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综述20世纪以来日本的道教研究,重点介绍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日本的道教研究组织及其开展的学术活动,并对日本道教研究的最新动态作出评价和展望。
[关键词]:日本;汉学;道教研究;东方宗教
日本的道教研究始自19世纪后期,继明治维新以来对儒释二教的研究势头,道教开始受到日本学界的重视,并逐渐成为中国学研究新的热点。日本学界历来认为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先驱,中国传统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泉和灵感,汉学家们意识到不研究儒释道三教之一的道教,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将是不全面的。日本的道教研究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日本学界一般将道教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后期至1930年,称为开创期的道教研究;第二阶段是1931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称为“为政治、军事服务期”的道教研究;第三阶段是1946年至1972年,称为战后恢复期的道教研究;第四阶段是1973年至今,称为高潮期的道教研究[1]。以下侧重介绍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及研究路向。
一、日本道教研究的特点
日本的道教研究经过近百年的积累,现已成为日本汉学研究中的显学。这从日本道教研究学者的人数,道教研究取得的成就,都可以得到充分说明。日本的道教研究已相当深入,其研究的问题已涉及道教文化的各个领域。目前日本的道教学已大致形成10个研究门类:(1)关于道教的一般著作;(2)中国道教史及道派研究;(3)道教与民俗、信仰、历法、文学关系研究;(4)道教和科学关系的研究;(5)道教与儒教、佛教关系研究;(6)道教思想和哲学研究;(7)道教经典和文献研究;(8)道教在海内外传播的研究;(9)道观、道士和道教协会研究;(10)道教祭祀仪礼和科仪音乐研究。日本的道教学长期以来形成实证研究的风格,各研究者大都是选定一个方向,毕生悉心收集文献资料,来阐明道教学术的某一问题,其发表的研究成果资料丰富扎实,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日本学者道教研究的特点,从以下两方面可以看出。
(一)重视在中国的实地调查研
日本的道教学研究既重视文献的解读,同时也重视对道教实况的田野调查。早在日本道教研究的开创期,小柳司气太作为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就首开实地调查中国道教的先河。小柳司气太(1870-1940)1894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学习,1921年以《朱子的哲学》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来中国考察宗教文化。他在北京住进了道教全真龙门派第一丛林的白云观,获得了道士宗教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后据此次调查所得,编写《白云观志》,记录了民国时期白云观的道教活动[2]。吉冈义丰(1916-1981)是日本道教研究第二、三阶段的代表人物,继承了福井康顺的道教研究观点和方法。他在中国留学期间,也步小柳司气太之后住进北京白云观,实地考察全真派道士的生活,他撰写的白云观道教宗教生活的回忆,被学界认为是具有珍贵意义的亲身体验①。吉冈义丰后来撰写《道教》,此书第四章《道教的现状》(白云观的道教),分白云观的起源,道士的生活,白云观的祭神(道教的神),住观道士一览表等内容介绍。
日本学者道端良秀,于1943年在山东作道教宫观调查,先后考察了潍县、即墨、莱阳、栖霞、福山、烟台等地。道端良秀沿金元全真教发祥地一线踏查,当时亲见王重阳等七真的墓地、碑文及宫观等遗迹。1951年,时任大谷专修学院院长的道端良秀,根据当年考察的笔记,撰写《山东道教史迹巡礼》一文②,记述了当年考察全真道传教路线的情况。道端良秀对民国时期山东全真道实况的考察,尤其对潍县郊区玉清官的情况记载详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日本冈山大学教授大渊忍尔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在香港、台湾地区长期考察道教仪式,1983年著《中国人的宗教仪礼》,收集香港、台湾道教科仪文献甚为丰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田仲一成,在香港和台湾地区考察道教与祭祀演剧的关系,他的著作《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的宗族与戏剧》,开拓了道教研究的新途径[3]。坂出祥伸20世纪90年代在台湾做田野,有《台湾道教事情近况》的报道。
