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早在秦汉时期，古蜀文化中已有关于自然环境的各种神话、鬼神观念和驱鬼避邪的诸多方术，以及顺其自然、适得其乐、不为物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等诸多要素。这种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便是中国正一道教早期主要道派——五斗米道在蜀地诞生的思想文化根源；而五斗米道(或道教)形成以后，其人生价值理念又深刻地影响着汉代以后该地区的士族文人研习文章的重点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以文学见长的蜀学特色和极具休闲特色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学术界对“蜀文化”内涵的理解，因时空及其思想维度等因素的差异，先后出现了若干不同的界定。为了避免理解上的歧义，笔者仅在以下范围使用这一概念：所谓蜀文化，即孕育、形成和传播于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域的物态文明和精神文明，它是该地域的民众在生产与生活中创造并长期积淀而成的、具有浓郁特色的一种地方性文化形态。从思想层面看，至秦汉时期，古蜀文化中已经出现关于自然环境的各种神话、鬼神观念和驱鬼避邪的诸多巫术，以及不为物役、顺其自然、适得其乐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这种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为中国正一道教早期主要道派——五斗米道在成都地区创立提供了思想元素和方法；而五斗米道作为中国道教的肇端，其形成以后又反过来强化了古蜀文化的上述观念。今天，道教的神仙信仰虽然在成都地区已逐渐淡化，其价值观却已渗入该地区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使蜀文化呈现出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的休闲特色。对此，笔者仅就古蜀文化对五斗米道的催生作用及其道教价值观对蜀文化的影响问题作如下浅议。
一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特定时空条件的产物。这是因为，地理环境等因素规约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人们在改造环境以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劳动过程中，只能创造出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皿，并形成与之匹配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维持这一关系的政治、伦理、宗教等理念形态。因此，在特殊时空条件下形成的文化形态无不具有地域特 特色。而且，在文明形成的早期阶 阶段，其自然环境的制 制约作用更为明显，地域性特征更 更加突出。可以说，地理环境等因素对初始阶段的文明在内容、特征与发展方向等方面 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对该环境中形成的古蜀文化的作用亦不例外。
成都平原地处四川盆地的盆底西部，四周 周被一系列绵延的山脉环绕：东有龙泉山脉向盆东丘陵延伸，直至华蓥山，与巫山相连；西有青城山、西岭雪山、天台山等，并向外与邛崃 崃山、大雪山相连；北有龙门山和岷山并与秦巴山地南缘相连，南有瓦屋山等向盆南丘陵延伸，并向外与峨眉山、大凉山相连。这样，盆底西部的成都平原与环绕四周的山脉便构成一个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孕育而成的蜀文化及其世界观、价值观等精神内核，作为环境的产物，必然有其浓郁的地域特色。而这种特殊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观给五斗米道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充分必要的条件。
