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A Study of the Tianzhu Temple in Hangzho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oism in Jiangnan from the Late Tang Dynasty to the Five Dynasties：
Based on Qian liu's Tianzhu Temple Inscription Records
【作者简介】刘凯，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 杭州洞霄宫是宋代最著名的道观之一，尤其是在南宋时期曾被号称为“天下宫观之首”，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这座道观之所以能够在宋代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与唐末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延请天台山著名高道闾丘方远以及重修天柱观有关。文章以钱镠所撰《天柱观记》为中心，探讨了以钱镠为代表的吴越政权与闾丘方远教团的关系及其重振天柱观的具体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唐末五代这一动荡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日 期】2013-09-05
【关 键 词】唐末五代、杭州天柱观、政教关系
唐朝是道教发展的黄金时期，而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和分裂割据，使道教的生存和发展呈现出南北不同的特点。北方中原地区因战乱较多，道士与道教团体面临着生存的困难，不少历史上有名的道观或道派因战火而衰败；而在南方则相对安宁，尤其是南方各国统治者大都重视道教，因而使道教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发展，其中尤以割据四川的前蜀和割据江浙的吴越国最为著称①。本文试图以吴越国的建立者钱镠所撰《天柱观记》为中心，探讨唐末五代杭州等江南地区道教的生存处境和发展特点，并进一步揭示这一时期道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一、唐代杭州天柱观与唐末钱镠《天柱观记》碑的由来
吴越国(907-978)是唐末五代时期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地方割据政权之一，由杭州临安县人钱镠创建，以杭州为首府，拥有两浙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历三代五王，至978年纳土归宋，是五代十国中存在最久的政权。钱镠及其继任者采取保境安民、重农桑的政策，使吴越国成为五代十国中最为安定富有的国家之一。而其对宗教也采取支持的政策，使佛、道二教都得到了重要发展。
杭州天柱观始建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其创建之初，仅为杭州余杭县一座普通的地方道观。至唐玄宗时期，著名道士朱法满、叶法善、司马承祯、吴筠等人先后在此进行过道教活动，但此观的影响力并未超出江南地区。直到唐末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延请天台山著名高道闾丘方远来此创建上清院派之后，天柱观才异军突起，开始成为在江南地区有重大影响的道观。北宋初期，天柱观改名为洞霄宫，从此不断得到宋廷的封赏，于是成为全国地位最显赫最重要的道观之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宋末元初。因此，唐末五代也是杭州天柱观发展最具转折意义的时期。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时为镇海军节度使的钱镠调动军队开始为闾丘方远教团重建衰败已久的天柱观。新的天柱观于光化三年(900)最终建成，钱氏此时已经统一两浙，被唐朝封为彭城郡王，钱镠于是作《天柱观记》以记载其重建缘由及其经过。《天柱观记》近2000字，是历史上杭州天柱观(洞霄宫)碑文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碑刻。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宰相周必大游历洞霄宫时记录称：“众山之中一峰稍高者，天柱也。宫门立钱镠大碑，颇叙兴废。”②该碑矗立在宫观正门这一最紧要处，因此，周必大称之为“钱镠大碑”。
钱镠《天柱观记》在论及重建天柱观的原因时称：
此观创置之始，本对南方，后有朱法师相度地形，改为北向。虽依山势，偏侧洞门，其洞首阴背阳，作道宫而不可，致左右岗垄，与地势以相违，背洞门而不顺百灵，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观中寥落，难驻贤德，皆为尊殿背水激冲之所致也……遍寻地理，观其尊殿基势，全无起发之由。致道流困穷，二时而不办香灯，竟岁而全无醮阅。③