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日本学者多赴中国实地考察道教现状。中村璋八、洼德忠、麦谷邦夫、游佐升等曾深入中国考察,并发表报道中国大陆道教现状的论文。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蜂屋邦夫,于1988年率道教现状考察团,赴中国各名山宫观实地考察道教,对道教宫观的内部状况、道教神像、祭祀活动、道士及道教协会等许多项目进行了详细调查。考察研究目的旨在从总体上理解中国文化,客观把握中国道教的现状。蜂屋邦夫考察团关注的问题是:道士及道教信徒是在怎样的环境里过着怎样的宗教生活,持有什么样的宗教心情等问题。“具体地说,环境方面包括道士住在山里还是住在城市里,道观及其内部的详细布局等内容;宗教生活方面包括道教协会与道观的组织问题、修行的方法、固定的宗教仪式、生产活动与饮食方式、服装等种种内容,宗教心情则包括入道的动机、经典、戒律、被信仰的诸神的内容等与精神世界相关的所有问题。”③蜂屋邦夫1990年著《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1995年著《中国的道教——其活动与道观的现状》[4],此两书分别包括本文册、图版册,文献、图片资料甚为丰富,在搜集保存中国道教现状资料方面,无疑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日本最新的中国大陆道教的调查成果,有奈良行博1988年著《道教圣地——中国大陆踏查记录》④。奈良行博从1985年12月访问茅山道教开始至1996年止,11年间在中国大陆进行了513天实地考察,访问了除黑龙江、青海、海南、西藏自治区外的所有省区的道教。该书注重介绍道教圣地的自然风土,北方、南方不同地域文化宫观建筑的特色。还详细考察道观的宗教活动,拍摄民众烧香拜神的实况,以及一般民众的宗教信仰。麦谷邦夫1987年在中国各地考察,其中在四川深入剑阁考察道教石刻遗迹,可谓深具学术洞察力的道教研究学者。
(二)学术视角的广泛和研究方法的新颖
日本的道教学注意基础研究,道教经典历来是日本学者致力探讨的重点。日本道教学界的泰斗福井康顺(1898-1991),先后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及大学院学习,毕业后曾到中国留学,他于1952年著《道教的基础研究》,是战后恢复初期日本道教研究的力作。该书分原始道教研究篇,道教经典诸相篇。在原始道教研究篇的四章中,对五斗米道、太平道的历史,两派的交涉及与佛教的关系,都有深入的论述。在道教经典诸相篇的三章中,通过对《道藏》经典及编纂体例的研究,驳斥了所谓《道藏》“真伪参半”的成说,肯定了《道藏》的重要研究价值。他对三皇文和三皇经的区别之分析,《太平经》和《老子化胡经》源流及版本的考证,代表了当时道教研究的最高水平。麦谷邦夫对上清派经典的研究,小林正美对灵宝派经典的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道教神仙信仰及道教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日本道教学者致力于探讨的问题。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洼德忠于1962年著《庚申信仰研究——日中宗教文化交涉史》一书,证明日本本土和冲绳、韩国的“守庚申”习俗,来源于中国道教的庚申信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福永光司,致力于道教在海外影响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和论文,来阐述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他的著作《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日本思想》、《道教与古代日本》,在中日关系史及道教外传史研究领域,可谓是经典之作。酒井忠夫、福井文雅、山田利明著《日本·中国的宗教文化》,以14篇论文分别探讨了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道教全真派从金元以来居道教的主流,日本学者对全真派的研究用功较多。洼德忠著《中国的宗教改革——全真教的成立》[5],被视为全真教研究的入门书。蜂屋邦夫在全真教研究上另辟蹊径,致力于全真教创教诸宗师的研究,著《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和马丹阳》”⑤、《金元时代的道教——七真研究》⑥。王重阳和马丹阳是全真教初创时期的宗师,包括王重阳、马丹阳在内的全真教北七真,是全真教史上最具影响的人物。两书的资料收集最为丰富,可谓全真教研究中重要的著述。蜂屋邦夫新颖的研究视角值得注意,他以全真道士创作的诗词为线索,来解析全真道士的宗教精神世界。致力于道教思想或信仰精神的探讨,侧重从精神层面研究全真教,这显示蜂屋邦夫道教研究的学术特色。2000年10月6-10日,四川大学召开以道教神仙信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蜂屋邦夫《全真教草创期的信仰对象》的发言⑦,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对宋元时期道教的新道派净明道,日本弘前大学教授秋月观暎毕生致力于净明道研究,所著《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的基础研究》,是国际道教学界最早研究净明道的力作⑧。秋月观暎潜心研究净明道十余年,1975年完成博士论文《净明道的基础研究》,并以此前发表的十余篇论文为基础,写出享誉学界的净明道史研究专著。此书理清了净明道历史的基本线索,着重探讨净明道忠孝思想的源流及其特色,净明道与儒教及道教全真、正一诸派的关系,净明道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等问题,可谓是净明道史研究中有开拓奠基之功的著述。
