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教的发源地与发祥地，卿希泰先生在一文中谈到：“发源地与发祥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源地是指江河开始流出的源头所在地，故五斗米道的发源地系指五斗米道开始创教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正史上所说的鹤鸣山。而发祥地则是泛指早期创立基业的地方，其范围可大可小，它可以涵盖前者，但前者不一定能涵盖后者。如张陵当初创立的二十四治，均属五斗米道开始建基立业的地方，是早期的传教基地，……可以归入发祥地之列，但却不能说它是发源地。”汉中，不仅是开创了汉家四百年基业的地方，也是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发祥地之一。
汉中是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更是道教由民间走向官方，由初创走向成熟，由小规模走向大规模，由地方流播全国的地方。早期正一道在汉水流域的兴起、发展、强大和迈向流传全国的步伐，得益于张衡、张修、张鲁三人的传教，又主要与张鲁有着莫大的关系。张鲁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是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一、正一道在汉中的兴起
道教是在东汉中后期产生的，最早的道派有两个：一个是张陵于东汉顺帝（125-144 年在位）时所创立的五斗米道；另外一个则是张角于东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8 年）所创立的太平道。从时间上看，张陵创立五斗米道的时间比张角创立太平道的时间略早，而且太平道因发动黄巾起义遭到东汉王朝的残酷镇压随之衰亡，此后销声匿迹。五斗米道却传承不绝，并越来越强大。故教内外学者在研讨道教发展的历史时，均以张陵创立五斗米道的时间作为道教创立的开端。
五斗米道，因奉其道者要出五斗米而得名，历代道教徒则称之为“正一盟威之道”、“正一道”或“天师道”。“正一”，据道书解释为“正以治邪，一以统万”的意思。古人以“天师”指通晓天道之师。《庄子•徐无鬼》记黄帝称襄城童子为天师；《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记黄帝称岐伯为天师；《太平经》自称“天师之书”，经文采取天师答六方真人疑问的形式。又因为创教之初，曾受巴蜀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影响，巫术色彩浓厚，当时人们也称之为“米巫”。
天师道创立者张陵，道教徒称之为张道陵、张天师、正一真人、祖天师等。张陵正史无传，《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载：“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通过晋葛洪《神仙传》的记载，后人方对张道陵生平有了大致了解。按照天师道后来的传说，张陵不是一般的通晓天道之师，而是由宇宙最高神“太上老君”指定的、负有改换人间秩序的神圣使命、独一无二的天师。成书于十六国时期的天师道经典《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大道家令戒》托为“大道”曰：
汉世既定，末嗣纵横，民人趣利，强弱忿争，道伤民命，一去难还，故使天授气治民，曰新出老君。言：“鬼者何人？但畏鬼不信道？”故老君授与张道陵为天师，至尊至神。而乃为人之师，汝曹辈足可知之；为尊於天地也，而故闷闷，日一日，月一月，岁一岁，贪纵口腹，放恣耳目，不信道，死者万数，可不痛哉！道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於蜀郡临邛县渠亭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与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分布玄元始气治民。
照这么说，道教的正式建立，就在汉安元年（142 年）。也就是说，顺帝汉安元年，张陵入蜀，修道于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造作道书（或称符书）以教百姓，以符水为人治病，开始传教，众多民众纷纷入教。五斗米道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其道术主要为上章招神和符咒劾鬼。张陵为了统率教民，在各名山设立二十四个传教点，称“二十四治”，二十四治亦可视作是五斗米道开始建基立业的地方，是早期的传教基地。关于教主张陵的生卒年，晚出的《张天师世家》编造了许多不实之词，说他生于建武十年（34 年），永寿二年（156 年）受封为天师，乘云上升，活了 123 岁。而据《广弘明集·二教论》引李膺《蜀记》的说法，张陵的卒年大概是 177 年。张陵去世后，将教主的位置传给了其子张衡，张衡继续传道，传播区域逐渐扩大，进入汉水流域。
