”。在剿灭太平军的高潮时期,张宗璿借助与南阳地方社会形成的这一庞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网,充分发挥玄妙观的影响力,动员民众支持清政府维护南阳的政治和道德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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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太平军时代:帝国的眷顾与玄妙观的声望及其扩张活动
张宗璿对朝廷的忠诚以及在防卫南阳城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进一步增进了清政府和玄妙观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密切合作关系。作为一位极具领导力的道教领袖,张宗璿的名字在道教界广为传颂,而且经常会有同道邀请他主持各种道教活动。1865年,就在太平天国起义接近尾声的时候,张宗璿的师父、北京著名的白云观方丈吕永震就曾邀请他赴北京主持一场传戒仪式。在京城白云观挂单期间,慈喜(同治皇帝的皇后)的母亲刚刚辞世不久。“皇太后哀痛所迫,乃用道家醮荐事,以伸罔极之思”。作为丧葬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成殓尸体的棺椁在正式下葬之前,曾暂时停放在白云观长达300天之久。期间,张宗璿方丈率领白云观道士为亡者举办灵魂超度仪式。据说,他“独跪坛下凡三百日,不懈益虔”[71]。
他对这次丧葬仪式的虔诚和投入深得慈喜的信任和赏识,同时也得到了公众的钦敬。[72]慈喜对他非常感激,并曾赐给他玉冠紫袍。同时还为白云观捐赠了大批银两。1867年,利用皇帝的赏赐和捐赠,张宗璿在京城白云观主持了一场大型的全真传戒仪式(a major Quanzhen consecration ceremony)。[73]
当时,张宗璿方丈在守卫南阳城过程中立下的战功及其作为一名深受帝国宠信的全真宗师的名望早已蜚声整个道教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道教宫观庙宇纷纷邀请他主持各种传戒仪式(consecration ceremonies)。太平军叛乱对道教的宫观生活和秩序造成了极大地破坏。为此,张宗璿立志要重振并进一步充实道教的宫观活动。1864年春天,就在清军剿灭太平军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开始在江南、华北平原以及满洲地区的各大全真宫观之间巡游。期间,他曾回到扬州天宝观(四年前由于太平军的侵袭,张宗璿不得不逃离这座古老的道观),并主持了作为道教丛林的天宝观的重新开放仪式(the reopening of the monastery)。后来,他又先后巡游京城、山东以及奉天等地,主持了五次以上大型的全真教受戒仪式,为多达4763名新入道的道士受戒。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恢复了这些地区道教宫观的宗教生活方式。[74]
1866年,张宗璿再次回到南阳。当时,他的声望可谓达到了巅峰。鉴于他在守护南阳城过程中做出的杰出贡献,上到南阳大小官员,下到普通百姓——具体包括士大夫,普通民众,傅寿彤及其继任者张仙保、李瀛、任恺等领导的南阳各级官员——纷纷请求河南巡抚嘉奖张方丈及其玄妙观在几年前南阳保卫战中立下的赫赫功勋。负责在南阳清剿太平军的当年盐运史和候补道傅寿彤现在已升任开归陈许道)。他代表上述官员士庶向河南巡抚李鹤年(字子和,?~1890年)呈报了请求嘉奖张宗璿的奏章。其文如下:
宗璿之有劳于南阳非一日也,南阳之民欲有以酬宗璿之劳非一人也,然则是举也非为经也,为宗璿也。非为宗璿也,为南阳也。且非直为南阳也!南阳之民,天下之民也。南阳之民之心,天下之民之心也。举而获天下之民之心![75]
1867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河南巡抚李鹤年以傅寿彤的奏章为基础,为礼部拟写了一份奏摺,请求同治皇帝赐给张宗璿及其玄妙观明本《道藏》一部,以示皇家恩宠。[76]当年五月,礼部通过南阳知府和县令等大小官员的奏摺证实了张宗璿在守卫南阳过程中的详细情况。于是,他们按照规定向内务府转呈了河南巡抚的奏摺。(内务府掌控著皇室经卷印製和颁发)。同年五月十一,内务府上奏摺恳请同治皇帝下旨赐给张宗璿武英殿藏《道藏》一部。(武英殿是紫禁城内四大皇家图书馆之一)。[77]
1867年六月二十四,同治皇帝很快就同意了内务府的奏请。下旨命张宗璿亲自赴京接领并护送御赐《道藏》回南阳。到达南阳以后,张方丈专门在玄妙观内建造了一座藏经阁,以存放皇家所赐的《道藏》。当时,接领《道藏》的场面甚是隆重,南阳的各级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纷纷到场祝贺。众多现职的和已经卸任的官员以及当地的士大夫精英们纷纷吟诗作赋,讚颂这一盛大场面。在很多人看来,1867年同治帝御赐明本《道藏》充分昭示了下面这一事实,即在守卫南阳城和维护清朝政治、道德秩序过程中,张宗璿个人及其领导的玄妙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御赐《道藏》一事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久负盛名的、作为全国最为知名的道教丛林的玄妙观的声望和权威,另一方面,也成为当时南阳的道士们和广大世俗民众引以为自豪和增进地方认同的源泉。[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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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晚清时期的玄妙观
二百多年以来,玄妙观铸就了自己辉煌的历史,赢得了令世人仰慕的声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到十九世纪中期,一方面它已经确立了作为南阳和中原地区一座主要的全真丛林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成为晚清时期一座颇具政治、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道教中心。