日本老一代道教学者的实证研究方法,可谓是学到了中国传统国学治学方法的精髓。他们在研究中采用历史学的考据方法,对所探讨的问题言必有据,所得结论的可信度也很高。如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纬书集成》全6册,从中国文献中广搜博采纬书资料,令人叹为观止。宫川尚志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从他发表的《南朝正史道教史料稿》,可见对该段史籍中的道教史料收罗无遗。新生代的日本学者继承了老一代的传统,但又引入了最新的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在研究视野上更为开阔,对道教学研究的问题也更加深入。如丸山宏对道教科仪的研究,运用西方人类学的仪式理论,对道教科仪的探讨就更具说服力。
二、日本道教研究组织及其学术活动
(一)日本道教学会的成立
1950年成立的日本道教学会,是日本道教研究的主要学术团体。在日本道教学会成立规约中,明确规定学会从事的主要事业是:编辑发行学会学术刊物《东方宗教》;主办道教研究主题的研究会、讲演会。日本道教学会总会分设两个事务所,一个设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洼研究室,另一个设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宗教研究室。实际上设立事务所的两个研究单位,也是日本道教研究的两个中心。《东方宗教》创刊号登载日本道教学会总部委员署名的《发刊词》,宣称日本道教学会成立的宗旨说:
众所周知,道教已与中国人的生活浑然一体,故作为东洋学者尤其是汉学家,当然应该研究道教。伴随着当前对中国进行系统研究的契机到来,以前对此领域不甚重视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我们挺身而出,以研究道教为己任,故与志同道合者组织日本道教学会。……我们的目标,是广泛深入探究道教的实况,赋予道教在汉学中应有的地位⑨。
日本汉学界原来研究道教的学者,都隶属于中国佛教史学会,日本道教学会成立以后,汇集了日本研究道教的学者。1959年日本道教学会重新修订的会则,确定学会的目的是在研究道教的同时,推进与东洋民族有关的宗教、文化的研究,促进会员间的相互联络。日本道教学会之所以扩大研究范围,在于认识到道教给予东洋文化影响甚大,日本所有宗教、民俗、习惯、年中祭祀等,都与道教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1959年时日本道教学会的会员仅有200多人,此后随着日本道教研究的开展,至20世纪末会员已达600余人。与欧美各国汉学界比较,日本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最多。日本道教学会机关刊物《东方宗教》于1951年12月创刊发行,至2002年11月已发行至第100号。该刊发表道教研究论文,发布道教学术动态,组织道教论著的评介,登录世界各国道教研究著作、论文的索引。《东方宗教》还刊载日本学者的争论文章,双方对道教学术的不同意见,都可以在刊物上畅所欲言,由此营造出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东方宗教》唯学术是重的办刊宗旨,成为国际汉学界最有影响的道教学术刊物。
(二)国际学术会议的举行
1972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了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6],当时世界著名的道教学者汇集蓼科讨论道教学,作为在日本第一次召开的道教学国际会议,给予新时期日本道教研究以深刻影响。蓼科会议有14名代表作了学术发言,除专门的道教学国际会议外,具有120余年历史的“国际亚洲、北美研究会议”,也是日本汉学家讨论道教的讲坛。1997年7月7日至12日于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亚洲、北美研究会议”,中国部会讨论的主题是“日本人所见的中国宗教”,其中日本学者的论文多讨论道教问题。
随着日本道教研究的深入,日本和美国的中青年道教学者商议,决定召开两国间道教学者的学术会议,参加者为年龄在30-40岁左右的学者,两国与会学者的人数对等。1995年5月25日至29日,第一次日美道教研究会议在日本东京东洋大学召开。日美两国各有7名学者发言讨论,日本方面的田中文雄、菊地章太、马渊昌也、森田利亚、馆野正美、二阶堂善弘、增尾伸一郎等人,都是日本道教研究领域年轻的学者。日本道教研究新生代学者丸山宏、山田俊、山田利明、浅野春二、游佐升等参与司会和讨论。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为道教,对时代及题目未作限制,提交的论文涉及汉代至宋明时期,从哲学、思想、文学、宗教学等角度探讨道教。一般的国际学术会议都是学界泰斗参加,日美两国青年学者的道教学交流,开创了道教学国际会议的一个先例,反映出道教研究将继续发展的国际前景[7]。