从仅有的资料来看，当是张衡首先将五斗米道传入汉中地区，或许阳平治也是张衡迁至汉中的。《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三《山南西道一•兴元府》“西县”条：“按《郡国县道记》云：西，本名白马城，因山以名县。又曰浕口城。……白马山。《汉水记》云：‘西县有白马山’。又《张衡家传》云：‘衡于浕口升仙时乘白马。后人遥望山上往往有白马，因以为名’。亦神仙十化之一也。”明言张衡升仙的地点是西县白马山，又叫浕口城，宋之兴元府西县即今之汉中勉县。既然张衡升仙于白马山，则张衡应在其羽化登仙前即已来到汉中一带传道。《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县道记》，是唐人贾耽所著；《汉水记》五卷，为南朝刘宋人庾仲雍所撰；而乐史引录的《张衡家传》很可能出自宋代的《天师家传》，《天师家传》宋以后遂湮没无闻。乐史引录《张衡家传》之后，《大清一统志•陕西通志》卷十一、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陕西巡抚毕沅所撰《关中胜迹图志》卷二十引《太平寰宇记》所引《张衡家传》云云。而关于张衡升仙的时间，《张天师二十四治图•阳平治》曰：
嗣师，天师子也，讳衡，字灵真。为人广智，志节高亮，隐习仙业，汉孝灵帝征为郎中，不就。以光和二年正月十五日己巳于山升仙。立治碑一双在门，名曰嗣师治也。
《张天师二十四治图》载张衡升仙的时间是光和二年即 179 年，并直接将张衡升仙之山与嗣师治置于“阳平治”条下。明代《汉天师世家》宋濂《序》则曰：“衡字灵真，有长材，诏征黄门侍郎，辞，隐居阳平山，誓以忠孝导民。君子谓其有继宗开绪、纳俗安善之功。”虽与《张天师二十四治图》所言稍异，但却记张衡“隐居阳平山”，故张继禹《天师道史略》注张衡升仙之山为“阳平山”。而《水经注》卷二十七《沔水》载：
沔水又东径白马戍南，浕水入焉。水北发武都氐中，南径张鲁城东。鲁，沛国张陵孙。陵学道于蜀鹤鸣山，传业衡，衡传于鲁。鲁至，行宽惠，百姓亲附，供道之费，米限五斗，故世号五斗米道。……浕水又南，径张鲁治东，水西山上，有张天师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谓山为白马塞，堂为张鲁治。东对白马城，一名阳平关。浕水南流入沔，谓之浕口。其城西带浕水，南面沔川，城侧二水之交，故亦曰浕口城矣。
天师道二十四治是张陵父子几十年经营的结果，“阳平治”居二十四治之首，即所谓“二十四治会阳平”，阳平治对其他各治有统一指挥的权力。最初的阳平治在“蜀郡繁县”，即今四川彭州西北山区。显然，郦道元关于“张鲁治”、“白马城”、“张天师堂”的认识均采自于庾仲雍的《汉水记》。后世有的学者将汉中“阳平治”作为张鲁的事功，认为是张鲁占据汉中后，才将阳平治迁往今陕西省汉中市勉县老城西五公里古阳平关所在地。实际上，不管是庾仲雍还是郦道元，均未将阳平治直接与张鲁联系在一起，庾、郦所言“张鲁城”、“张鲁治”，据鲁西奇教授在研究《水经注》所见汉水流域城邑聚落及其形态时考察、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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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城，当在白马戍（浕口城）之北，浕水西岸，或在今方家坝稍南处，是一座典型的山城。……张鲁治，即在张鲁城之稍南处；据庾仲雍所记，张鲁治即位于浕水西岸山上之张天师堂，又至今民事之。……张鲁治即是当时由张鲁直接管理的一个‘治’，故立有张天师堂；而张鲁城则是张鲁所居之城。观注文所记张鲁城形势，颇类后世常见之山寺巨观，而非城邑居址，亦可明张鲁城为宗教设施。
张泽洪教授指出：
张鲁城在崤岭 ( 今勉县老城西之走马岭) ，该城堡周长五里，东西北三面绝壁，只有南面有小路入城。……张鲁治即张鲁经营汉中时期设立的浕口治，为五斗米道二十四治之第十八治。
综合研判上述史料，我们认为，是张衡首先在汉中传播五斗米道，并将阳平治迁至汉中勉县老城西五公里古阳平关，即他升仙之地。因此，“而汉中，张陵、张衡显然没去那里传过教”之说，未免对张衡来说失之武断。