第一，古蜀文化中的鬼神观念和巫觋之术是五斗米道重要的道术来源。包括成都地区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是我国古代巫与巫术盛行的地区。秦汉时期，西蜀人口仍是蜀族与土著民杂居的格 格局。其中，土著民主要居住于 于成都平原周边的山地(如青城山等)，他们大多是氐羌人的后裔。这些蜀地先民生活于大山环绕的封闭环境中，以有限的能力认 认识生存环境中的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四季交替、生命与死亡等自然现象，并在怀疑、恐惧、崇拜等复杂的精神状态 态下形成了关于这些现象的各种神话和鬼神观念，以及与神交通、驱鬼避邪的诸多巫术，由此组成上古时期流行于蜀地的原始宗教——巫鬼道。人们普遍认为，鬼神具有人的能力所不能及的神力，并且宰割着人的行为与命运 运。为了役使鬼神、祈神赐福、趋利避害，人们纷纷与神修好，因而形成巴郡南郡蛮“俱事鬼神”、人(即巴人)“俗好鬼巫”等浓厚的鬼神崇拜风气，并造作出符书、咒鬼使鬼、教病人叩头思过等与神交通的巫觋之术。据《蜀志》记载：崩江多鱼害，“民失在于征巫，好鬼妖。”《先贤士女总赞》上卷记载：成都人严遵“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此外，蜀地少数民族在汉代已有长生修仙思想，《后汉书》记载：“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都县(今四川汉源东北)………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巴志》记载：“汉初，犍为张君为太守，忽得仙道，从此升度”。综上所述，早在五斗米道创立之前，古蜀地区便已经形成并广泛流传鬼神观念及仙道思想，人们崇拜鬼妖，巫觋方术盛行。这表明，鬼神观念已经成为这一地域中的民众理解世界本原和本质问题的答案。这种世界观作为古蜀文化的精神内核，它影响着该文化的诸多组成要素，如习俗、生活方式等，使之呈现出浓郁的敬鬼拜神的风貌。而这是正一道教早期主要道派——五斗米道之所以在成都地区诞生的思想认识前提。
张陵于汉顺帝时入蜀创立五斗米道。他作为神仙方术盛行的沛国丰人(即今江苏丰县人)，燕齐之地的鬼怪思想和方术不可能不影响其创教活动。但是，在具体内容、方式和方法上，张陵及其子孙受蜀地风俗与通神方法的影响更为明显。他们在蜀地创教过程中，大量吸收了该地的鬼神观念及其驱鬼避邪的巫术。例如，道教科仪中延传至今的“禹步”，即是模仿西蜀地区氐羌族巫师“许”的跳神动作而来。这些跳神动作至今仍然存在于岷江两岸的羌族巫师“许”的法事活动中。又如，古代蜀地氐羌等西南夷对天官、地官和水官的信仰及其沟通三神的“三官手书”等方术，亦被纳入五斗米道的信仰体系。“三官手书”由最初为病人服罪治病的祈祷仪式，在南北朝时期衍生成三元节等道教重要节庆，并在民间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张修早年是巴蜀地区原始宗教——巫鬼道的道首，他在改信并传播五斗米道时，亦不可能完全摆脱巫鬼道的影响。上述情况说明，古代蜀郡的鬼神崇拜及其与神交通的巫觋之术，是五斗米道及其之后诸多道派重要的道术渊源。五斗米道亦因此被称为“鬼道”、“米巫”，这也反映出古代蜀郡的鬼俗巫风对五斗米道的深刻影响。为此，国内部分学者提出，五斗米道的鬼神信仰及其交通鬼神的方术是受古蜀地区相关思想及其方法的影响而形成的。例如，向达先生认为，“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王家佑先生认为：“张陵的‘道’是在蜀地学得的五斗米道。‘造作道书’也是根据蜀人原有‘道书’(即‘符书’，‘微经’)新编译的。”
第二，古蜀地区的生 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是吸引张陵入蜀并在此创教和传教的重要原因。成都平原系第四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岷江冲积平原，水患一直是危及该地区的人们安居乐业的大患。至泰国蜀郡太守李冰修治都江堰水利工程，“穿二江于成都之中”，采用截流、分段排水和疏浚等工程技术根除水患之后，成都平原才逐渐变成面积辽阔、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溪流纵横、气候温湿、动植物种类繁多、宜于农耕的区域，古蜀地区的先民才逐渐从盆地周边山区向盆地底部平原迁徙，并在此主要从事农业耕作等生产活动。与游牧业不同，农业劳作不需要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而不断迁徒，因而生产与生活的地域相对稳定；另外，农业劳动必须随季节交替而进行，因而生产的时间相对固定。农业耕作在空间上的稳定性和时间上的固定性特征，加之盆地周边绵延的高山增加了盆地内外 外交通的难度，客观上减弱或阻隔了盆地之外的经济、政治、文化甚至自然灾害等对该地区的影响，这些原因促成了相对封闭、稳定且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因较少外部冲击，亦少本地天灾，早在东汉以前，成都地区便已经形成“民食稻鱼，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柔弱褊”的生活方式，并孕育出从容、闲适、平和、随遇而安而非暴虐、焦虑、急促、刚烈、侵略性强的生活态度和性格特征。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 活态度包蕴着 着顺其自然、适得其乐、不为物役的人生价值趋向。