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次正一道国际研讨会，我原来准备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正一道的“入世”与“出世”》。
但是，在八月中旬，我改题写了这样一篇回忆家大人陈莲笙道长二三事的文章。这并非是因为今年是陈莲笙羽化五周年，而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已经有博士研究生在做陈莲笙思想研究的论文。指导老师希望学生能够揭示陈莲笙著述背后的“微言大义”，但是学生却苦于找不到陈莲笙生前活动背后的思想变化的材料。于是，我想，我还是尽可能将我知道的陈莲笙的思想轨迹记录下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陈莲笙的思想发展变化记录下来，留给年轻学子们作研究参考。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篇长文。
坚定不移地走爱国爱教的路
陈莲笙道长羽化以后，海内外道教界公认他是爱国爱教的模范。这个结论是否公允呢？我想说几件事情。
陈莲笙是经历过旧中国和新中国二个时代的人，他的爱国爱教是发自内心的。前三十二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陈莲笙已经是上海滩上著名的高功法师和道教界的年轻的头面人物，关心社会，关心时局。我小时候就经常看见他坐在客堂里埋头读报，阅读各种小开本的综合性杂志。他没有接触过先进思想和先进组织，他对于新旧社会的认识来自于他自己的观察。
陈莲笙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既无钱财，也无文化。虽然立嗣在姨父母家，但是，对于贫苦人家一直怀有深情。他常常说，做道士的，什么样的人都要接触。旧社会里，做道士很穷，可是有时候被叫去为亡魂“分路”（人死后为亡魂引路的一个小仪式），看见亡人躺在草棚里，身上盖着芦席，真是心里难受。做完“分路”小法事以后，真不想拿东家送上的微薄经资。
我从小就在道场里混。记得我十一岁快小学毕业的时候，跟他去一个大户人家做道场。那是一座别墅完工，做安土净宅道场。别墅不小，法事排场也很大。陈莲笙特别要我乖乖坐着敲小钹，不要乱走动。可是，做了道场以后，别墅东家开出的经资支票，连续多次在银行里取不到钱款，害得祖母为出工的道友垫付。他连续到这家人家去了几次，最后都不愿意去了，结果就由我陪着爷爷去讨钱。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和爷爷在客厅等东家，直到看见穿着睡衣的东家下来，得到承诺，我再陪爷爷回家。陈莲笙很鄙视这些富人。
他还跟我说过，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的道教组织恢复活动。他当时三十岁不到，在道教界比较活跃，人称新闸地界上的“小莲笙”。当时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很注意道教，也关注他。有一个科长亲自跟他谈，要他参加国民党。他当即告诉这个科长，道士信道，不信别的，拒绝了要他参加国民党的要求。每当他说起前半生的时候，他总会说，我对国民党和旧社会从来不抱希望。
1949 年，上海解放后，一时间道教活动急剧减少，家庭生活很困难，有的道士埋怨时局变化，但是他从不抱怨，而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道教界人士参加建国游行、抗美援朝游行和捐献飞机大炮的民族音乐义演等等，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靠拢党和政府。虽然当时道教还没有被承认，但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政府不会不承认道教，因为，这是中国唯一的民族宗教。1955 年，上海宗教局的姜尚文同志找他，邀请他出来组织筹备上海道教协会。我那时已经高二了，记得下午我放学回家，看见他同一位陌生人在客堂里商谈。事后，陈莲笙高兴地告诉大家，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不一样，平等待人，和蔼可亲，要他出来做组织道教界人士的工作，给他科员的薪资，享受相当于公费医疗的待遇，等等。从此，他就成为专职的道教协会工作人员，直到他羽化。
1956 年，我考进了北大中文系，到了北京，那时我才十七岁。从父亲的信函里得知中国道教协会准备成立。1957 年，陈莲笙当时只有 40 岁，他和上海道教界代表一起到新建的前门饭店参加中国道协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我专门去饭店看他。他很高兴，拉着上海虹庙当家张源琨叔叔和几位道长一起到刚在北京开张的上海老正兴吃饭。后来，他经常说，从辛亥革命起，道教界就要想成立一个组织，都没有成功。从1957 年起，道教终于有了跨宗派的全国统一组织，这只有在共产党政府领导下才能办成。