根据这段文字，钱镠重建之前的天柱观已极度衰败，“观中寥落，难驻贤德”，道士也无法进行基本的斋醮活动。钱镠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唐玄宗时著名道士朱法满将原本坐北朝南的道观改为坐南朝北所致，即因宫观的朝向位及风水的错误所造成的。然而，《天柱观记》亦称“普天之下，灵迹甚多，自兵革荐兴，基址多毁”，即反映了唐末道教普遍衰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唐末连年战乱所致。黄巢起义军虽然于公元884年被镇压，但此后唐中央的权威更弱，天下纷乱已成定局。而本文所讨论的吴越地区，先为黄巢起义军占领，其后又为淮南高骈、浙西周宝等众多藩镇之间不断征战争夺，使吴越地区佛、道二教都遭到很大的破坏④。因此，唐末杭州天柱观衰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唐末战乱频仍所致。而唐末五代的这种时代特点，也决定了道教和佛教信徒往往只有依附掌握军政大权的地方藩镇，才能在乱世中保全性命和维系宗教基本的生存。
二、《天柱观记》所见吴越王钱镠与道士闾丘方远的关系
从《天柱观记》可知，道士闾丘方远是钱镠重建天柱观这一历史事件中最关键性的人物。闾丘方远是舒州宿松县(今安徽宿松县)人，既是天台山南岳宗的传人，也是在唐末有重要影响的道教领袖人物，而他成为钱镠重建天柱观一事的主角，应与唐末天台山道教的极度衰败有关。北宋初孙夷中所撰《三洞修道仪》称：
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难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颓。岿然独存者，唯亳州太清宫矣。次有北邙、阳台、阳辅、庆唐数观，尚有典刑。天台、衡湘、豫章、灊岳，不甚凌毁，山东即邻于扫地矣。⑤
引文中特别提及“天台、衡湘、豫章、灊岳”为摧颓最严重的四处道教中心。其中“天台”即天台山，而“衡湘”主要指南岳衡山，两地均是闾丘方远所属的天台南岳宗的本部⑥，可见，唐末天台山的“不甚凌毁”，应是闾丘方远率领其教团舍弃天台根本而投奔杭州钱氏政权的主要原因。《天柱观记》碑文中有多处涉及闾丘方远，其文称：
(1)乾宁二年(895)，镠……遂抗直表，上闻圣聪，请上清道士闾丘方远与道众三十余人，主张教迹，每年春秋四季，为国焚修。镠特与创建殿堂，兼移基址。
(2)(镠)又续发荐章，奏闾丘君道业。圣上以仙源演庆，真派流辉，方瑶水以游神，复华胥而入梦。欲阐无为之教，欣闻有道之人，敕赐法号为“妙有大师”，兼加命服。虽寒栖带索之士，不尚宠荣，在法桥劝善之门，何妨显赫。
(3)妙有大师闾丘君，灵芝异禀，皓鹤标奇，诞德星躔，披霓灵洞。朝修虔恳，科戒精严，实紫府之表仪，乃清都之辅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游方有志，蹑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驻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
这几段文字主要是颂扬闾丘方远道业精深以及“为国焚修”的事迹，而闾丘方远还因为钱镠的推举而得到唐昭宗敕赐的“妙有大师”法号。其中“上清道士闾丘方远与道众三十余人”这一记载，应是当时天柱观内部组织最具体的数字。而碑文亦指出钱氏支持闾丘方远的目的，是为了使其于“每年春秋四季，为国焚修”。碑文对闾丘方远的道业极尽赞美之辞，认为其出生地“天柱山”与驻修地“天柱观”在名称上也是一种神奇的巧合。
然而，碑文未提及闾丘方远的学道经历及其道法源流。而唐末五代沈汾所著的《续仙传》和北宋初年钱俨所著的《吴越备史》，是有关闾丘方远生平事迹最完整的记载。这两部书一为仙传，一为史书，内容可以相互补充。除此之外，元代邓牧的《洞霄图志》、赵道一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等也有相关记载，但都直接依据了这两部书。鉴于二书对于闾丘方远研究的重要性，兹全文录之于下。《续仙传》云：
闾丘方远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辩慧，年十六，通经史。学《易》于庐山陈元晤。二十九，问大丹于香林左元泽。元泽奇之，谓方远曰：“子不闻老子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盖身从无为而生有为。今却反本，是曰无为。夫无为者，言无即著空，言有则成碍，执有无即成滞，但于有无一致，泯然无心，则庶几乎道？且释氏以此为禅宗，颜子以此为坐忘。《易》云：‘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归一揆。又《经》云：‘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证，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迈直可为真门之标表也。”方远稽首致谢而去，复诣仙都山隐真岩事刘处静，学修真出世之术。三十四岁，受法箓于天台山玉霄宫叶藏质，真文秘诀，尽蒙付授。而方远守一行气之暇，笃好子史群书，每披卷必一览之，不遗于心。常自言：“葛稚川、陶贞白，吾之师友也。”铨《太平经》为三十篇，备尽枢要，其声名愈播于江淮间。唐昭宗景福二年(893)，钱塘彭城王钱镠深慕方远道德，访于余杭大涤洞，筑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征之，方远以天文推寻，秦地将欲荆榛，唐祚必当革易，侔之园绮，不出山林，竟不赴召。乃降诏褒异，就颁命服，俾耀玄风，赐号“妙有大师”、“玄同先生”。阐扬圣化，启发蒙昧，真灵事迹，显闻吴楚。由是从而学者，无远不至，弟子二百余人，会稽夏隐言、谯国戴隐虞、荥阳郑隐瑶、吴郡凌(陆)隐周、广陵盛隐林、武都章隐之，皆传道要而升堂奥者也。广平程紫霄应召于秦宫，新安聂师道行教于吴国，安定胡谦光、鲁国孔宗鲁十人，皆受思真炼神之妙旨。其余游于圣迹，藏于名山，不复得而记矣。天复二年二月十四，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颜色怡畅，屈伸自遂，异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从俗葬，举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于大涤洞之傍白鹿山。复有道俗于仙都山及庐山累见之，自言：“我舍大涤洞，归隐灊山天柱源也。”⑦