而这种趋向(恰好与道家的价值观念相吻合，并与主张“克己复礼”、匡扶天下、强调个人的社会使命和责任的儒家思想及其人生价值观相反)虽然当时鲜有文人疏理， 但却成为三张在 在蜀中而非在其他地域 域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神仙传》曰： “(张陵)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鹤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所谓“纯厚”，即人的心性少有礼制或社会因素的羁绊，且处于自然本真状态。正是蜀郡民众的这种“纯厚”风气，成为吸引张陵入蜀，并促使其“著作道书”和创立五斗米 米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道书在神化老子、阐扬长生成仙观点、提出“保形”、“炼形”、“食气”等修仙方法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出世的人生态度、飘逸自由和远离俗制约束的价值取向。如果说，道书中的这些人生价值原则与老庄体系之间具有思想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话，那么，成都地区与道家思想相吻合的上述人生价值观，则通过习俗和生活方式直接激发和强化了张陵的已有思想，并为其五斗米道在成都地区诞生和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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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斗米道因其教规、教义、教仪和组织等较完备的构成要素，而与古蜀地区自发产生的巫鬼道等原始宗教相区别，标志着中国道教已经形成。而道教形成后，又对蜀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下面，笔者仅以道教人生价值观为例，力图从蜀地士族文人和普通百姓的精神层面廓清道教对蜀文化影响的痕迹。
所谓人生价值观，即人对自己生存的目的、意义的看法和选择。人生价值观是道家与道教关注的重要问题。 具体表现为， 道家与道教始终以下述两个问题为中心问题：第一，人是否具有自然和社会难以限制和约束的自由?如是，怎样才能获得这种自由?第二，人的生命是否具有永恒性?如是，怎样才能实现生命的永恒?它们围绕这两个问题构建了道家与道教的理论体系或信仰体系。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直接表达了道家和道教的人生价值观：人应该具有自然与社会难以控制或约束的自在和自由本性。在如何获得自在与自由的问题上，道家和道教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不同的方法和践行路径：老子提出“不为物役”的方法，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即过分贪恋和占有名利，必然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损失，因而知足并适可而止，可避免屈辱和危险，生命因此才能长久；庄子认为，获得自由与永生的方法，仅以“不为物役”的方法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人的社会性必然使人受制于社会秩序，人的血肉之躯必然使人趋于感官享乐，并面临生死极限。人要实现形神的自由与永生，必须在精神层面超越自我，采用“齐万物”的思维方法和“坐忘”等修炼形式，将人从物我、生死等观念中解放出来，进入混同物我和生死的境界，从而在精神上获得自由与永生；道教继承了道家关于生命具有自由与永恒特性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修正了道家“生死齐一”观点，即肯定生死有别，坚信长生可学、我命在我不在天，并提出实现长生久视和自由的多种修炼方法。综上所述，在人如何获得自由与永生的方法问题上，道家与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不同的答案。但是，肯定人的自由与永恒的本性， 并将此视为人的生存目的和意义， 则是道家与道教彼此一致的思想。这种生命价值观在生活中常常通过无俗好静的生活态度、关怀生命的自爱精神、闲适逍遥的生活方式、 “出世”与隐逸而非“入世”与张扬的处世方法等表现出来。
道家与道教的上述思想对蜀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蜀地为中国道教的发祥地，有青城山、鹤鸣山、青羊宫、阳平治、文昌宫等著名的道教名山和宫观，加之东汉以后的历代高道如晋代的范长生、 隋唐时期的李荣、 清代的张清夜等人在此修道和传道，并用重玄理论等对蜀中较为原始的五斗米道进行加工和改造，使之发展为具备一定理论形态的新道派，因而使蜀地道教成为引领或紧随中国道教发展潮流的重要力量。而这些宫观和道士在蜀地的传道活动，客观上强化了道教对该地区的风俗习惯、思维方法、世界观和价值观等文化要素的影响。今天，受史料限制，我们很难从微观层面厘清蜀地历代道士对这些文化要素产生影响的具体脉络，但是，我们可以在蜀文化中发现道家与道教特有的人生价值理念，而这种理念正是蜀文化的精神内核，使之与其他地域文化相区别。具体而言，道家与道教的人生价值理念对蜀文化产生的影响表现如下：
