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斗米道创立之前，中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以“巫”为特征的历史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活动极为频繁。张光直先生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特征概括为“萨满式”或巫术性宗教。《尚书·周书·吕刑》记载：“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绝地天通后，地和天不再相通，天上的神与地上的人各不相干。周公“制礼作乐”，“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周礼·表记》），“巫”向“史”转变，“德”与“礼”被突出出来，并催生出诸子哲学，进入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期”。五斗米道在轴心时期之后形成，与盛行过“巫”的前轴心时期那种萨满式宗教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质的区别。
五斗米道虽起自民间，但融进了道家的哲学，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想尔注》为主要经典，尊道贵德，追求长生成仙，并将阴阳五行思想、汉代谶纬神学、古代天文学纳入自己的教义体系；以鹤鸣山为中心设二十四治，作为正一盟威道的基层组织与活动中心；继承、综合了古已有之的民间祭祀、信仰、炼养，结合巴蜀巫术为百姓治病，实施社会救济；辅之以墨家的组织形式、严格的戒律、禁忌等。五斗米道将这些内容有机地整合进了自己的教义和组织之中。由于有了自己的信仰和教义，大名鼎鼎名的教主、经书，严密的组织、教诫，丰富的宗教活动，使它与这之前和与它同时期的巫觋杂术、血祭淫祀、访仙问药区别开来，成为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完备的宗教，实现了从民间祭祀等信仰活动到宗教的跨越。五斗米道的创立，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道教作为一个成熟宗教自此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演变、完善，延续至今。
一
对于宗教的基本特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作过明确论述，他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宗教信仰是对异化的超自然、超人间的力量的信仰，有着相对于世俗的超验层面；有阐述其信仰的宗教教义而不仅仅是仪式和法术；围绕着信仰而展开种种宗教活动，让信众过着有仪式、戒律、组织、教育、义务、传承的宗教化生活。五斗米道作为中国古人为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做出的超验性努力，为解决社会危机、生命危机而提出的理论与实践、组织与管理、戒律与修持等，确实使其具备了宗教的一般特征和基本内容，具备一个成熟宗教应有的素质。
五斗米道成功地将哲学家老子请上了神坛，从而有了超人间的教主——太上老君。司马迁对历史人物老子生平的记载使得这位智者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他即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
又提到：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
也提及：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而离，离五百岁而复合，合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这段记载里就有三个老子。老子生世的这一不确定性为老子成为教主提供了可能性。刘向则把这一可能性变为了“现实”，在《列仙传》里直接就将老子作为神仙而立传。老子在东汉时已完全被神化，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说：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
老子已演变为长生不死的神仙， 成为超自然的人物，受到民间与宫廷的祭祀。《后汉书•桓帝记》记载：桓帝延熹八年正月，遣左琯之苦县祠老子。十一月，又使管霸之苦县祠老子。次年，遂亲祠于濯龙宫，与浮屠并祠。这说明老子作为宗教人物已得到朝廷的认可。在有组织的教团——五斗米道中，老子成为了被崇奉的主神。张陵奉老子为教主，把老子看成是道的化身。为了便于理解，还为《老子》作注，名《老子想尔注》。《想尔注》从宗教立场出发，在注解《老子》时，阐述了五斗米道的信仰与教义。其基本信仰是老子的“道”。他把老子的“道”人格化为有意志、能创生天地、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神。 《老子想尔注》讲：“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神化后的太上老君具有无所不能的巨大神通，常常显示出超人间的神秘力量。张陵本人就受托于太上老君传正一盟威之道。
道教的创立，另一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的经书。随着太上老君成为教主，《老子》一书也就成为了道教的经书。西汉前期，由于窦太后的提倡，《老子》成为皇室成员的必读书。《老子》在汉代已经具有极高的权威性。为了讲解、理解、信奉《老子》，五斗米道对《老子》进行了宗教性的注释，令祭酒主讲，令道民颂习。余平先生认为，就道教史而言， 《想尔注》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与从《河上公章句》到《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早期道教经典不同，《想尔注》第一次生成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的立场”；经过想尔之道的生存性构建，中国传统的神仙信仰已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体性的柔性生存方式，而一跃成为一种组织化、仪式化、制度化，就是说，真正独立的“宗教信仰”性的生存方式。