而《吴越备史》则记载天祐三年(906)二月云：
是月丁酉，玄同先生闾丘方远卒。
方远其先齐人，婴之后也。父闰不仕，以文学节行称。方远幼辨慧，学于庐州道士陈玄悟，寻传法箓于天台主洞霄宫叶藏质。方远雅好儒学，每披卷得之，趋必曰：“葛稚川、陶隐居，俱吾之师友也。”诠《太平经》为十三篇。景福庚戌岁(890)，始居余杭大涤洞。初入谒王，谈庄老之义，逡廵而罢，退而叹曰：“彼英雄也，是不宜与谈玄虚之道！”翌日入谒，遂陈《春秋》，因延之尽日。由是，王厚加礼遇，重建天柱宫，俾以居之。王奏请赐紫，又敕赐号“玄同先生”。一日，王于城南楼，命方远图形，前一夕王梦方远驾鹤至，由是王益奇之。江东罗隐每就方远授子书，方远必瞑目而授，余无他论，门人夏隐言谓方远曰：“罗记室，上令公客，先生何不与之语？”方远曰：“隐才高性下，吾非授书，不欲及他事”。而隐亦尽师弟之礼。是日乃降圣节，前一日王使人以香花至，方远受讫，乃入斋中，作控鹤坐，怡然而逝。复有异香满室，王以夏隐言继其住持也。⑧
结合两段传记史料，闾丘方远为舒州宿松县人，其地有道教名山——天柱山。天柱山又被称为“天柱源”，或名潜山、霍山等等，汉武帝时期，曾是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南岳”⑨。闾丘方远自幼就生长在这个道教氛围十分浓厚的地方。他后来到与其家乡一江之隔的庐山跟随陈元晤学习道法。又师从于仙都山道士刘处静。仙都山位于浙东缙云县，唐玄宗时期著名道士叶法善曾在此修炼。最后，闾丘方远来到著名道教圣地天台山，先后师从道士左元泽和叶藏质。这种转益多师的现象，反映的正是唐代道教法箓由低到高的传授过程。闾丘方远的师承大体出自南岳天台一系，并且是这一派在唐末最重要的代表人物⑩。而闾丘方远移徙杭州天柱观，则代表了道教南岳天台宗中心的转移。另外，两书都提及闾丘方远因编著《太平经钞》而“声名愈播于江淮间”。关于闾丘方远与钱镠首次接触，《续仙传》记载为“钱镠深慕方远道德，访于余杭大涤洞”；而《吴越备史》则记载为闾丘方远主动“谒王”，并将其过程描绘得颇具戏剧色彩。两书记载看似矛盾，实际上反映出闾丘方远与钱镠相互支持的事实。两书都提及重建天柱观及闾丘方远的主要道教活动，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讨。
天台山道教在唐朝后期一度达到鼎盛，尤其是高道辈出。闾丘方远和杜光庭作为唐末至五代前期两位最有影响的道教领袖，均与天台山道教有不解之缘，而且两人的道教事业也有不少可以比较的内容。杜光庭先是陪伴在唐朝皇帝身边，唐朝灭亡后，又被五代十国时期王建的前蜀政权尊为国师。而闾丘方远则被钱镠尊为吴越国道教领袖。两人均善于著书立说。杜光庭的著作以构建道教斋醮仪式和编撰道教人物传记为主，特别是其斋醮科仪著作为后世所重；而闾丘方远则以整理道教经典为主，例如校定陶弘景《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撰《太上洞玄灵宝大纲钞》，而其依据《太平经》所作的《太平经钞》则影响尤其深远(11)。杜光庭弟子较少，而闾丘方远则极为重视自身教团的建设，因此在当时势力很大，其弟子程紫霄和聂师道此后又分别服务于北方的后唐王朝与南方的南唐政权。
钱镠及其吴越政权对待宗教相当宽容和支持。《宋高僧传》即有数十处记载了钱镠对佛教的礼遇与支持。钱镠在与闾丘方远初次交往之时，恰逢其与董昌、杨行密等藩镇展开全面争夺，在争取佛、道二教宗教势力的支持方面也不遗余力，于是对闾丘方远这样具有很高名望的道士当然不会放过。钱镠先是在天柱观为其修建临时居住的草堂以及开坛授法所用之上清坛。第二年，钱镠遂大规模重建天柱观，使之成为自己统治地域内的道教中心。而钱镠在《天柱观记》中也多次毫不隐讳地说明了其重建天柱观以及支持闾丘方远教团的目的，其文曰：
(1)镠因历览山源，周游洞府。思报列圣九重之至德，兼立三军百姓之福庭，于是斋醮之余，遍寻地理。观其尊殿基势，全无起发之由。致道流困穷，二时而不办香灯，竟岁而全无醮阅。遂抗直表，上闻圣聪，请上清道士闾丘方远与道众三十余人，主张教迹，每年春秋四季，为国焚修，镠特与创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势。
(2)其次毕法道士郑茂章，生自神州，久栖名岳，玄机契合，负笈俱来。镠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师，三元八节，斋醮同修，福既荐于宗祧，惠颇沾于军俗。寻发特表，蒙鸿恩继赐紫衣，焚修于此。
(3)今也，仙宫岳立，高道云屯，六时而钟磬无虚，八节之修斋罔阙。有以保国家之景祚，福两府之蒸黎。镠今统吴越之山河，官超极品，上奉宗社，次及军民，莫不虔仰神灵，遵行大道。(12)
钱镠称重建天柱观是为了更好地举行道教斋醮仪式，从而“上奉宗社，次及军民”，“思报列圣九重之至德，兼立三军百姓之福庭”，即在保佑大唐王朝的同时，也保佑吴越地方的军民。此时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朝即将走向最后的终结。而钱镠自己的吴越国已呼之欲出。因此，钱镠支持闾丘方远重建天柱观的根本目的，还是希望通过道教斋醮仪式保佑钱氏政权。钱镠本人对道教的信仰色彩并不浓。这一点从闾丘方远与钱镠的初次见面过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吴越备史》记载：
(闾丘方远)初入谒王，谈庄老之义，逡廵而罢。退而叹曰：“彼英雄也，是不宜与谈玄虚之道！”
翌日入谒，遂陈《春秋》，因延之尽日。由是，王厚加礼遇，重建天柱宫，俾以居之。(13)