三年后的第二次日美道教研究会议,于1998年5月29日至6月1日在美国缅因州波士顿大学召开,参加者美国有13人,日本有9人。会议的主题是“道教修法的特征”,双方各7名发言者。日本学者的论文涉及道教斋醮科仪、斋醮的道坛、道教的手诀、道教的内丹修炼经典、道教仙传的自述等同题,大致都属于道教法术修炼的内容。
日本学者还注意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交流,他们应邀参加在中国召开的道教学研讨会,中日道教学者通过学术研讨,共同推进了国际道教学的进展。1996年8月11日至16日,由香港道教学院与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在北京召开“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有蜂屋邦夫、麦谷邦夫等11人参加,会后小林正美在《东方宗教》第89号发表《〈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记》。2000年10月6日至10日,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在成都和洪雅瓦屋山举办“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的蜂屋邦夫、山田俊等6人与会,就道教神仙信仰的主题,与中国学者进行了学术探讨。会后山田俊在《东方宗教》第97号发表《〈道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召开的道教学术会议,日本学者都予以关注并报道会议情况。
三、最新研究动态及其展望
高潮期的日本道教研究注重学术传承,日本汉学界的道教研究愈趋兴盛。京都大学福永光司教授1974年受聘于东京大学,担任该校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道教”的讲席,这是日本大学首次开设的“道教学”课程。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东北大学,都是道教研究及后备人才培养的中心。日本道教学会作为道教研究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为推进日本道教研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此外,日本还有几个研究小组活跃在各地,如1976年大正大学成立的道教谈话会,1984年关西地区成立的道教文化研究会、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研究会,都有力地促进了日本道教研究的发展。近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六朝道教研究”的研究班,对《真诰》等六朝道经进行译注,通过这种扎实的基础研究,来培养新一代的道教研究者。为奖掖日本的青年道教学研究者,日本道教学会名誉会长福井文雅捐资设立“日本道教学会奖基金”,每两年奖励在《东方宗教》发表优秀论文者。日本新生代的丸山宏、山田俊的论文都曾获奖。现获得2000年至2001年度的第六届日本道教学会奖已经评出,石合香发表于《东方宗教》第94号《汉武帝制定太初历的真正意图——寻求不死》的论文获奖。
综观日本汉学界近年来的道教研究,呈现老中青几代学者共同研究的局面。现在仍然活跃在道教研究领域的学者,最老的有洼德忠、秋月观暎、中村璋八、福井文雅等,都是跨越日本道教研究三、四阶段的学者,虽已年届70至80高龄,至今仍不断有著述问世。第二代是年龄在60左右的学者,有蜂屋邦夫、中嵨隆藏、小林正美、麦谷邦夫等,是著述宏富的道教学专家。第三代是40左右的学者,在大学一般是年富力强的副教授,如丸山宏、浅野春二、山田俊、游佐升、砂山稔等。道教学新秀是年龄在3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这批人都具有良好的学术素质。近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的道教学术研究递代传承,道教学研究人才辈出。除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相关研究机构的学术传承外,有的甚至形成道教研究的家学渊源,如日本和歌山高商教授大渊惠真,致力于敦煌文书中的道经研究,其子大渊忍尔继承父亲遗志,在敦煌道经研究中取得成果,于1979年著《敦煌道经目录篇、图录篇》,被誉为敦煌道经研究中最具影响的文献资料。日本学者金冈照光、游佐升、砂山稔等在敦煌道经研究方面也有成绩。
随着日本汉学界道教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阔,探讨的问题愈益深入详细。《东方宗教》第90号刊载1996年日本学者的道教研究论文目录,将该年的论文分类为:总说、先秦、秦汉、六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道家、纬书、老庄、玄学、神仙、经典、善书、占卜、仪礼、养生、民间信仰、三教、道教与文学、道教和日本、书评等23个项目,这也大致反映出日本道教研究愈益细密的发展趋势。日本学者在道教学难治的内丹养生、道教音乐、道教科仪、道教法术等方面,都有人锲而不舍地努力探讨。几乎在道教学的所有领域,都有日本学者进行专攻,由此在国际道教学界具有话语权。在道教学的《道藏》、敦煌道经、道教思想、道派史、道教与民间信仰等领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都令国际学界瞩目。
