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代是道教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一方面帝王崇道，提高道教的政治、文化地位；另一方面道教自身不断改革，注重解决现世中的社会问题，促使道教走向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宋元时期是信州地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政区建置基本定型，地方文化初步形成的时代。由于统治者对民间的各种宗教采取放任态度——只要不反抗朝廷，官府不干涉民众的宗教信仰活动，信州地区的宗教活动十分活跃，道教自然亦不例外。本文将以宋元史料为主，辅之以明清方志，试述宋元信州地区的宗教环境以及葛仙信仰的早期情形。
一、宋元信州的宗教市场
本文所谓“信州地区”,是指宋代的江南东路之信州（包括上饶、铅山、贵溪、玉山、永丰、弋阳六县）和元代的信州路（上饶、贵溪、玉山、永丰、弋阳五县）和铅山州所辖区域，相当于明清时期的广信府。江南各地素来崇信巫术，寺观遍地，两宋之际的大臣吴潜曾指出，“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地处三省通衢的信州地区，不仅佛道寺观随处可见，还充斥着纷繁复杂的民间信仰，甚至连来自西域的摩尼教也颇有市场。
佛教是信州地区史料记载最早、传播极广的宗教之一。早在唐代晚期，信州地区已有不少佛教寺院，培养了全国知名的得道高僧。信州的智孚禅师是大法师义存的四大高徒之一，贵溪的僧智常“少年出家，志求见性”，遍览名山，终成一代名僧。今铅山县境内的鹅湖山上的鹅湖寺尤为显著，据《舆地纪胜》记载，“唐僧大义禅师结庵，仙鹅自波而出者妄矣。道傍长松参翠，枝干权奇，延袤十余里，大义所种，有仁寿院。”宋元时期，信州地区的佛教进一步发展，大量寺院依名山而建，诸如上饶的广教院、景德寺，铅山的金相寺、章岩的宣梵院，玉山的瑞峰院、法海寺，永丰的灵鹫寺，枚不胜举。不仅如此，佛教寺院利用掌控的财力，广泛参与民众生活。南宋绍熙三年（1192），贵溪知县李正通主持建造上清桥，“留钱五十万于明觉浮屠氏，使自为质待”，而后每年得其利息的五分之一，作为维修浮桥的费用。
道教是宋元统治者积极崇奉的国家宗教，江南地区又是道教的核心区域，信州地区自然亦不例外。道教福地信州就有三个，分别是贵溪的鬼谷山洞、贵溪的龙虎山、上饶的灵山。其中，信州西南部的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派的祖庭，自唐代晚期后，张天师长期在此为徒众受箓和修炼。南宋以后，张天师地位逐渐提升，成为道教之首；元朝统一后，正一派更是盛极一时，张天师免交上清宫赋役，领江南诸路道教，可以自行出牒度人，具有任免道官、修建道观、传授经箓等诸多权力。与佛教寺院一样，宋元时期的道教宫观也随处可见，许多名山岳渎也充满了道教色彩，如贵溪的石堂，“云是鬼谷先生石堂。”弋阳的石城岩，“可容万人，上有石乳泉窦或方或长，下有仙人迹，隐出石面前，环众山可爱。”
除了官方认可的佛道二教，信州地区的民间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信州西部的贵溪自鸣山是鸣山大帝信仰的发源地，南宋时已传播到饶州、信州各地。据宋代理学家杨简记载，乐平的孚惠庙祀神明“奉威惠善济广佑忠烈王”，“旱能致雨，祷焉而应，灵感著闻，遐迩毕趣。……本于信之贵溪自鸣山，乐平实为旁邑。”其他来自外地的神灵亦香火旺盛，源自建州的“灵泽广慧夫人”，因“生以诚事亲，殁以诚惠民，始祠于浦城百丈山，今建、处、信、衢间，香火殆遍。”此外，源自西域的吃菜事魔教，也在信州地区颇为流行，甚至聚众叛乱。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南宋建炎四年（1130），“时有妖人王念经者，聚众数万，反于信州之贵溪。”所谓妖人，指的就是信仰吃菜事魔教的信徒。尽管王念经起义随即被镇压，但信奉该教的现象到南宋后期仍未消失。“饶信之间，小民无知，为一等妖人所惑，往往传习事魔，男女混杂，夜聚晓散。”
还有大量的信仰活动没有文字记载，诸如南方的巫术传统，日益重要的祖先崇拜，等等，都曾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信州地区的葛仙信仰正是在此活跃的宗教氛围中确立起来的。