1960 年初，陈莲笙又到了北京，住在西苑宾馆。我去看他，说话时，他常常欲语又止，房间里还不断有人来张望。我觉得气氛不对，坐不多久就离开了。那时候，北大刚刚结束“反右倾”。我猜想道教界大概也在经历这场运动。1961 年，我因为得病后回上海休养，才得知陈莲笙在反右倾运动中也挨了批判。虽然他还留在协会，但是，只做上海道教的史料整理工作。对于这段运动经历，陈莲笙很少谈及，也从没有流露出怨恨的情绪，只是默默地做自己的史料整理工作。也正因为这些工作，才留下了他做的史料整理的内容，现在编入了《陈莲笙文集》下册。一些学术界的朋友都非常重视他编写的有关上海道教界的史料和上海白云观的碑志以及同官府往来文书的原始材料，认为极其珍贵。
当“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陈莲笙是想不通的。运动开始不久，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抄了我们家，他们甚至将我家的雕有蟾酥的大砚台也当作四旧没收。当时，陈莲笙还是天天走到老西门的白云观，在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里做史料工作。突然有一天，白云观里冲进来红卫兵和宗教局的造反派。他们的扫“四旧”，就是毁文物和烧道书。眼睁睁看着白云观供奉的明代朝天宫铜像被拉走，他无能为力。面对红卫兵将二部半的涵芬楼《道藏》一册一册扔进火海，他熬不住了，奋不顾身地冲上去阻止，嘴里说那是国宝，那是历史。可是，立即被宗教局的造反派拉在一边，红卫兵拳打脚踢，批判他是保皇派、反革命，还要准备复辟，勒令他低头认罪。他站在火堆旁边，眼角看到有机会，就以财务账册为名，将有的簿册抢下来，留在身边。其中被抢下来的，就有后来挂在“老君堂”里的吴道子画老君像的巨幅拓片，以及他整理的文史资料和当时上海道教协会收藏道教书籍的目录。
1967 年，上海造反派“夺权”高潮时期，他和玉佛寺的大和尚真禅法师一起关在西藏中路的慕恩堂里，随时接受批斗。一道一僧天天坐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反省检查。在房里没有人的时候，一僧一道又悄悄交换着路上看到的和听到的各种马路消息。他们二位都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共产党的本意，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要耐心地等待变化。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停发了陈莲笙的工资，改发微薄的生活费。但是，陈莲笙就是拒绝领取所谓生活费，他说，我到道教协会的时候是政府要我来的，我是有级别的，有工资的，我不领什么生活费。因此，我们家当时二老六小的生活，在这几年里就靠我的六十元工资和弟弟妹妹寄来的一点工资钱维持着，直到陈莲笙恢复工资发放为止。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没有工资，陈莲笙从静安区家里到南市区劳动的工厂的路程，从来不坐公交车辆，每天来回都靠二条腿走路。那时他年龄在五十岁到五十九岁之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碰到佛教协会的一位秘书长，他告诉我：他每天早晨走路从黄浦区走到圆明讲堂，你父亲从新闸路走路到城隍庙，二人在早晨在人民广场经常碰到，都要亲热地打招呼。如果几天碰不到彼此都会挂念和担心对方，相互祈祷平安。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莲笙被安排到立新伞厂劳动，他同大和尚一起每天做伞柄制作，在劳动中相互关心和照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佛教恢复的步伐要比道教快。后来，上海道教协会恢复和成立的时候，无论在舆论上、财力上和人力上都曾经得到佛教协会的帮助。协会成立的当天，真禅大和尚还亲自到白云观恭贺。陈莲笙在生前不止一次地表露过他对真禅大和尚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那时，我已经搬迁到金陵东路居住，正是他每天走路经过的地方。每当周末前一天晚上，我家都要烧一点菜，请他来家小聚，有时候还请我老丈人一起聚餐。当时，不论有多么辛苦，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不满和埋怨共产党，或者埋怨自己出身道教的话。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陈莲笙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我的家也从金陵东路搬到了江苏路。他看到北京的春节招待宴会有宗教领袖出席，他就多次走到我家里，跟我说要给市领导写信，要求恢复道教的活动。我记得当时我就曾经帮助他起草给恢复工作的上海曹荻秋市长、胡立教书记等领导的信。当然，那时百废待兴，政府还顾不上道教的事情，也得不到回复，但是，陈莲笙始终相信共产党是不会忘记道教。
在上海还没有恢复一个道观的时候，在人民政协工作刚恢复的时候，陈莲笙利用自己是静安区政协委员、原道教协会筹备会工作人员的身份，商得静安区政协同意，就在康定路静安区政协所在地，借了一个办公室，开始联络道教界人士的工作。他组织道士开展时事政治学习，举办道教讲座，排练道教音乐等活动，直到在市委和市府支持下，白云观正式收回为止。当时，陈莲笙已经六十五六岁了。