可见，钱镠对于老庄的“玄虚之道”不太感兴趣，直到闾丘方远与其讨论儒家经典《春秋》，方得到其礼遇。闾丘方远为钱镠举行道教斋醮最有典型意义的一次发生在天复元年(901)底。这一年，钱镠与藩镇杨行密处在战争状态，杨行密派遣大将李神福等率兵欲图杭州，钱镠命大将顾全武率领吴越最精锐的武勇都兵以拒之。结果顾全武中伏被执，钱镠损失极大。这一战役就发生在临安与余杭两县的交界青山镇，也就是天柱观所在地。而钱镠老家衣锦城(临安县)也被围，杭州危急，整个吴越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钱镠和闾丘方远等被迫迁往当时称为东府的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避其锋芒。史载：
时王以衣锦城被寇，命玄同先生闾丘方远下元金箓醮于龙瑞宫。其夕大雪，惟醮坛之上，星斗
灿然，殿宇无所沾洒。又有鉴湖宿钓者，闻车马之声甚众，复有一黑虎蹲于宫门外，醮罢乃去(14)。
道教下元节一般是十月十五日，而此次斋醮时已是十一月到十二月间。因此，此事属于闾丘方远临危受命的非常之举。金箓斋是救助帝王和国土的斋法，也是灵宝斋中最重要的斋法。闾丘方远的金箓醮似乎立即起到作用，至该年十二月，“淮人以师老粮乏，求成而还”(15)，即最后以杨吴政权的撤兵而告结束。按照《续仙传》记载，闾丘方远病逝于天复二年(902)二月，即在这场下元金箓醮仅两个多月之后。而闾丘方远的病逝很可能与他在大雪中进行这场下元金箓醮有关。
除了天柱观与闾丘方远教团之外，钱镠与道士钱朗的关系亦具有典型意义，史载：
钱朗，字内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读书，逈为精儒。勤苦节操，五经登科。累历世宦，清直著称。所履皆有遗爱，时论美之。唐文宗朝为南安都副使，后为光禄卿，归隐庐山。情深好道，师于东岳道士，得补脑还元服炼长生之术。昭宗世，钱塘彭城王钱镠慕朗得道长年，乃迎就钱塘，师敬之勤切。时朗已一百五十余岁，童颜轻健，玄孙数人，皆以明经进身，仕为宰辅，已皓首矣，而朗犹如襁褓之子。钱镠迫传秘述。朗驻泊钱塘二十余年，忽一日告别，言：“我处世多年，适为上清所召，今须去矣。”俄气绝。数日颜色怡畅如生，异香满室。举之就棺，已为尸解。玄孙谓人曰：“吾之高祖，年一百七十岁矣。”(16)
可知，钱镠与钱朗的接触为唐昭宗时期，与其支持闾丘方远的时间大致同时，钱朗更依附钱镠长达二十余年。钱镠推崇闾丘方远是看重其能为国焚修、保佑其政权长治久安，而钱镠看重钱朗的则是其“长生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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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末天柱观的重建及其在吴越的影响
天柱观的重建始于乾宁二年(895)，建成于光化三年(900)，前后长达六年。《天柱观记》记载其重建的重点首先是选好宫观的基础与方位。邓牧《洞霄图志》称“钱武肃王与闾丘先生相度山势，复改为甲向，今宫基是”(17)；又称“乾宁二年，与先生相度地理，改观基为甲向，营建一新”(18)；“镠特与创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势有三峰两乳，兼许迈先生丹灶，遗迹犹存。遂乃添低作平，减高为下，改为甲向”(19)。此次修复或新建的建筑还包括：
草堂，钱氏所创，唐昭宗景福二年，武肃王表以居闾丘先生，既而旬旦入山问道，每三元开坛授法箓，号上清坛，御史中丞罗隐皆入室者也。堂外环列云房，为门人弟子栖息之所。朝暮入室，退即闭关下帷。或持经，或论道，或炼神修真，各有所至。今道院上清流派所自出也。(20)
虚皇坛，在正殿前。旧志云：唐景福二年，钱武肃王按当时仪式，叠甃开坛，请闾丘先生三元奏箓于此。(21)
草堂是宫观重修前的临时建筑，但却具有重要意义。闾丘方远在此开坛授箓，“号上清坛”，因此闾丘方远法派被称为上清院，形成天柱观三院中最后一院。所谓“御史中丞罗隐皆入室者也”，有罗隐《题玄同先生草堂三首》为证。虚皇坛也是宫观建好前的临时建筑，但作用与草堂时期相同，皆为“开坛授法箓”。此外还有：
唐朝杉，在洞霄宫外，凡二。耆老传云：唐昭宗景福二年，闾丘先生自天台山以盂移植于此。围二丈，高三十余丈，叶虽凋减，而枝益坚。或图之以为屏障。(22)
这棵杉树不是普通之树，而具有法派传承的象征意义，象征着闾丘方远教团来自天台山的正统法脉，这种做法可能学自天台山的佛教教团。此外，新建的建筑包括玄同桥、三池、聚仙亭、抚掌泉等等，详见《洞霄图志》各卷，此处不一一例举。光化二年(899)，整个宫观修建完毕后，钱镠“遂录画图，封章上进”，唐昭宗亦下诏敕钱镠：
敕钱镠省所奏进《重修建天柱观图》一面，事具悉。我国家袭庆仙源，游神道域。普天之下，灵迹甚多。然自兵革荐兴，基址多毁。况兹幽邃，岂暇修营。卿考一境图经，知列圣崇奉，亲临胜概，重葺仙居，仍选精悫之流，虔备焚修之礼，冀承元贶，来祐昌期。岂唯观好事之方，抑亦验爱君之节，既陈章奏，披玩再三，嘉叹无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⑧
可见重修完成之后，钱镠曾绘天柱观图进奏唐朝皇帝，并得到唐朝廷褒奖。天柱观亦因此奠定了作为吴越境内最重要道观的地位。
与闾丘方远同时来到天柱观并依附钱镠的，还有来自北方中原的道士郑章(亦作郑玄章、郑茂章等)。《天柱观记》称：
其次毕法道士郑茂章，生自神州，久栖名岳。元机契合，负笈俱来。镠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师，三元八节，斋醮同修。福既荐于宗祧，惠颇沾于军俗。寻发特表，蒙鸿恩继赐紫衣，焚修于此。
可见钱镠将郑章视为闾丘方远的副手，同样在三元八节等斋醮活动中为国焚修，并因功得赐金紫。北宋唐子霞《大涤洞天真境录》有对郑章的记载，其文为：
精思院，盖冲素先生郑元章所居。先生常斋居危坐，纤介不入。《南华》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者。其所以感动天上仙人，时降芝軿。属云霁月白之夕，惟弟子窥(窬)得听其论，则世莫得闻也。精思院，在杭州洞霄宫。(24)