历史上，张衡事迹不显是不争的事实。一种说法认为，“也许由于张陵活得很长，其子张衡的生平事迹因之不显”。依此思路，由于衡子张鲁在道教上有一定建树，又在汉中建立起政教合一政权，后人将张衡的事功附会到张鲁身上也是可能的。道教史上，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张天师”身上，也发生在“葛仙翁”身上，在中国很多地方，“‘葛仙翁’究竟是专指葛玄还是专指葛洪，实在颇难区分”。张衡去世后，子张鲁继承了祖业。祖孙三代，世人称为“三张”，道教称他们为“三师”：张陵为“天师”，张衡为“嗣师”，张鲁为“系师”。正是因为此一原因，后世也出现系师为张衡，嗣师为张鲁之说。
张衡之后，与他同时代的张修也来到汉中传播五斗米道。《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张修事也见于《后汉书•孝灵帝纪》：中平元年（184 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李善注引刘艾《汉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中平元年本为光和七年十二月以破黄巾改元，张修以光和七年七月起兵，时尚未改元，故《典略》所载张修光和中起兵不误。张修为巴郡人，然起兵在汉中，故《典略》载“汉中有张修”。
同样由于史料的缺乏，关于张修身世仍是不甚了了，张修传道事迹主要依赖《典略》的记载。《典略》作者鱼豢，史无传。按刘知幾《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条说：“魏时京兆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鱼豢可能是魏明帝时人。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四三云：“豢为郎中，有《典略》八十九卷。”一说《典略》作者是刘艾。但无论是鱼豢还是刘艾，他们都距张修时代最近，其叙述张修的有关史料是可信的。陈国符先生认为，“张陵在日，五斗米道已传至巴郡，……张修亦修是道；必其徒党无疑”。张修是张陵的弟子，从张陵学道之后，来到汉中传道，由于张修汉中起兵是在184年，则张修到汉中的时间或在张衡升仙的179年至184年之间。
张修在汉中推行的五斗米道，既有受张陵影响的地方，又有自己的创造。《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又载：
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
《后汉书•刘焉传》注引《典略》有与此几乎相同的记载。先说“角被诛，修亦亡”，“这里的亡不是说张修死了，而是作逃亡解”，“张修很有可能在其教徒中隐藏起来，也有可能秘密进行布道活动，重整旗鼓，等待时机。到公元 188 年刘焉出任益州牧，便收编了他”。
次说“修法略与角同”。这一记载，不经意间道明了最早的两个道派五斗米道与太平道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即皆受《太平经》影响。《太平经》又名《太平青领书》，“它继承了道家哲学、阴阳五行学术、传统的宗教思想、巫术以及儒家的伦理观念，吸收了当时的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等自然科学成就建立起一套宗教神学的庞杂的理论体系”。太平道以阴阳五行、符箓咒语等为根本教法，用符水疗疫等方术吸引信徒。据《道教义枢•七部义》载：“按《正一经》云：有《太平洞极之经》一百四十四卷，此经并盛明治道，证果修因，禁忌众术也。其《洞极经》者，按《正一经》，汉安元年（142 年），太上亲授天师（按：指张道陵），流传兹日。”《太平洞极经》与《太平经》是什么关系？陈撄宁先生的看法十分深刻：“张道陵的《太平洞极经》、于吉的《太平青领书》，都说是老君所授，而且都在东汉顺帝时代出现，这两种书的名称和卷数虽不一致，内容大概相同。”也就是说，张修从张道陵那里受到的影响，正是五斗米道与太平道诸多相同地方所在。从《典略》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张修米道有十分浓厚的巫风，所以前人称之为鬼道。在宗教法术上，张修主要是为人符水治病，有一个颇具特色的天地水三官手书，这实际上是一种西南少数民族自原始时代流传下来的巫术。
再说张修传道的创新之处。张修为五斗米道建立起相当粗糙的宗教组织形式，在这个组织中除了信徒外，已有如鬼吏、祭酒、奸令祭酒等神职人员，他们等级地位不同，分管不同的教务。张修还规定以老子《五千文》为五斗米道的主要宗教经典，这就有了米道的主要宗教教义，是张修真正把《老子》捧上五斗米道圣坛。张修还发明了所谓“静室思过”，“静室”又名“靖室”，这在后来成为道教的一个制度一直流传，特别多见于魏晋南朝天师道世家中。钟嵘《诗品》上“宋临川太守谢灵运诗”条有这样一段逸事：谢玄死后，谢家以子孙难得，便将谢灵运送到杜京产的静室以求保护，十五岁方还家，所以灵运叫“客儿”。