近年来日本学者道教研究的成果可谓丰硕,显示日本的道教研究确乎更加兴盛。《东方宗教》公布的最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论著显示:1996年有著作30种,论文240篇;1997年有著作31种,论文147篇;1998年有著作35种,论文174篇;1999年有著作33种,论文102篇;2000年有著作70种,论文264篇。日本学者的著作多是单篇论文的结集,而论文集的论文又列入单篇论文的统计。福井文雅《道教的历史与构造》,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研究》,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中国的道教》,山田利明《六朝道教仪礼研究》,大渊忍尔《道教及其经典——道教史研究之二》,吉川忠夫《六朝道教的研究》,山田俊《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等,都是近年日本道教研究的力作。1999年以来,日本学者以《讲座道教》的形式,推出了道教研究的专题论文集。现在已出版的有野口铁郎、砂山稔、尾崎正治、菊地章太编集《讲座道教》第1卷《道教的神仙和经典》,野口铁郎、田中文雄、丸山宏、浅野春二编集《讲座道教》第2卷《道教的教团和仪礼》,三浦国雄、崛池信夫、大形徹编集《讲座道教》第3卷《道教的生命观和身体论》,福井文雅、山田利明、前田繁树编集《讲座道教》第4卷《道教和中国思想》,野口铁郎、奈良行博、松本浩一编集《讲座道教》第5卷《道教和中国社会》,游佐升、野崎充彦、增尾伸一郎编集《讲座道教》第6卷《亚洲诸地域和道教》。讲座道教以论文集的形式发表专题研究论文,各研究者探讨的问题都相当深入,反映当代日本学者研究道教学的水平。
1997年在日本冈山召开的林原会议,主持者中村璋八邀请日本和中国、欧洲的道教学者,会议讨论“中国人和道教”[8],此会议主题的确立,反映出日本汉学界一贯的观点:通过对道教的研究,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人,从而理解中国文化。
注释:
[1]本文多参考日本道教学会主办的《东方宗教》半年刊,以下介绍不一一注明。
[2]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收入《藏外道书》第20册第551-639页。
[3]王元化主编海外汉学丛书,收录田仲一成著,钱杭、任余白译《中国的宗族与戏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
[4]蜂屋邦夫《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总917页,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2月。《中国的道教——其活动与道观的现状》,总1120页,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3月。
[5]此书原为日中文化研究会刊行的《亚洲宗教文化》第2册。洼德忠著《中国的宗教改革——全真教的成立》,总205页,京都,法藏馆,1968年。
[6]第一次国际道教研究会议于1968年在意大利的佩鲁贾举行,会议英语名称为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aoist Studies,由当时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韦尔奇主持。
[7]山田利明、田中文雄据这次会议的论文,编成《道教的历史和文化》,总350页,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98年5月。
[8]该会由林原共济会出资赞助,日本11人、中国2人、欧洲2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发言由中村璋八编成论文集。中村璋八编《中国人和道教——林原会议'97》,总333页,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11月。
参考文献:
①吉冈义丰:《道士的生活》[J].《道协会刊》第11期,余仲珏译,中国道教协会,1983。
②道端良秀:《山东道教史迹巡礼》[J].《东方宗教》创刊号,日本道教学会,1951。
③蜂屋邦夫:《日本道家文化研究的意义》[A].蜂屋邦夫著,隽雪艳、陈捷等译:《道家思想与佛教》[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378。
④奈良行博:《道教圣地——中国大陆踏查记录》[M].东京:平河出版杜,1998。
⑤蜂屋邦夫:《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阳和马丹阳》[M].东京:汲古书院,1992。
⑥蜂屋邦夫:《金元时代的道教——七真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1998。
⑦蜂屋邦夫著,张泽洪译,《全真教草创期的信仰对象》[J].《宗教学研究》,2000,(4)。
⑧秋月观暎:《中国近世道教的形成——净明道的基础研究》[M].东京:创文社,1979。
⑨日本道教学会:《东方宗教》[J].创刊号,1951。
(作者系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