邓牧《洞霄图志》亦记载：
郑元章，字博文。幼号神童，十五岁辞亲学道，依真系大师李归。李特为建星坛，授上清毕法，精修不倦。景福二年(893)，与元同先生同居天柱山精思院，武肃王因命入开元宫启建坛箓，门下受度弟子一百三十余人。王表奏朝廷云：启建日有彩云临坛，仙鹤五百余只，旋绕空中。昭宗赐紫衣，号“正一大师”、“冲素先生”。累乞归山，王亲驾送于郊外。至精思院，旬日间，忽沐浴端坐，语门人曰：“今洞庭使者，在此迎吾，吾当去矣。汝等精勤戒行，勿为诸恶。”翛然而逝。体柔如生，享年六十有八。王命府官缟素，葬于本山。(25)
郑章是来自北方中原的道士，其师为“真系大师李归”。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王屋山记》一卷，唐乾符三年(876)道士李归一撰”(26)。如果此处李归一与李归为同一人，则郑章可能来自王屋山。王屋山是道教第一洞天，符合“久栖名岳”的记载。而“武肃王因命入开元宫启建坛箓”，表明钱镠虽然修建了天柱观，但因这座道观位于余杭县，而不在杭州城内，因此开元宫便成为杭州城内的重要道观。郑章受命在开元宫开坛箓，前后度弟子达一百三十余人，因此钱镠亦向唐朝廷奏授其紫衣。
值得一提的是郑章与天柱观精思院的关系。后世洞霄宫有三院十八斋的组织结构，三院即东晋道士许迈的南陵院，武后时期道士朱法满的精思院以及闾丘方远的上清院。精思院是唐末重建前的天柱观的主院，重建完成后才被闾丘方远的上清院所取代。郑章似乎主管了精思院，“精思院，盖冲素先生郑元章所居”。直到闾丘方远去世后，郑章接替他成为吴越国道教界的头号人物。
闾丘方远教团除了得到钱镠本人的大力支持之外，也与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关系密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时任镇海军节度掌书记的罗隐。罗隐是唐末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人物，也是钱镠政权中最重要的文官，钱镠相当多的官方文书皆出自罗隐之手。而且本文所讨论的《天柱观记》很可能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有关他的研究极多，此处不展开讨论。罗隐师事闾丘方远，在《吴越备史》中有明确记载：
江东罗隐每就方远授子书，方远必瞑目而授，余无他论，门人夏隐言谓方远曰：“罗记室上令公客，先生何不与之语？”方远曰：“隐才高性下，吾非授书，不欲及他事。”而隐亦尽师弟之礼。(27)
罗隐想跟随闾丘方远学习道法，而闾丘方远却“瞑目而授，余无他论”，大弟子夏隐认为这是怠慢之举，提醒闾丘方远罗隐是钱镠(上令公)的主要门客，不能怠慢。方远却说罗隐“才高性下”，当敬而远之。此处的“才高性下”可能是指罗隐恃才傲物的性格，他也因此触犯了很多人。不过，罗隐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尽师弟之礼”。闾丘方远与罗隐交往最直接的史料就是罗隐所作《题玄同先生草堂三首》，其文曰：
杳杳诸天路，苍苍大涤山。景舆留不得，毛节去应闲。相府旧知己，教门新启关。太平匡济术，流落在人间。
先生诀行日，曾奉数行书。意密寻难会，情深恨有余。石桥春暖后，勾漏药成初。珍重云间鹤，从来不定居。
常时忆讨论，历历事犹存。酒向余杭尽，云从大涤昏。往来无道侣，归去有台恩。自此玄言绝，长应闭洞门。(28)
玄同先生就是闾丘方远。第一首中的“相府旧知己”，指出两人之间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教门新启关”是对闾丘方远道法的高度评价，认为闾丘方远是教门的开创者，此处可能是指闾丘方远作为天台山道教嫡传的掌门人，来此天柱观开创新的派别。“太平匡济术，流落在人间”一语双关，既点出了闾丘方远整理《太平经》以及作《太平经钞》一事，又把闾丘方远比做拯救人间疾苦的救星，这与闾丘方远在吴越进行大量道教斋醮活动，为国为民祈福相符合。第二首“先生诀行日，曾奉数行书”，点出曾从闾丘方远学道的经历。“意密寻难会”暗合前文论及的闾丘方远“瞑目而授，余无他论”的深意。“情深恨有余”似乎表明罗隐理解了闾丘方远的深意。“石桥春暖后，勾漏药成初。珍重云间鹤，从来不定居”，则表明闾丘方远已经仙逝，到勾漏采药成仙。第三首“常时忆讨论，历历事犹存”等句更带有浓浓的怀念之情。总之，从整组诗的用词感觉，此诗应作于闾丘方远去世之后，是一组缅怀诗。
闾丘方远与罗隐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宋高僧传》记载：“时僧正蕴让给慧纵横，两面之敌也。与闾丘方远先生、江东罗隐为莫逆之交也。”(29)蕴让给慧为两浙僧正，即吴越境内的佛教领袖。闾丘方远为吴越道教领袖，罗隐则为文坛领袖。《宋高僧传》称为“莫逆之交”，反映三者之间的特殊关系。
罗隐还与闾丘方远的多名弟子有关系。罗隐《甲乙集》中多次提到程尊师和聂尊师，应该就是闾丘方远最有名的两位弟子，即程子霄(30)和聂师道(31)。沈汾《续仙传》称“广平程紫霄应召于秦宫，新安聂师道行教于吴国”(32)，是指闾丘方远的这两位弟子后来都离开闾丘方远而自立门户。程紫霄活动于北方后唐王朝，而聂师道则依附于南唐，都拥有众多弟子(33)。虽然二人与闾丘方远依附的政权不同，但却都以闾丘方远为榜样，依附于王侯门下，以在乱世中保全自己和道教。此外，罗隐还有一首《第五将军于余杭天柱宫入道因寄》诗，其文曰：
交梨火枣味何如？闻说苕川已卜居。瓦榼尚携京口酒，草堂应写颍阳书。亦知得意犹乘鹤，未必忘机便钓鱼。却恐武皇还望祀，软轮征入问玄虚。
罗隐另有《寄第五尊师》一首称：
苕溪烟月久因循，野鹤衣裘独茧纶。只说泊船无定处，不知携手是何人。朱黄拣日囚尸鬼，青白临时注脑神。欲访先生问经诀，世间难得自由身。(34)从第一首诗题目看是一位姓第五的将军来到天柱观入道，第二首诗中的“苕溪”就是流经天柱观的苕水。因此两诗中第五氏当为同一人。考钱镠手下将军并无第五姓者，但唐中央神策军中却有将领第五可范等人，这一家族有多人在晚唐神策军任职，诗中的第五将军很可能就来自神策军的第五家族中的某一位。此人可能于退隐后慕闾丘方远之名而入道天柱观。