五斗米道的另一个重要信仰是长生成仙。五斗米道教授其信众守一、行气、房中等道术，以便与道合一、长生不死。《想尔注》说“守诫不违，即为守一”；“仙士有谷食之，无则食气”；“阴阳之道，以若结精为生”；“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这种主张怀道抱一、导引行气，配合自律和节制的宗教修持，已经不同于战国和西汉时期那种寻找神仙，求不死之药的方士。饶宗颐先生提到：“《想尔注》与河上《注》同主炼养之说。然河上仍兼顾老子哲理，及其文义上之融贯。《想尔》则自立道诫，自表道真，于老子哲理几至放弃不谈，即文理训诂，亦多曲解。”这种“曲解”是从哲学到宗教的必然和必须。
对于成仙，司马迁曾有这样的评论。他说：方士之候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史记•封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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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谓“有效”、“有验”，是针对终有一死的“人”的“可睹”的方面；而所谓“无效”、“无验”，也就是终有一死的“人”的“不可睹”的方面。以“可睹”、“不可睹”去见证神仙之有无是世俗的、经验性的态度，不是一种信仰的态度。信仰的态度是对超自然的绝对无疑的相信。《字汇》解释“信”为“不疑也”。《广雅》说“信，敬也。”《说文》：“仰，举也。”《字汇•人部》：“仰，举首望也。”《诗•小雅•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张衡《思玄赋》：“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而弗违。”信仰就是对某种东西的不怀疑，信仰的性质是无条件的信奉、崇敬乃至畏惕。
在信仰的层面上，人之为人的真正本质不是他的终有一死者的“已是”，而是他的“长生成仙”的“能是”。尽管秦皇汉武时的方士们始终没有找到仙人，武帝对方士的怪迂之谈已有厌倦，明明知道“其效可睹”，却还是“冀遇其真”。“冀遇”是一种希望。人是以“冀遇”的方式生存的，即使其“冀遇”不能得到兑现。这就是一种信仰，“无条件的信奉、崇敬乃至畏惕”，于是产生“长生”、“永生”、“不死”、“成仙”、“得道”、“证真”的信仰性生活。
作为信仰之“对象”的神仙是无前提、无条件的，对此对象的“信仰”也是无前提、无条件的，对神仙的信仰就与一切“效验”、“终无有验”、“无有效”和“其效可睹矣”无关。道教初创时就构筑起了这样一个系统、明确、自明而又有深度的信仰境域，这是道教产生前那些“巫术”、“方术”、“血祭”、崇拜等无可比拟的。五斗米道也有意识地使自己与民间信仰区别开来，说“天之正法，不在祭掇祷词也”，明确反对血祀、淫词等。
当然，如果《老子》、《庄子》等道家没有自己的信仰之维，从道家“过渡”到道教是难以想象的。“道”在老子那里已经具有了哲学与宗教的两重性。作为相对成熟的宗教，五斗米道有自己的最高信仰——道。这里的“道”不再是哲学家老子那里那不可言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形而上之道，而是有喜好、有判断、有选择、有意志、有目的的神。“道”作为有意志的神，最重要的是要向世人发布道德命令，“道”向人间颁布了戒律，用生死、利害作为赏罚，与人立约。对于那个“先天地生”，（《老子》第25章）“自古以固存”的超越了人类经验的终极根源的“道”的认识，首先可以通过理性进行推导。对“道”的认识的另一条途径则是出于信仰、直觉和体验。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道”必定在那里。庄子说它“自古以固存”，它一直在那里。这就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这样的信仰需要信徒去“悟”、去体证、去虔信。葛洪在《抱扑子内篇•释滞》中说到：
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徒，其属文笔，虽祖述黄老，宪章虚玄，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
道家“或复齐死生，谓无异以存活为徭役，以殂殁为休息，其去神仙，已千亿里矣，岂足耽玩哉？”②这就是说，单纯的哲思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神仙信仰以及道教而言，或早或迟都面临着对道家“理论”的一个“信仰的”突破。五斗米道团的产生实现了这样的突破，因有了信仰的维度而成为宗教。
二
宗教之为宗教，不仅仅止于一种“内在”的信仰，这种信仰还需取得某些不可或缺的“外在”形式，即贯穿这种信仰的某种组织、制度、礼仪、规范等等。也就是说，在理论性的教义之外，一个成熟宗教还需要宗教组织。宗教组织是构成宗教的基本要素。任何宗教都必须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才能体现出来。在宗教要素中具有核心意义的宗教教义也只有通过组织才能形成一个宗教的社会实体，规范化的宗教礼仪也只有在组织系统中才能得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组织乃是宗教其他构成要素发挥自己功能的组织依托，没这一依托，宗教便无法发挥它们的功能。天师道创立之初就已有了一整套宗教组织系统和宗教制度。
五斗米道在组织上实行政教合一体制。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和缴纳信米五斗都体现了古代的哲学思想。“当汉安元年(142)张道陵于蜀鹤鸣山中学道有成，太上乃下二十四治，凡上八治、中八治、下八治，应天二十四气又合二十八宿，付天师张道陵奉行布化。若以二十八宿合于二十四气，尚多四宿，故于上中下三位八治外，另有四治，传说为道陵所加。……集二十四治以合于二十四气，此属天象的时间坐标；道陵又集二十八治以合于二十八宿，此属另一天象的时间坐标。……主要以蜀地为主，然已延伸至今属陕西的阳平汉中及河南的北邝山，范围已很广大。”二十四治中的阳平治为正一盟威道总坛，属于中央教区，张鲁自封师君统领政教。各治于每年阴历十月初一聚会汉中，收纳信米，同时举行录籍、迁赏、庆生、建功、闻科戒等活动。
除二十四治与古天文学有密切关系外，“五斗米”的“五斗”也与古人对天象的理解有关。柳存仁先生在《一千八百年来的道教》中曾说：“‘五斗米’的‘斗’字通常一向认为是量词。……沈子培（曾植）先生的《海日楼札丛》卷六有《五斗》一条，以为五斗米的‘五斗’的意义也许是指东斗、西斗，……等五斗，五斗米当是祀五斗时向教民收的米谷。……这个见解很新颖，恐怕是正确的。”李刚先生认为，如果是这样，祭拜五方星斗所用的米称为“五斗米”，这是一种与人的命运紧密相关的所谓“星命米”。中国古人“仰观天象”，见紫微垣众星永不没落，从而确定出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人们根据这个坐标制定出节令、历法、时辰，指示着方位和处所，从而让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劳作、经济活动有规可循、有法可依。在道教的宗教活动中，“斗”作为“天枢”，是天地造化的枢纽，是天极之所在，是宇宙万物的发源地。道教相信它们有主宰人间吉凶祸福、生老寿夭的神力。礼斗是道教极重要并经常举办的祈福、消灾、延寿科仪。所以“五斗米”之“斗”与古人的星辰崇拜理应有一定关联。以天象确定人间的秩序、宗教的教区则隐含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古代政治传统。