不难看出，张修既是五斗米道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道教的创始人之一。故有研究者主张，“如果我们沿袭旧的‘三张’的提法，那么三张就应该是：张陵——张修——张鲁。” “显然，‘三张’传道世系是张鲁自为师君后制造出来的，一是用以抹杀张修的办教功绩，消除他在教内的影响；二是用以张大自己的门庭，树立张氏家族在教内的权威。”这些见解是相当深刻的。
二、张鲁汉中政权与正一道
东汉末年的中平五年（188 年），九卿之一的太常刘焉接受侍中董扶的建议，京师洛阳是皇室所在地，政变、兵变频仍，而地处巴蜀的益州（今成都）则有“天子气”，于是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刘焉为了实现扩大自己实力从而割据一方的目的，收揽各方人马的同时，注意到了五斗米道的力量，愿意借助五斗米道来发展自己。而作为五斗米道首领的张鲁也想借助益州牧刘焉的力量发展自己，于是二者很快结合。
初平二年（191 年），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张修为别部司马，率部进取汉中。“沛人张鲁，母有恣色，兼挟鬼道，往来焉家，遂任鲁以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掩杀汉中太守苏固，断绝斜谷，杀使者。鲁既得汉中，遂复杀张修而并其众。”刘焉本意是想以汉中为基地，与西凉马腾勾结，插手关陇事务。不料兴平元年（193 年）马腾起兵造反，引兵袭击长安。因为刘焉及其子刘范与马腾通谋，马腾事败后，焉长子范、次子诞被杀，刘焉背上疽发而卒，其子刘璋继领益州牧。由于刘璋生性软弱，张鲁不再听从刘璋的调遣，刘璋恼怒，在幕僚的唆使下，刘璋杀了张鲁的母亲和家室，张鲁遂与刘璋彻底破裂，乘机割据自雄，占据汉中，凭借汉中土沃物丰、四面险固的有利条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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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政府无力征讨，乃任命张鲁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于是，张鲁遂以政权、教权首领的双重身份，在汉中地区大力推行五斗米道，使五斗米道在教义、教仪、方术以及组织建设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张鲁得以“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在政教合一的特殊组织形式下，早期正一道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张鲁在统治的区域内，不设长吏，而以五斗米道各级首领管理政务和教务。长吏原来是对秦汉时期县尉的称呼，后来演变为一切地方官吏的通称。他们是东汉王朝在郡县的代理人，大多贪聚无厌，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为了区别于没落腐朽的东汉王朝，为了吸引更多的民众入教和归顺，张鲁废除了长吏制度，而改以以祭酒为核心的五斗米道的组织系统。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 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凡初学道者不论其贫富贵贱，一律称为鬼卒。入道已久并笃信其教者，称祭酒。祭酒忠诚信仰，有办事能力，在教徒中有较高的威信。他们担任统辖教民之职，也就是对信众负有执掌教化、推行政令、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管理生产、维持治安等任务。统领教民多者称为“治头大祭酒”。张鲁则自号“师君”，为五斗米道的最高首领。这样，在巴、汉地区内，五斗米道建立起严密的体制，由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师君的组织系统构成，并用这种师徒之间的隶属关系取代了五斗米道活动区内的汉朝原有地方行政机构，把长吏的以治民为务改变为祭酒的以教民为先，体现出寓治于教、因教达治、政教合一的特点，形成以以师君为领导、以祭酒为核心、以鬼卒为基本力量的道教徒众的政教合一的组织形式政治体制。