总之，罗隐与闾丘方远属于亦师亦友的关系，罗隐在其死后将其视为知己。同时罗隐与闾丘方远的多名弟子有来往，与天柱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闾丘方远结交这位钱镠幕府中最重要的文士，对于其教团在吴越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四、五代时期天柱观的继续发展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钱镠政权因其与临近的杨吴政权和南唐政权为敌，所以一直奉行“事大”的政策，即无论中原王朝如何更迭，吴越均以中原各朝为正统，从后梁到北宋这一政策基本贯彻下去。朱温的后梁(907-923)建立之初，罗隐曾劝钱镠伐后梁，称：“纵无成功，犹可退保杭、越，自为东帝；奈何交臂事贼，为终古之羞乎！”(35)罗氏此说表达了对唐朝之忠心，但此时后梁与钱镠的吴越都以杨吴政权为共同的敌人，两国实为军事同盟关系，因此钱镠从实际出发，不仅不讨伐后梁，反而主动向其称臣。而此时钱镠也并未因闾丘方远的去世而减少对天柱观的支持。后梁建立的当年，即开平元年(907)九月，钱镠便以吴越国王的名义向后梁朝廷为郑章(即郑玄章)、夏隐言两位天柱观道士申请师号和紫衣。《旧五代史》记载：
浙西奏，道门威仪郑章、道士夏隐言，焚修精志，妙达希夷，推诸辈流，实有道业。郑章宜赐号贞一大师，仍名玄章。隐言赐紫衣。(36)
《吴越备史》亦有与此相对应的记载：
(开平元年)九月……赐道士郑章号，名“玄章”、又赐号“贞一大师”；夏隐言赐紫。并从王请也。(37)
这份申请奏文以浙西的名义发出，而《吴越备史》则明确称是“并从王请也”，从中可见钱镠对天柱观两位道士的重视。郑章的职位是“道门威仪”，王永平先生认为，“唐政府设有全国性的道官和地区性的道官——道门威仪”，并且“唐政府对各级道门威仪的选拔是较为严格和慎重的。他们大多是道教界的头面人物”(38)。奏文既然以“浙西”二字开头，那么此处的“道门威仪”，当指管理整个浙西道教的道门威仪，也就是吴越境内最高的道官职位，此处也可见郑章在闾丘方远死后已经接替他成为吴越国的首要道士。《天柱观记》记载郑章“蒙鸿恩，继赐紫衣”，即被唐昭宗“赐紫衣”。而后梁王朝又进一步授予其“贞一大师”的名号，还赐法名“玄章”。夏隐言作为闾丘方远的首席弟子，是闾丘方远天柱观上清院法脉的嫡系传人，但由于他比郑章晚一辈，因此他是以吴越国道教界第二号人物获赐紫衣。另外，从时间上看，二人是与“衣锦军神祠”同时并封，衣锦军(临安县)是钱镠的发迹之地，“衣锦军神祠”或者“崇福侯”就是保卫临安县的城隍神。而吴越奏文中二人得以加封的原因是“焚修精志，妙达希夷”，这与《天柱观记》中反复提到的斋醮仪式相吻合，与“衣锦军神祠”保一方平安的实际作用相一致，钱镠最看重的就是道士为其吴越国举行斋醮仪式，保佑其政权长久的作用。
后梁乾化三年(913)七月，天柱观再次得到封赐。《洞霄图志》记载郭文“封灵曜真君”；许迈“封归一真君”(39)。郭文、许迈均是东晋人，在《晋书》中各有专传，两人是最早在天柱观一带活动的著名道士，唐宋以后被视为天柱观(宋改洞霄宫)的开山鼻祖。此次二人被加封“真君”，既是以官方形式对天柱观历史地位的确认，同时对天柱观在吴越地区乃至在全国道教界地位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次封赐的幕后推手无疑仍是吴越王钱镠。
五代时期，天柱观自身的宫观设施也在不断完善。《洞霄图志》记载：“廨院二所，一在余杭县西南半里，大溪之上，后唐长兴四年(933)建，名天柱廨院，宋咸淳年间重修，门前有梓林，夏日阴翳可爱，在三门东偏。”(40)廨院是佛道寺观负责接待等事务之分院。此院建于钱镠去世后的第二年，地点在距离余杭县城不足半里的苕溪之上，来访天柱观的各色人物大部分由杭州而来，经余杭运河到达余杭县城，再由余杭县城到达天柱观，苕溪是由余杭县城到天柱观的水路捷径，且此处风景优美，能使到访之客“心憩”，因此建于此处最为适宜，最能达到送往迎来之目的。这一廨院是在重修天柱观后大约35年完成的，表明了天柱观宫观建筑的进一步完善。
后唐清泰二年(935)，继位不久的吴越王钱元瓘为其父重建用于追福的开元宫。史载：“秋七月甲辰，西方庆云见。重建开元宫，追福于先王也。”(41)一年之后，即清泰三年，宫观建成。元代任士林《杭州路开元宫碑铭》记载：
乾符五年戊戌(878)，巢贼犯城，酒雨弗降，遂毁。越五十有九年，是为清泰三年(936)，吴越文穆王复新而广之，介成之三元大师夏隐言，铭载之节度掌书记林鼎，主之经文大德师樊德隆也。(42)
有关闾丘方远的继承人夏隐言，史料中没有完整的传记。而且整个五代宋初的天柱观，史料也非常零散缺乏，因此这条记载显得极为珍贵。从此碑可知夏隐言在闾丘方远去世后30多年尚在人间，且被钱氏尊为“三元大师”。梁开平元年(907)时夏隐言完成了第一步赐紫，至此已完成第二步赐师号。“三元大师”这一师号令我们想起《天柱观记》及《洞霄图志》中反复出现的“三元八节，斋醮同修”等文字，其师号可能反映的是与斋醮有关的三元八节，亦反映出钱氏政权最看重的正是天柱观道士通过斋醮活动保佑国运长久。这通碑的结尾出现了三位人物，因为开元宫是道教宫观，所以代表道教的“三元大师”夏隐言出现在第一位，代表宫方的节度掌书记林鼎和代表佛教的师樊德隆分列二、三位。此时郑章应当已经去世，因此夏隐言才会以吴越国道教头号人物的身份出现，而且这座开元宫是为先王钱镠重修，作为闾丘方远教团新一代传人的夏隐言主持这一仪式再合适不过。