在信奉五斗米道的区域里不设长吏，而以五斗米道各级首领管理政务和教务，立祭酒分领教民，实现了政教合一。祭酒是古代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这些长者以德高望重而服人。五斗米道的宗教领袖即是世俗管理者，又是宗教引路人，祭酒即是教职，又是官职。入道者初名“鬼卒”；入道已久并笃信其教者，号“祭酒”，任统辖教民之职；统领教民多的称“治头大祭酒”。张鲁则自号“师君”，为五斗米道的最高首领。在巴、汉地区内，五斗米道建立起由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师君的组织系统，其组织制度渐趋完备。祭酒通过“建录”来实施对广大信众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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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斗米道在创教之初就关注着底层社会，有着强烈的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的入世精神。五斗米道起自民间，主要成分是下层群众，早期经书中即有一些批评社会不公、要求改变不合理现状、建立太平世界的言论，如以“三天正法”战胜“六天故气”。他们的主张反映了民众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愿望。因此在社会矛盾尖锐时，五斗米道常成为发动起义的旗帜，代表了百姓的心声。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巴、汉成为比较安定的地区，五斗米道极大地安定了人心，五斗米道在这里得到较大发展。史称“民夷便乐之”、“民夷信向之”，朝廷“力不能征”，实现了长达 30 年的地方割据。这是道教以宗教身份直接参与政治、建立政权的成功先例。
五斗米道轻刑罚、重教育，用宗教思想教化民众，特别注重培养民众的宗教信念、道德观念，鼓励信众通过守一、守道诫得到解脱，通过宗教去影响信众的生活。张陵让那些“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以来所犯之辜，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内解经》说病人“但令从年七岁有识以来首谢所犯罪过，立诸诡仪章符，救疗久病。”病人与神明立约，检束自己的行为。在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的时候，五斗米道往往与其长生成仙、消灾免难、祈求健康等思想结合起来，而且以“神”的威力驱使人们去奉行，这对维护社会的伦常和秩序，更容易发挥其特殊的作用。《老子想尔注》说“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在道德上要求教徒“竞行忠孝”，“守中和之道”，“与不谢、夺不恨”，“喜怒悉去”，“诫知止足”，“勿贪宝货”，“施惠散财除殃”，“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学知清静”，“不为式过”，“道重继祠”等等。《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亦说：诸欲修道者，务必“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它特别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
五斗米道积极入世的另一个表现是实行广泛的社会救济，以及通过法事为民众治病、消灾、祈福。他们在交通要道处放置义米、义肉，设置义舍，供行人量腹取食。若过多，鬼辄病之；五斗米道以符箓咒术为人治病，让信众“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信众有病自首其过，为此设“静室”，作为病者思过修善之所。戒律上禁止春夏两季杀生，禁止教徒饮酒。关于惩罚也有规定，对于小过者，只要修路百步，即可补过；对犯法者，“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即先原谅三次，如无悔改才动用刑罚。祭酒也为病人请祷。请祷之法是书写病人姓名，以表达负罪之意。共写三分，其中一份放在山上，一份埋在地下，一份沉于水底，谓之“三官手书”。病人与神明盟誓，以身死为约，不得复犯。据《无上秘要•涂炭斋品》和释道安《二教论》载，张鲁还创制了道教最早的斋法“涂炭斋”，作为为人谢罪祈福的请祷仪式。
总之，五斗米道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具备了宗教所必须的基本要素和普遍特征，有了相对完整的神学理论；形成了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师君的信众分工和层级，初步形成了按教阶组织起来的宗教管理阶层，比较健全的组织体系；实施义舍、治所、静室、修路等利民措施；制订了宽刑和严格的教规、教诫相结合的对教民的教育，如先原谅三次，春夏禁杀，平日禁酒、禁贪、盗、淫等劣行；并确立了比较固定的修行场所和日期固定的三会制度、科仪法事、修炼诸术。由于其较高的宗教素质，五斗米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基本成形，使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与“方术”、淫祀、习俗、巫术等区别开来。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信仰、崇拜向宗教转化的首次跨越，长达两千年的道教历史自此开始。五斗米道的创立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作者：陈霞 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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