二、宋元信州的葛仙信仰
葛仙公是道教灵宝派的祖师爷，葛仙信仰自然是道教活动的一部分。宋元时代的葛仙信仰遍及中原各地，信州亦有多处以葛仙公为主祀神的道观，如上饶的灵山、弋阳的捣药山、赭亭山（今属横峰县）等。
灵山位于信州郡治、上饶县治西北70里，是上饶之镇山，为道教第三十三福地。“山有七十二峰，高七千余丈，绵亘百余里。上有龙池，中产异木、奇卉及水晶等珍。”宋元时期的灵山已是信州名山，常有士人来此登山赋诗，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仅南宋的韩元吉（1118-1187）、韩淲（1159-1124）父子关于灵山的诗词就有近60篇。韩元吉的《望灵山》写道，“磅礴千里间，众景皆奔驰。颇讶地轴涌，未觉天柱亏。不让昆仑高，遂使泰华移。诸峰七十二，磊砢略可推。”复杂的地形和秀美的风景让灵山成为各种宗教信仰汇集之地。东北石人峰的石人庙、灵山下的祥符寺，都是当时著名的宗教中心。在灵山的西峰之巅，有葛仙坛，《太平寰宇记》载：“灵山，亦曰灵鹫山，盘亘十余里，绝顶有葛仙坛，丹灶、石臼、石砚、石几在焉。”宋代文人韩元吉诗曰，“一舟五鹤符佳梦，陂水成湖问葛仙。”灵山之上的葛仙坛建于何时，尚无确切记载，应该建于宋代之前。在西峰之下、弋阳县东20里，有葛仙观一座，“梁大同三年置，隋末废。按《鄱阳记》云，‘葛玄得道弋阳县北黄石山古坛’，是也。”有小溪发源西峰，流入弋阳县，“源出上饶县灵山，……又有葛玄冢焉，因曰葛水。”相传，“唐天宝（742-755）中尝投龙于此，遇旱雩之辄应。”在弋阳县，因葛仙传说而形成地名除了上述提及的葛溪、葛仙冢外，还有葛溪驿、葛源乡、葛水陂等地名，有的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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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江岸边，又有捣药山、赭亭山等名山中建有葛仙观。捣药山，弋阳县东15里，是一座信江北岸超出水面不过数十米的丹霞山丘，山下有一个十多米深的岩洞，岩内开阔，可建庙屋三五间，葛仙观便建在山岩之中。据《太平寰宇记》载，“葛公居此求仙。山有石桥，长二十步。有捣药石臼，旁有石井，其水甚美。天宝七年（748），勅置坛洒扫。”后世方志多沿用此说，至今仍未乡民崇祀。赭亭山，在弋阳县东百余里的信江北岸，明中叶设置兴安县后，在县治南30里，与明内阁首辅费宏（1468-1535）故里铅山横林村隔河相望。据《太平寰宇记》载，“赭亭山，山形方正如削，色赤无林木。”据同治《广信府志》记载，“相传葛仙翁于此修炼，飞步而上，有仙人履迹。”至今亦有民众常年祀奉。
当然,宋元时期的灵山、捣药山等地的葛仙公道观与明清之后的葛仙庙不完全一致，宋元时期的道观多有道士主持，是独立社区生活的道士修身之所；明清以后的神庙虽也祀奉葛仙公，但它已融入了社区生活，已经少有修身的道士，而是民众宗教生活组成部分。
三、铅山葛仙山的崇道活动
宋元时代铅山地区的道教活动也相当活跃，道教宫观的数量亦有不少。不过，宋元全国性地理志书和文人文集因对此少有记载，因而，宋元铅山的道教名山不如贵溪龙虎山、上饶灵山等出名。幸运的是，历代《铅山县志》中保留了大量相关史料，为我们追述宋元时期的情形提供了重要线索。
据明嘉靖《铅山县志》记载，宋代铅山的道教宫观有玉虚观、清真观、悟真观、秋水观等十余座。其中，玉虚观在鹅湖山，“昔葛玄炼丹其地，唐懿宗咸通（860-872）中置。”又据《方舆胜览》记载，“鹅湖，在铅山县西南十五里，上有葛玄冢。”两者内容略有出入，前者相传为葛仙炼丹、有道观，后者相传是有坟冢、无道观。我们知道，鹅湖山在中唐以后佛教兴盛，由此推断，唐代鹅湖山可能建有祭祀葛玄的宫观，随着佛教势力的崛起，道教势力被挤出去了。
走下鹅湖山后，铅山的葛仙信仰又“爬上”了另一座山，即如今信州地区的香火极盛的葛仙山。葛仙山，原名云岗山，相传“汉末赤乌间葛玄于此炼丹、飞升”。它位于铅山县南部，铅山故治永平镇西约70里，元代属三十四都，是武夷山脉的主峰黄岗山伸向铅山境内余脉的一座山峰，支分九脉，最高处海拔近1100米。宋元时期，铅山的山区开发区域仍限于永平镇周边和闽赣驿道两旁，葛仙山距离永平较远，且不靠近驿道，它所处位置尚比较偏僻，介于未开发和开发之间。