从宋朝建立到钱氏纳土(960-978)，改朝换代的阵痛发生于天柱观。《洞霄图志》载：“钱氏纳土时，尝改天柱宫。”(43)则钱氏政权在归宋以前，曾有意抬高天柱观之地位，将其由观升格为宫。而宋廷则恰恰相反，与其兵权、财权收归中央之政策相一致，对刚刚归附的两浙地区寺观亦采取“中央集权”之政策。以天柱观为例，“道士朱韬光撰《箓坛记》，立石。文博义精，为时珍爱。自钱氏纳土，举高道，其石遂运至汴京”(44)。朱韬光撰《箓坛记》是为纪念闾丘方远初来天柱山传道时所居的草堂，碑文中必当歌颂钱镠重建之功，表达对钱氏政权之忠心。朱韬光立此精美碑文，当为闾丘方远的后传弟子，证明其法脉在宋初仍掌控天柱观。宋廷甚至还将唐代赐于天柱观的观田没收，南宋洪咨夔《平齋文集》亦载：“唐中叶，尝赐观庄田一所，国初，钱氏籍以归有司。”(45)表明天柱观的田产，作为吴越国土的一部分，如同战利品一般，归附宋朝管理。宋廷将《箓坛记》碑“运至汴京”、籍没唐代已赐之田产，无疑是打压天柱观作为两浙道教宫观中心的地位，减低其地方主义的影响，同时减少其对钱氏政权的忠诚。
总之，唐末来自天台山的闾丘方远教团与百废待兴的杭州天柱观相结合，在吴越国的中心稳稳地扎下根基，并为洞霄宫在两宋时期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五、结论
唐末五代的分裂和战乱，使道教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一些著名道士和道教团体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依附于权势人物。而“五代十国的帝王，也因袭唐代的风气，崇信道教。他们在战火纷飞，自身朝不保夕的年代，尤寄希望于道教神灵庇祐，进行了许多崇道活动”(46)。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使这一时期的道教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而本文所讨论的唐末闾丘方远教团，源自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的后传南岳天台一系。该教团因天台山遭到破坏而依附于吴越国王钱镠。钱镠此时正在为吴越国的建立而笼络各方人才，而闾丘方远教团则为其提供了进行“神道设教”的支持。天柱观位于余杭、临安两县的交界处，这一地点是钱镠的出生地，同时也是钱镠赖以起家的临安都所在地，在吴越国的重要性仅次于王国首都杭州城。钱镠的继任者对天柱观也始终给予支持。宋代天柱观的尊崇地位仍得以延续。宋真宗以举国之力编修《道藏》，天柱观即成为张君房等人编修《大宋天宫宝藏》的实际所在地，且事后因功而敕改洞霄宫。洞霄宫是宋仁宗朝所确立的进行斋醮投龙的20处名山洞府之一。宋神宗朝王安石变法，洞霄宫是首批新增十处提举宫观中的第一位。自此，两宋正副宰相兼任提举洞霄宫者前后达110位以上，因而成为宋朝宰相致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徽宗于政和二年(1112)赐洞霄宫三百道度牒并命大规模重修宫观。南宋定都杭州，洞霄宫的地位因而显得更加重要。宋高宗晚年还以太上皇之尊“临幸”洞霄宫。陆游称：“至我宋，遂与嵩山崇福，独为天下宫观之首……他莫敢望。”(47)至元代，洞霄宫仍在较长时期保持了其特殊地位。元末洞霄宫一度毁于战火。直至明中叶以后，洞霄宫有组织的道教活动才较少见于史书。虽然天柱观(洞霄宫)早已荡然无存，但是自唐末开始，其在江南乃至在全国的重大影响曾经绵延了数百年之久，因此，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重新研究。
注释：
①有关唐末五代四川道教史的研究，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4—468页；Franciscus Verellen(傅飞岚)，Du Guangting(850—933：taoi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杜光庭(850—933)—中古中国末叶的皇家道士》)(Paris: 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 écoles，En vente, De Boccard, 1989)。
②周必大：《文忠集》卷165，《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48册，第781页。
③邓牧：《洞霄图志》卷6《天柱观记》，《丛书集成初编》，第3168册，第72页；另见陈垣编：《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95页。
④参见沈汾：《续仙传》卷上《丰去奢》，《道藏》第5册，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7年，第82页。释赞宁：《宋高僧传》卷9《唐杭州径山法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12页；释赞宁：《宋高僧传》卷12《唐杭州龙泉院文喜传》，第293页。
⑤孙夷中：《三洞修道仪》，《道藏》第32册，第166页。
⑥道教天台南岳宗的形成源于司马承祯从天台山来到南岳传教，之后经过司马承祯在南岳的传人薛季昌及其弟子等众多道士的努力，使颇具地域文化特点的南岳天台宗盛极一时，并形成了自己的传道世系，在唐代中后期道教界具有重要影响。主要道士有田虚应、冯惟良、陈寡言、徐灵府、应夷节、叶藏质、左元泽等，闾丘方远、杜光庭是这一宗派在唐末五代的两位代表人物。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第2卷，第401—404页；袁清湘：《徐灵府与上清派南岳天台系》，《中国道教》2009年第6期。
⑦沈汾：《续仙传》卷下，《道藏》第5册，第92—93页；也见北宋张君房《云笈七签》，文字较《续仙传》有删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508—2509页。
⑧钱俨：《吴越备史》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22页。