1640年代清军征服中原以后,玄妙观在其早期历史上就曾积极参与、支持南阳城的重建和兴复事业。1860年代,全真道士参加南阳城的防御工作充分反映了玄妙观对南阳地区事务一如既往地参与和援助。和清朝初年全真道士收埋战争遗骸一样,他们对破损的玄妙观的修复和重建也有利于南阳城的稳定和重建。19世纪中期张宗璿方丈及其率领的全真道士的英勇事迹保障了南阳市成千上万名民众的生命财産安全。由此可见,全真道士参加南阳城的守卫工作并非仅仅是为了效忠于清帝国,同时也是全真道士参与南阳地方社会重建的体现。
张宗璿及其玄妙观对清政府是无限忠诚的,对南阳当地社会事务也是充满热情的。因此,上到河南巡抚下到南阳县令的大小地方官员都对他们心怀感激。同时也使这些官员有充分的理由请求皇室赏赐给张宗璿及其玄妙观大批银两和珍贵的《道藏》。1860年代,作为盐运使,傅寿彤肩负著守卫南阳城的重任。1867年,他曾经给河南巡抚李鹤年上报了一份奏章。其中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的感恩和钦敬之情。
傅寿彤敏鋭地认识到了南阳公众对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在太平军起义以来有关张方丈和玄妙观的传说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和引证。事实上,这位全真方丈及其玄妙观的英勇事迹和清皇室颁赐《道藏》一事共同构成了当地大量关于玄妙观的民间传说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和解释玄妙观在公众心目中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79]
玄妙观参与剿灭太平军、守护南阳城的工作并非仅仅源于张宗璿方丈对这股叛逆力量的敌视,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张宗璿及其玄妙观都一直参与南阳地方事务,为当地社会服务。这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而且他们参与或者提供服务的形式多种多样。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赈济灾荒、定期的各种宗教仪式、惠及民生的借贷、土地租赁、提供就业岗位、与地方社会形成的密切的个人友谊和眷顾关系,等等。当然,他们之所以有能力从事这些活动,还是以玄妙观拥有的大量田産为基础的。
在研究当代北中国农村地区仪式生活及其结构的过程中,欧大年(Daniel Overmyer)教授和一些其他学者已经证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农村仪式活动的领袖们(香头)及其领导的仪式团体在组织和塑造当地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方面一直发挥著主导性的影响力。他们的集体活动表明,在国家和从古到今的精英阶层之外,这些乡村的香头们在北中国的农村社会中也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80]在笔者看来,上述的研究充分表明,当前我们必须对非传统精英人物在塑造地方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予以更多的关注。毫无疑问,十九世纪中期的南阳,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就是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过主导作用的非传统精英人物之一。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与帝国政府和地方当局的长期合作;其二,数个世纪以来对南阳地方社会、经济与仪式活动的广泛参与。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因此,在南阳城发展历史的关键时刻,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才能够站出来参加护城保国的行动,并发挥核心性的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南阳地区的近代化过程中,上述道德资本和物质资本同样能够激励玄妙观和全真道士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构建应对混乱时局的新方略,保持、创新、巩固全真教的身份认同和影响力,积极推动南阳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本文是笔者的在研专题项目“晚清帝国至当代中国南阳道教社会文化史与地方社会”的一部分内容。2007年11月,第四届道教研究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会上,笔者曾将本文的一部早期文稿提交会议小组讨论。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EPHE)、香港中文大学(CUHK)的劳格文(John Lagerwey)先生及与会同仁都曾细心评论这篇文章。此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高万桑先生(Vincent Goossaert)、莱顿大学(Leiden)的田海先生(Barend ter Haar)也为笔者提出了颇具洞察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另外,我还要感谢《通报》(T’oung Pao)的几位评论者为修改本文英文原稿作出的努力。本篇论文的中文翻译以在《通报》发表的英文稿为基础。在此,笔者谨向《通报》编辑部总编法兰西学院Pierre-Etienne Will 教授鸣谢。蒋经国基金会(The Chiang-ching Kuo Foundation)和法国国研会(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rcherche,简称ANR)为笔者的此项研究工作提供了经费支援,使我能够完成在中国河南省南阳市的档案文献搜集和田野调查工作,对于两家机构的支持,笔者深表谢意。最后,我也向本文译者中国社科院的宋学立博士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