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当道教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伟大行列中来。他们对国家竞行忠孝,倾其所有,支持抗战。一些道士和信徒挺身而出,一手拿香,一手拿枪,毅然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实践着上马杀贼、下马学道的道教理念。1945年春天,侵占湖北老河口的日寇组织特别挺进入斩队,偷袭设在武当山周府庵的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武当道教信徒和群众奋起抗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图谋。
道教在产生之初,就提出了“助国”、“保国”主张。《太平经》谓修道者当“助国得天心”;该书还说“天乃与德君独厚,故为其制作,可以自安而保国者也。”这里的“助国”、“保国”表示以某种方式来帮助国家治理,或者保护国家安全。其前提就是爱国,因为只有具备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才能产生爱国行动。《老君音诵诫经》说:“老君曰:吾汉安元年,以道授陵,立为系天师之位,佐国扶命。”这里所说的“佐”即辅佐,就是辅佐国家治理。“扶命”即扶持国家命脉的延续。既然要辅佐国家治理与扶持国家命脉延续,其行为也就蕴含着爱国情感,没有爱国情感,不可能有“佐国扶命”的实际行动。此后,道教中类似于“助国”、“保国”、“佐国”的言辞还有很多,《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中讲“兴国爱民,普济群生”;《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讲“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高上玉皇本行经髓》所讲的“精心恭奉,家国安宁”等,都以特有的方式表达道教对赖以生存的国土的热爱。《老子想尔注》里有个说法,叫做道用之时,天下“竞行忠孝”。意思是讲,大道流行的时候,普天之下的人们都能够奉行孝心、尽忠报国。从这个说法中,可以看出道教对祖国倾注的热爱,体现了以道用世的理念,字里行间放射出强烈地爱国主义精神。
节衣缩食 毁家纾难
武当道教节衣缩食,毁家纾难,支援抗战的事例有很多。这里有两份关于武当山重要道观周府庵的历史资料,从两份资料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实情。
资料一是《续修大岳太和山志》,其中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武当山紫霄宫各山代表总道总徐本善组织统计的《太和山全山道士数目及现领田产一览表》。表中显示,周府庵有道纳郑信学等31名,道徒19名,共计50名。田产原有三千零二十亩,新添马家嘴岗子、小河口西沟四处二百二十亩,共计三千二百四十亩。
资料二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二月二十日,均县草店镇公所镇粮字第三一八号公文。文中称“事由:玆据转周府庵道衲程法银生活无着,恳祈转饬税务局拨给食粮以维生活由。一、据本镇周府庵道衲程法银十二月十八日呈称:窃衲等今春蒙准拨给察院口田地一份,将就耕种度日。后经委员袁锡民、李华亭将秋课提归税务局,所拨之课须待来年方能收益。目下衲等生活殊成问题,查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报请转报县府准酌拨口粮,以济老弱,迄今未蒙批示。衲等二十七名行将饿毙,情近无奈,只得具文再请鉴核,恩准转报速拨口粮,以资救济等情。二、据此,查该衲所称确系实情,前以镇粮字第九三号呈文转报钧府在案,玆据前情,理合具文再请。三、口口县府转饬税务局拨给口粮,以维该衲等二十七人之生活,实为德口。谨呈县长:戴。草店镇镇长:张博斋(印)”均县县长戴肇琼等人批示:“拟准照原案九名拨给。(印)”
周府庵是武当山下的一处较大的道观,1922年还有3240亩土地,50名道士。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第五战区干训团和中央军校第八分校等单位的进入,周府庵的道士流亡了百分之四十六,土地、房产等被占用殆尽。到1943年秋天,程法银等27名道士已经到了生活无着,“行将饿毙,情近无奈”的地步。就连草店镇镇长张博斋也请求县政府“速拨口粮,以资救济”。均县县长戴肇琼等人可能手中的粮食也不多,他们没有向全部27名道士拨付,只是按照惯例,批准给九名老弱道士发放口粮。27名道士只有9人获得了政府救济性粮食拨付,不及正常需求的三分之一,道士的生活连半饱都谈不上。
县政府和镇公所统计的缺粮道士人数未必准确。1947年9月17日均县道教会会长冯教信,在书面回复均县县政府关于“关帝庙道姑李云卿请发口粮”一事时说:该衲所称三十二年(1943)已至武当山七真洞修道是实。当时该衲只顾入山修道,不知有道教会报名登记手续。现在关帝庙因无养廉,以致悬无住持看守庙宇香烟。始由地方代表会同本会令其衲等迁居该庙,以维庙宇香烟,而保名胜古迹之区。是以今春报名登记。该衲自接住庙之后,至于生活,毫无颗粒。逐日以食野菜及依门募化为生。如此生活,实属艰困,亟待需粮,以维生命。9月20日县长徐(沛之)在呈文中批复:“拟拨复点照。”从这份公文中可以看出,抗战正酣的1943年,武当山七真洞道姑李云卿就没有口粮。抗战结束两年后,已经是关帝庙住持的李云卿仍然没有口粮,每天靠吃野菜,以及依门募化为生。