⑨雷闻：《唐代潜山的信仰世界——以石刻材料为中心》，《敦煌学》第27辑，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2008年，第223—238页。
⑩有关闾丘方远的师承，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道径传授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8页；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2卷，第403页。
(11)参见王明《太平经合校》前言中有关闾丘方远《太平经钞》之内容，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12)邓牧：《洞霄图志》卷6《天柱观记》，第72—74页。
(13)钱俨：《吴越备史》卷1《闾丘方远附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22页。
(14)钱俨：《吴越备史》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18页。
(15)钱俨：《吴越备史》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18页。
(16)沈汾：《续仙传》卷中，《道藏》第5册，第91页。
(17)(21)邓牧：《洞霄图志》卷1，第2，4页。
(18)邓牧：《洞霄图志》卷5《闾丘元同先生》，第44页。
(19)(23)邓牧：《洞霄图志》卷6《天柱观记》，第72，73页。
(20)邓牧：《洞霄图志》卷4，第30页。
(22)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86，《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4166页。
(24)陈葆光：《三洞群仙录》卷10《冲素精素道全勤苦》引，《道藏》第32册，第303页。
(25)邓牧：《洞霄图志》卷5《郑冲素先生》，第44—45页。
(2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
(27)《吴越备史》卷1《闾丘方远附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22页。
(28)罗隐著，雍文华校辑：《罗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页。
(29)赞宁：《宋高僧传》卷7《汉杭州龙兴寺宗季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5页。
(30)罗隐所作与程紫霄有关诗有三首。第一首《寄程尊师》：“鹤信虽然到五湖，烟波迢递路崎岖。玉书分薄花生眼，金鼎功迟雪满须。三秀紫芝劳梦寐，一番红槿恨朝晡。未知朽败凡间骨，中授先生指教无？”第二首《送程尊师东游有寄》：“华盖峰前拟卜耕，主人无奈又闲行。且凭鹤驾寻沧海，又恐犀轩过赤城。绛简便应朝右弼，紫旄兼合见东卿。劝君莫忘归时节，芝似萤光处处生。”第三首《送程尊师之晋陵》：“栋间云出认行轩，郊外阴阴夏木繁。高道乍为张翰侣，使君兼是世龙孙。溪含句曲清连底，酒贳余杭绿满樽。莫见时危便乘兴，人来何处不桃源？”见于罗隐《甲乙集》(雍文华校辑：《罗隐集》，第136—140页)。
(31)罗隐所作与聂师道有关诗一首《寄聂尊师》：“欲芟荆棘种交梨，指画城中日恐迟。安得紫青磨镜石，与君闲处看荣衰。”见于罗隐《甲乙集》(雍文华校辑：《罗隐集》，第165页)。
(32)沈汾：《续仙传》卷下，《道藏》第5册，第92—93页。
(33)聂师道的最早传记见沈汾《续仙传》卷下《聂师道》，《道藏》第5册，第93—96页。
(34)罗隐：《甲乙集》，见雍文华校辑：《罗隐集》，第94、147页。
(3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676页。
(36)薛居正：《旧五代史》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4页；另见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94，北京：中华书局，第2344页。
(37)《吴越备史》卷1，《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1页。
(38)参见王永平：《道教与唐代社会》，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6—121页。
(39)邓牧：《洞霄图志》卷5《灵曜郭真君》、《归一许真君》，第38—39页。
(40)邓牧：《洞霄图志》卷1《廨院》，第6页。
(41)钱俨：《吴越备史》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4册，第546页。
(42)任士林：《松乡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6册，第501页。
(43)邓牧：《洞霄图志》卷1《洞霄宫》，第2页。
(44)邓牧：《洞霄图志》卷4《草堂》，第30页。
(45)洪咨夔：《平齋文集》卷9，《四部丛刊续编》集部，第6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46)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第376页。
(47)邓牧：《洞霄图志》卷6《洞霄宫碑》，第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