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如此,越是知其然者越想知其所以然,越是探究不到就越痛苦,因为有些事情实在搞不清楚,实在找不到答案或者没有合理的解释,于是,人发明了“神”,这些神大多从常见之物脱胎过来,然后被赋予新的使命,运数未具的,人力不及的,就交给它们去化解和运筹,人们最初造神,也许只是为了给自己无助的心灵暂时找一个支点,帮衬着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崇拜与禁忌,这些被生活历练后沉淀下来的金科玉律成了笃信者的处世法则,同时也是民俗中极具识别性的标志物,不管它们是喜是悲,是俗是雅,是智是愚,都是与历史对话时的最好翻译。天津的民间崇拜特点鲜明,既不偏废,又重实惠,也就是说,既有不拘泥于一两种实物的泛崇拜影子,又能看出极强的功利色彩。
移民城市催生了移民文化,移民文化又沉淀了移民信仰。旧时,天津民间崇拜的动物足能组成一个“动物园”,龙、凤、龟、鱼、马、猴、麒麟、蝙蝠、狮子、老虎、仙鹤、喜鹊,统统都被视为祥兽,无论在民居中的砖雕、石雕、木雕中,还是贴于家中的年画、剪纸窗花或女红绣品上,处处体现出对动物的崇拜观念,或直接将其定为吉祥物,或借其谐音、寓意寄托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其中,以对“五大家”的崇拜最为典型。
“五大家”也叫“五大仙”,分别是狐仙(狐狸)、黄仙(黄鼠狼)、白仙(刺猬)、柳仙(蛇)和灰仙(老鼠),民间俗称“狐黄白柳灰”。对“五大家”的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对妖仙的崇拜,其思想基座是万物有灵。旧时的天津人认为有些生灵之所以屡经灾难而不绝,是被一种外在仙气护佑的结果,如何将那仙气借来让自己沾染一点,就成了许多人日思夜想的问题。
比如这“狐黄白柳灰”,千万年来,天灾毁它们,天敌追它们,但它们都顽强地坚持了下来,所以民间认为“五大家”是与人类长期伴生、亦妖亦仙的灵异,如果侵犯了它们,它们就会使侵害者受到对等的惩罚;倘若敬奉它们,就会得到暗地的福佑。
正是这种将信将疑的心态、半惧半忧的意识,成就了“五大家”登堂入室的尊严。倒退百年,天津老城的许多人家都能见到被供之高阁的“五大家”。供奉方法一种是在家中的佛堂、祖先堂旁边供全神像,包括九位神灵,也就是增福财神,福、禄、寿三星及“五大家”,分为三排顺序排列。这时的“五大家”全化为人像,慈眉善目,除白仙被附会为凤冠霞帔的白老太太形象外,其余四位都是男像,穿官服,戴暖帽,颜色为灰蓝或石青,显得极可信赖。另一种是在院中角落盖起一座三尺多宽、两尺多高的“仙家楼”,将“五大家”牌位供之于内。
百姓发明的诸神,各有各的任务和领地,绝不越权,也互不替代。在他们眼里,吃饱喝足是生存的第一要务,居家平安是生活的第一要务,所以,过日子最重要的是门户紧、炉灶旺,于是门神和灶神从天而降。门神,是一尊被赋予了高强本领的多功能保护神,驱邪魔、卫家宅、保平安、助功利、降吉祥,每天端守宅门,迎送主人,监视陌路,是民间最受欢迎的俗神之一。
天津早期的门神都是能驱鬼镇妖的武将,像秦琼、尉迟恭、赵公明,无不绝技在身。文官门神以赐福天官居多,大都贴于院内堂屋门上。祈福门神则与多子多福相连,画面大多用谐音,取吉利,比如爵、鹿、蝠、喜、马、宝、瓶、鞍八字,寓意“爵禄福喜,马报平安”,恨不得功名利禄为我取,一年长占四时春。文官门神和祈福门神常常成双配对贴在门上,黄金组合有:天官(或状元)配送子娘娘;喜神配和合二仙;刘海儿配招财童子。
灶神也是一尊将崇拜之物和自然现象融为人格化的神灵之一,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也是要百般精心呵护的。灶神是家神,天天和一家老小厮守在一起,它的神祃儿常年供于家中灶台上方的墙壁里,接受香火的熏陶。原来,人们以为灶神只管饮食,所以在祭灶时不惜用最美的词藻颂扬它,后来又传说灶神还是个“神探”,兼职搜集各家隐私,然后向玉皇大帝报告。“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说的就是灶王爷的“第二职业”。民间认定,一个人如果被灶王爷举报,大错减寿300天,小错损寿100天,人们惹不起它,只好把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专门拿出来,诸事不做,单管祭灶,在灶王神像前摆放用饴糖滚上芝麻做成的糖瓜,希求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它说人的坏话。
老天津的民间崇拜大都从远古的原始信仰传袭而来,崇拜对象涉及千事万物,有天地、日月、星辰等自然体,有风、雨、雷、电、虹、云等自然力,有水、火、山、石等自然物,还有麒麟、仙鹤、鱼、蝙蝠、狐狸、黄鼠狼、刺猬、蛇、老鼠等具体的动物和石榴、葫芦、莲子等常见的植物。妈祖信仰传入天津后,很快发展为多功能神灵,既可护航,又能祛灾赐福,掌握着福、禄、寿、喜乃至生育等大权,法力无边,而且有求必应。为此,天津曾在东门外小直沽、河东大直沽、丁字沽等地建有16座天后宫,其中东门外小直沽天后宫为皇帝敕建,影响颇大;而位于鼓楼附近的天后宫至今仍居世界三大天后宫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