做了六十多年道士,从来没有离开过武当山,解放后担任过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丹江口市政协副主席的王教化道长回忆说:抗战前,道观每年秋季给在庙道士4块钱,春季给2块钱,用来添置道衣道袍。抗战后,道业衰败,国难当头,道众们的生活甚是艰苦。添置道衣道袍的钱逐渐减少,后来,根本就没有了,衣服破了就自己缝补。
武当道士的生活困境,当地群众和地方政府知道,就连戎马倥偬的国军高级将领也是知道的。1939年春,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武当山视察时,曾到遇真宫看望干训团第三大队。面对遇真宫道士的困难生活,他对当家道士陈宗杰说:“国家兴旺了,庙里的香火自然就好了。”1944年,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白崇禧在视察第五战区时登临武当山。他在太子坡复真观休息时,见道众荷锄肩筐,垦植于山间。便询问道人为何不守祀庙观,而垦荒务农。得知武当道观土地、房产多被地方政府收归公有,道众生活全靠垦荒种田,全年收成尚不足以维持半年之口粮。于是,白崇禧立即召见草店镇长和武当乡乡长,令他们从地方公粮中给道人每人每年补助六斗粮食,以资糊口。此举解除了武当道士的饥荒,抗战胜利后,劫后余生的道士对白崇禧多怀感戴之情。
抗战期间整个均县几乎成了“第五战区兵站基地”,武当道观如酒仙庙、火星庙、三元宫、静乐宫、周府庵、遇真宫、冲虚庵等都被部队机关、学校、医院、军工厂改造利用。为修建通往大后方的老白公路,一些道教建筑被拆毁,宫殿砖瓦、石碑用作铺路、修砌过水涵洞。随枣会战后,日寇兵锋已达鄂西北地区,为应对敌人可能的进犯,第五战区在武当山下开始修筑堡垒等防御工事。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退休教师候兆庆回忆:1943年春天,国军的一个工兵团来到丁家营,在高家寨、五虎山、老鹰坡、李家湾后坡、火星庙梁子、刘家沟梁子、铜架山大寨等高地构筑工事。设置了重机枪、高射机枪、大炮阵地和碉堡。这些阵地和碉堡的建筑材料大多数都是就地取材,甚至直接拆用废弃道观上的材料。1944年,第125师驻守丁家营一带,防御工事才停修。
周府庵东南面的山顶上有座奎星塔,该塔建筑年代久远,基础坚固,造型优美,塔高约二十米,是草店的一大景观。“奎星”是黄道二十八宿之一,古人信奉其主宰文运。宝塔常与关帝庙相对,主沟渎为水道通利,主附库为财货积储。合道教“紫气东来”之意,属于风水宝塔的一种。陆军中将张寿龄等人在八分校工作时,曾多次登上此塔查看地形。后来有军官认为,奎星塔是一个地标,有可能为日机轰炸草店附近的军事目标提供参照物。于是,组织部队将奎星塔拆除。半个世纪后,张寿龄在回忆录中说:“我在办战区干训团时,时常登上这座宝塔观看地形。1940年初干训团改为中央军校第八分校。我回到老河口长官部后,不知什么人的主意,竟把这座古塔拆除。据说是第八分校的负责人,为了防止敌机把此塔作为对该校轰炸的目标,而这样干的。实属无知胆小而可笑,无聊之至!”
随着东北和东南沿海工业基地的沦陷,我国抗战急需的钢铁等工业品严重匮乏。军政当局为制造打击日寇的枪支弹药,采取了包括收集废铜烂铁在内的多项措施。均县城乡铜铁铝铅都收集在一起运往炼铁厂、兵工厂,群众家里除了铁制农具和锅铲,已经很难见到金属品。因为门扣、门锁等作为“废铜烂铁”上交了,许多家庭的门户是不上锁的;因为县政府宣传说一枚铜元可制造一颗子弹头,人们纷纷捐献出珍藏的铜元。旷日持久的抗战消耗了均县民间的几乎所有“废铜烂铁”,军方把眼光又投向了武当道观。在军政当局的许可下,第五战区炮兵第16团将武当山复真观(约海拔400米)以下的静乐宫、三元宫、周府庵、遇真宫、元和观、玉虚宫等道观的数千件铜质造像、供器、法器拆解集中,装了40辆马车运往汉中冶炼,制造枪弹。
因为多种原因,这批数千件武当道教铜像中,有数十件在汉中没有被冶炼。1946年,武当山道士筹钱准备把这批铜像运回来。谁知在运输途中,沿途都有部队打仗,道士们没有运成,只得返回武当山。解放后,陕西省安康地区成立了文化馆,铜像搬运至该馆内收藏。1987年1月17日,在文化部、陕西省等部门的支持下,武当山收回了46尊铜像。2008年6月21日,又有真武坐像在内的6件历经战火、饱经沧桑的道教珍贵文物离开安康,回到了武当山。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积贫积弱的中国经过艰苦卓绝斗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武当道教和全国各阶层群众一起节衣缩食,毁家纾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支撑着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直至将日寇赶出了中国。
1943年12月20日,均县草店镇公所镇粮字第318号公文:周府庵道衲程法银生活无着,恳祈转饬税务局拨给食粮,以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