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慧能是佛教中国化的先驱众所周知，那么，葛洪是中国道教大众化先驱则知者不多。而这两人的修为，都大部分在广东，慧能在韶关、云浮、肇庆、广州等地，葛洪则集中在惠州的罗浮山。
葛洪是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家和药学家。他是晋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后隐居罗浮山多年,修道、炼丹、行医、济世。著名学者任继愈称其“提出了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的主张，将道教的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建立了一套长生神仙的理论体系”,“葛洪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是道教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这一评价，实际上已经肯定了葛洪对道教走向大众化的重要贡献。而葛洪对道教大众化的贡献，则是有很多实际例子的。
在葛洪之前，道教其实并不为众所周知，给人的印象是神秘玄幻、神仙之术，只有追求长生不老、成仙得道的皇家贵族、文武士子才信奉道教，对于一般凡夫俗子，多数不知道教为何物。
到了东晋咸和年间，葛洪在罗浮山的修为打破了道教的神秘感，从教理教义、传播方式到道众对象进行了全面改革，大胆地把道教推向平民化、大众化。
首先，他首创把修道成仙的道术与治病救人的凡术相结合，把道教、医学推向最接地气的时代。他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袖筒里（带在身边）的应急书，是人人应当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普及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救急用的方药，特别注重使用寻常、廉价的药物，使用方便、疗效灵验，“简、便、廉、验”成为该书的最大特色，很多验方至今有效。我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发明项目——青蒿素，就是在《肘后备急方》关于青蒿治疗疟疾的启发下得到灵感的。据说屠呦呦开始研究青蒿素时，循传统中药煎煮的方法提取有效成分，但效果一直不佳。直到研究了《肘后备急方》，知道青蒿要“以水二升渍绞取汁”，才恍然大悟，改用“鲜榨”的方法提取，结果出乎意料的好。
葛洪依据这些验方大量为老百姓治病，道学的养生、治病学问就这样走入寻常百姓家。
与此同时，葛洪还是预防医学的开创者，最早记载天花、恙虫病等民间传染病的症侯及诊治。“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葛洪就是这样，从一名神秘道士化身民间名医，也转化为一名受到民众普遍欢迎的传道士。
其次，他首创道教理论与儒家纲常的结合。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道教的神仙方术，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在《抱朴子·外篇》中，他专论人间得失，世事臧否，事实上已经是把道学当成通俗哲学、通俗养生理论来写。他主张社会和谐，首创“以和为度”，并系统总结为“虽云色白，非染弗丽；虽云味甘，非和弗美”，对后学的和谐理论影响至深。对于匡时佐世，他既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尊君为天，又不满于魏、晋清谈，主张文章、德行并重，立言当有助于教化。这些主张，已经从教理上实现了道教的大众化。
再次，他首先推行炼丹术的普及化、大众化。葛洪勤于整理炼丹的技术流程以便后人传承，把炼丹术从神秘化、虚幻化推向日常生产、生活运用和医学实践，对于我国的炼丹及医学化学发展贡献巨大。在《抱朴子·内篇》中，他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勾画了中国古代炼丹的历史梗概，也为我们提供了原始实验化学的珍贵资料。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说：“道家中产生了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炼丹术士抱朴子。”并由此认为“世界医学化学源于中国”。
葛洪一生著作宏富，而最有代表性的《抱朴子》、《肘后备急方》就是在罗浮山的写作成果，其最重要的行医、炼丹、修道场所也在罗浮山。在罗浮山，葛洪创下了一脉多承的包容性巅峰，也开创了一道多用、一道得众的实用化、大众化奇迹。葛洪因而成为无可辩驳的中国道教大众化第一人，广东成为道教走向大众化的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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