现存最早一篇的葛仙山庙记收入于嘉靖《铅山县志》，由“元进士陈衡”所做，题为《葛仙祠记》，之后历代县志均有收入，该文成文不晚于明代中叶。陈衡，生卒年不详，籍贯亦不详，有可能是元末铅山州的官员。从陈衡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宋元间葛仙山葛仙翁祠的建置情形：永平之西乡，有山曰葛仙。自趾而升旦，及日中始得其巓。地形如堂，隍隍之中，有栋宇隆然，则葛仙翁祠也。……仙翁，琅琊人，字孝先，与汉更始将军同名。或曰：自其高祖，来居丹阳之句容。故上饶灵鹫山，葛溪桃花台，皆仙坛所在。得非广信之境，笙鹤遗韵，独为多欤？
旧碑谓：“有古坂[净饭]，地辟于宋绍兴甲子(1144)，经营于淳熙丁酉(1177)，祠成于嘉熙[淳祐]辛丑(1241)，其营建士则杨子先、王应韶，道士则刘悟真、游道真也。又百余年，皇元混一，悉构更新，凡植若干楹，一庙三室，作于某年，其人则某人也。”旧碑漫裂颓仆，而仙翁之灵，贞宅之久，不可以无记。古杭沈祥甫居永平市，宅乃以其赢，命工买石刻辞，举而致之，则众相劝以力，其意咸欲昭今而垂后。
细读上文，可将之分成两个部分，一是陈衡之言，一是旧碑之言。“旧碑”在陈衡撰文之前，据“又百余年，皇元混一”等文，此“旧碑”应属元代碑铭无疑。由“旧碑”可知，营构葛仙山的葛仙翁祠持续了百年之久，自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起开辟，经过三十余经营，直到南宋春祐元年（1241），在信士杨子先、王英韶等人的倡导下，与道士刘悟真、游道真等人的共同努力，才修成庙宇。又过了百余年后，大概到了元代中叶（1300年前后），葛仙翁祠又得重修，有“植若干楹，一庙三室”，其倡建者已不得而知。从陈衡叙之言看，葛仙翁祠位于葛仙山之巅，若清晨从山脚登山，要中午才能到达；铅山的葛仙信仰与上饶灵山、弋阳葛溪等地起源一致，“得非广信之境，笙鹤遗韵，独为多欤？”至陈衡撰文时，又经永平沈祥甫倡导，集众人之资，重新修缮。
元代末年，葛仙翁祠又得重修。嘉靖《铅山县志》记载，“太极观，即葛仙祠，去县西七十里。”万历《铅书》记载，“葛仙祠，在铅山县南西七十里葛仙山。……宋元祐七年（1092），乡人立祠祀之。元至正间（1341-1368），增建太极观，中造仙翁像。相传有仙翁遗骨，或曰鹤骨，莫可知也。”由此观之，葛仙祠和太极观是两座不同的建筑，太极观内重塑了葛仙公神像祭祀。不过，《铅书》将葛仙祠的创建时间推前了到元祐七年（1092），而对陈衡之《葛仙祠记》未有否定之义。由于《葛仙祠记》和《铅书》所记时间都是孤证，而《葛仙祠记》之言曾有“旧碑”为证，且成文时间要早三百余年，记述内容亦更加详实等，故笔者倾向于葛仙祠创建时间是南宋初年的绍兴十四年（1241）。
就宋元时期的整体情形而言，尽管相差一个半世纪，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元代末期，葛仙山的葛仙信仰已经相当繁盛。《葛仙祠记》载道： 兹山之胜，巨鳌耸体，与乾象为邻。霖雨交集，浑然太极，两间阳明，一目千里。道左有上马石、试剑石，分裂峭壁；上有仙井，蛟蟠凤蓄，尘队芥抵，郁怒奋号，病饮则愈，旱祷则霖。有求之类，洗心洁服，奔走亟拜。霓裳羽帔，托于斯宇，不事耕耘，金芝玉饭，取给于享祀之余。
据此可知，葛仙山的上马石、试剑石、峭壁、仙井等文化景观元末已经修成；这些文化景观都极具灵气，可以治病、祈雨等，民众也深信葛仙公的灵验，“奔走亟拜”。正因如此，也引来了有不少士大夫到此游玩，并留下了动人的诗篇，传唱历时久远的葛仙故事。
综上而言，宋元时期信州地区的宗教市场极为活跃，佛教、道教等官方宗教的庙宇随处可见，外来的和本土的民间信仰也得到了充分发展。葛仙信仰正是在这种活跃的宗教氛围中发展传播，在道士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信州地区已经在几个重要的据点修建了崇奉葛仙的道观，并占有了一定的宗教市场。铅山县的葛仙信仰起源于鹅湖山，后受佛教势力排挤而衰退；直到南宋初年葛仙山的逐渐发展，铅山的葛仙信仰重新壮大，道观几经修建，文化景观蔚为大观，为明清葛仙信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者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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