首先，道家和道教(包括五斗米道)的人生价值观影响着蜀地历代文人研习文章的重点和方向，“蜀学”因此具有以文学见长的特色。西汉景帝(前157年——前141年)末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办教育，通过向学生传授儒家典籍与法令、选派学生去京城体悟儒学思想等途径，将儒家思想等中原文化引入蜀郡，目的在于改变蜀郡社会不懂礼数的“蛮夷”风气。但是，将文翁兴学后逐渐形成的蜀学与齐鲁等地域文化相比，其特点不是以经学见长，而是“以文辞显于世”，不是使蜀人“笃信道德”，而是使他们“好文刺讥”、“文章冠天下”。例如，汉代辞赋大家司马相如、杨雄、严遵等人作为蜀郡文人，他们不是以道德文章，而是以辞赋这类被经学者视为雕虫小技的东西“显于世”。可见，成都地区弥散着的不为制度所役、逍遥自在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对汉代该地区的士族文人的影响之大，这正是他们被中国文学史而非儒学浓墨重彩的思想根源。五斗米道在成都地区形成并迅速传播以后，其“修道成仙”思想从神学维度强化了该地区原有的人生价值观，特别自唐宋以来，士族文人飘逸自在的生活态度和浪漫主义的文化心理更为凸显。他们往往在命运多舛、功名无望的情况下践行道家和道教关于顺应自然的思想，过着逍遥自在、风流豪放、不拘礼数的生活。在这种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影响下撰写而成的文章，与汉代蜀学代表人物一样，仍然是以讴歌人生和人性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显于世” ，而不是以压抑人性、弘扬礼制的儒家典籍为研习重心。这是成都地区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诞生或养育出许多文学巨擎而非经学大师的思想文化背景。如唐代诗人李白、杜甫、薛涛，宋代的词作家苏东坡、陆游，清代的李调元、杨升庵，近现代的巴金、郭沫若，李劫人等，他们诞生或客居于成都地区，亦或多或少地感悟到该地区注重生命与生活的思想精髓和文化特色，并受其影响而创作出许多弘扬人性、否定礼教或制度约束的传世佳作。蜀地历代文人的这种研习方向使蜀学因此具有以文学见长的特色。
其次，道家和道教(包括五斗米道)的人生价值观影响着成都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并使之呈现出明显的休闲特征。在富饶、自足、闲适且又相对封闭的成都地区孕育而成的五斗米道，力图通过符咒、上章、请神祛邪、消灾除病等方法来实现长生久视、获得永恒自由的人生目的。当它在蜀地社会生活中迅速传播以后，神仙具有的无所不能、长生久视、逍遥自在的特性激发了被贫困、疾病或不幸事件所折磨的民众的倾慕和向往，道教的清静自然、贵己重生、不为物役的人生价值观因此为人们展示了一种生活的理想境界，并对人们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表现为：人们喜好游赏、娱乐、美食，性情平和，非暴力倾向明显，言行节奏舒缓，气定神闲；遇事顺其自然，而非刻意追求，富有者含蓄内敛，贫困者不自卑消沉，注重生活情调，善于发现或营造生活乐趣等。据史料记载，蜀地民众的上述生活习俗和性格特征早在唐宋时期便已普遍存在，《岁华纪丽谱》一书详尽记载了唐宋时期成都地区的游赏习俗和宴饮生活，该书序言部分写道；“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历经千年，直至今天，自在与悠闲的习俗和性格特征仍然在大众生活中随处可见。我们可以在成都的文殊院、青羊宫、武侯祠等神圣之地感受到世俗的欢悦气息，亦可在城市周边众多的农家小院发现自在无虑的娱乐场景。这些欢悦气氛和娱乐场景折射出成都民众贵己重生、顺其自然、不为物役的人生态度和价值理念，该地区的社会生活方式亦因此具有休闲特征，以致于“安逸”(即安闲舒适)一词在这种城市生活中成为评判好坏和是非的标准。鉴于此，《新周刊》在做“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专辑时，把成都称为中国“最悠闲的城市”。
今天，成都大多数民众的鬼神观念日渐淡化，但道教的人生价值观却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解着竞争所带来的压力、焦虑和心理障碍。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作用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闵丽，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作者：闵丽 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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