张鲁规定教徒要诚信不欺诈，有病要自己忏悔，以使疾病痊愈。“诚信”是指教徒对五斗米道的忠诚信仰，也是教徒处理五斗米道内部关系的道德规范。同时，“诚信”还是五斗米道选拔教职人员的主要依据。五斗米道认为人的疾病和灾祸都是鬼神对其欺诈行为的惩罚，教徒有病是不诚信的结果，要治好病，首先应当“自首其过”。为此特设“静室”，作为病者思过修善之所。并设“鬼史”，为病人请祷。显然，张鲁有继承和发展张修米道的色彩，故《典略》云：“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张）修业，遂增饰之。”据《无上秘要•涂炭斋品》和释道安《二教论》记载，张鲁还创制了道教最早的斋法“涂炭斋”，以为给人谢罪祈福的请祷仪式，这为制订道教斋醮仪式开创了先例。此外，五斗米道还以符箓咒术为人治病，进行守一、行气、房中术等道术。张鲁提出的“诚信不欺诈”的道德规范，要求教徒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不仅使五斗米道形成了一种互爱互助、友好相处的关系，也为道教的发展奠定了极好的伦理道德基础。
此外，张鲁还在境内设立“义舍”，“置义米肉”以供行人量腹取食，实施宽刑、禁酒等利民措施。当时由于战乱频繁，灾疫遍地，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生活资料极端匮乏，流民问题十分突出。为了解决流民的吃饭问题，张鲁要求教内的祭酒在政权所及范围内普遍设立“义舍”，免费供应“义米肉”，让流民能够量腹而食。“义舍”是张鲁政权继承五斗米道在生活上互助互济的宗教会社传统而设立，它面对所有人开放。“义舍”的设置，起到了解决旅客生活困难、稳定社会秩序、扩大五斗米道的影响、壮大汉中人口等作用。“义舍”使道教在创立之初就有了慈善公益事业的性质，为道教近两千年的社会慈善事业奠定了基础。汉中社会相对稳定，生产有所发展，吸引了大量流民前来投靠汉中政权。
对正一道而言，尤为有意义的是，张鲁注《道德经》五千文而成《老子想尔注》。《想尔注》在南北朝时期即被视为是“道教徒内部理解《老子》的唯一一本完全道教化了的《老子》注疏本”，为今人研究正一道早期的教义内容提供了直接而又宝贵的资料。刘昭瑞教授指出：“《想尔注》是学习《老子》的教材，也可以说是道教中人学习《老子》的教内读物，该书作者无疑是一位既对《老子》有深刻的理解，又对道教的发展肩负有使命的人物。”有关《老子想尔注》的作者问题与成书时间问题的争议主要存在于学术界，实际上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形成了纷纭的多种说法，我们认为，《想尔注》的作者就是张鲁，在汉中建立起政教合一政权的张鲁确能堪当此任。《想尔注》推崇老子，宣扬信行真道，重生道，务清静，守道奉诫，积善成功，致太平及敬仰天道。
张鲁汉中政权的上述作为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史书上所谓“民夷信向”、“民夷便乐之”应该是当时真实的写照。这一局面的形成，既得益于五斗米道的教义，得益于政教合一的政权，又反过来推动了五斗米道的发展，使五斗米道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为道教在全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任继愈先生指出，张鲁时期的五斗米道“其性质已变为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的思想工具，它与朝廷官方神权的对立，不再表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主要表现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张鲁政权得以长期存在，固然由于汉廷软弱，鞭长莫及，也由于五斗米道变得平和自守，可以加以容忍。”
三、张鲁北迁与正一道的发展
曹操征张鲁与汉中政权的灭亡，《三国志·张鲁传》载曰：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至阳平关。鲁欲举汉中降，其弟卫不肯，率众数万人拒关坚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鲁闻阳平已陷，将稽颡归降，……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鲁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郑，甚嘉之。又以鲁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鲁尽将家出，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
建安二十年（215 年），曹操率兵十万西征汉中，张鲁投降。张鲁投降后，被曹操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五万户，其五子皆封列侯。曹操还让自己的子女与张鲁的子女互为婚配。关于张鲁受到曹魏宠待，胡适先生曾推测说：“张鲁‘以鬼道教民，……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后来汉中的‘民夷’好象大部分被曹魏迁徙到关陇去了。我颇猜想张鲁一门在曹魏得保持尊荣，——也许还保持‘父死子系’的‘铁卷’‘客礼’，——可能是曹魏认识三张道教在民间有大势力，故不能不维持这‘父死子系’的教主？”这样推论不无一定的道理。
优宠之外，曹操吸取东汉王朝黄巾起义的教训，对待归降的张鲁及信徒，采取了数项控制措施。一是让张鲁北迁移居邺城(今河北临漳)。曹操将张鲁和其家属带回北方，令居邺城，还留夏侯渊、张郃守汉中，以便就近监视控制道教首领，防止出现反复。二是迁徙张鲁米民。史载，张既“从征张鲁，……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杜袭“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太祖克张鲁，（和）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汉中五斗米道道民数万户被北迁到长安、三辅（今陕西中部）、洛阳、邺城等地，其中大多数分布在关、陇一带。先后累加，几乎将汉中民众大半都迁到了北方地区。对曹操来说，“从而达到了既利用道教力量又防止其行‘奸宄’扰乱统治秩序的政治目的，取得了对于曹魏政权来说比较满意的政治效果”。
曹操将汉中道众迁入北方诸省，并解散分编户籍，为五斗米道北传中原，乃至在江南的传奠定了基础。张鲁及大批汉中道民被迫北迁后，他们利用曹魏政权宽待张鲁家族的机会，在曹魏既限制又利用的宗教政策夹缝中，或明或暗地向社会下层和上层传播五斗米道。任继愈先生指出：“张鲁降曹后，五斗米道中上层首领受曹魏的收买，更进一步脱离下层道民，蜕变为利用宗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帮凶。大概正因为如此，五斗米道才得以在北迁后被统治者允许继续传播，并且乘太平道被镇压之机向全国扩展，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张鲁北迁次年即建安二十一年（216 年）就去世了，天师道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从巴蜀、汉中发展到北方、南方，成为全国性的大教派。以江南天师道为例，流落于北方关东的第四代天师张盛遵其父张鲁所嘱，放弃官禄，携带祖传印剑，迁回了曾祖张陵曾修道三十年的龙虎山。《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九《张滋传》载张盛感叹说：
吾先世教法，常以长子传授，而诸兄皆不娶，可使至此遂无传乎? 西晋永嘉中……乃弃官南游，至鄱阳郡望之，曰：“近矣。”即山行五日，至一处山岭，秀丽登无，喜曰：“吾得之矣。”山顶有真人丹穴井灶存焉，乃昔日炼丹修养之地，遂就其井穴左右结庐。
对此，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五十二《天师世次》有另一传说的文本：“献帝时，嗣天师第四代张盛至鄱阳，炼丹解化，人名其居曰龙虎山。”南宋僧人志磐专门记载了天师世次，说明其时民间传说的天师世系亦受到佛教人士的重视。《元史•释老志》说：“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曰盛，来居信之龙虎山。”张天师第四代张盛居龙虎山之说，最终得到元代正史的肯定。张盛之后，张天师子孙世居此山不变，形成了代代相传的张天师家族世系，至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传至六十八代，形成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宗教世家。与其能相提并论的只有山东曲阜的孔子世家，所以有“北有孔夫子，南有张天师”之说。
张鲁对正一道的贡献彪炳史册，并使汉中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种影响，直至《隋书•地理志》仍记汉中之人“好祀鬼神，……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
（本文作者：吴成国 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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