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落实，陈莲笙得到道教界的广泛支持，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信任，他从静安区政协委员，变成了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常委，从筹备会工作人员变成了上海道教协会的秘书长、副会长、会长，还担任了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和顾问，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小道士，只不过遇到了好日子、好政策，对于党和政府始终抱着感恩的态度。他常常对我说，你能够到北京大学读书毕业，家里四个孩子都有大学学历，在旧社会里的一个道士家庭是绝对做不到、供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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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任了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只能够在上海做些事情，发挥作用。所以，他从来没有僭越京城的想法，多次婉拒了要他去北京工作的呼声。担任上海政协常委以后，他自知只能为党和国家在道教界里发挥一点作用，因此，他从来不摆常委架子，不做不是道教的事情。尽管到了九十岁，他还是将自己定位在一个小道士，只是在上海城隍庙的岗位上为党和政府工作分忧。
可以说，陈莲笙一生经过了新旧社会，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左”倾思潮的折腾，但是，陈莲笙始终保持着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热爱的态度，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不论自己蒙受什么样的灾难和屈辱。
艰苦的道观恢复工作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逐渐落实。陈莲笙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做恢复道教的工作。
恢复道教活动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恢复道观。当时上海所有原来的道观都被不同的工厂、企业或街道单位占用着，而且都各有各的理由不愿还给道教。于是，恢复道教活动就从争取收回道观开始。
要将一座座被占的道观收回，实在不容易，需要做大量细致繁复的工作。记得，那时我已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有一天他要我随他一起到浦东参加一个座谈会，同去的还有道协的徐家进道长。从民生路码头度过黄浦江，在烈日下走了很多路，来到一个乡镇工厂。在一个堆满工具的阁楼上，十多位浦东地区著名的道长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对于恢复浦东著名道观钦赐仰殿的意见。我担任会议记录，然后根据记录和《上海县志》中有关记载，整理了一份要求恢复钦赐仰殿的会议记录。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还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会议是在半秘密状态中举行的，当然，会议记录是送给浦东地方政府和上海市的有关部门。
对于恢复道观的困难，陈莲笙坚信总有一天党和政府会落实政策，会还回来的。他常常说只能不厌其烦地反映情况，等待时机，着急也没有用。在占据单位不能还的时候，他只要求在原道观里还一间房，让道教有个立足之地。他常常说，只要道教有个办公室，就会让所有人知道这里原来是道观，总有一天会还回来。上海白云观原来被友谊商店古董修理工场占据着，工场到处说每年为国家创汇几十万美元。道教开始只能在门房间旁边占着一小间办公。直到当时上海市委老领导、政协副主席杨士法视察了白云观，亲自说出宗教政策不能落实的损失远远大于几十万美元的话，指示工场尽快归还道教以后，友谊商店的工场才撤离了白云观。
记得当时上海宗教学会的副会长马人斌阿訇，每次开会见到我都要说，上海政协开会的时候，见到陈莲笙都不称呼他陈莲笙名字，或者陈道长，而是叫他陈城隍，因为，每次开会或者提案都是说的恢复上海城隍庙的事。当时，天主教金鲁贤主教在政协也呼吁大家一起帮助道教实现收回城隍庙。就这样连续八年的努力，最后得到中央和上海市领导的关注，南市区领导的支持，上海市宗教局的关心和协调，在豫园商城的帮助下，座落在寸金之地的上海城隍庙终于回到了上海道教的手中，经过连续二次工程维修，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和上海道教的窗口。
恢复道观工作，占用了陈莲笙晚年大约整整十年的时间。
在为恢复道观四处奔走的同时，陈莲笙常常问我道教应该怎么恢复。他常常说，上海道教如果能够恢复，一个是应该恢复得同过去有所不同，要创新。同时，道教一些优秀的东西可能会后继无人，一定要尽可能保存下来。因此，他从最熟悉和最喜欢的道教音乐文化入手。在连道观也没有、借地静安区政协办公的条件下，陈莲笙就开始组织道士中熟悉民族器乐的道士排练道教名曲。静安区政协礼堂里每周都会响起传统悠扬的江南丝竹风味的道曲，每次都让听了十来年革命样板戏音乐的人们蜂拥围观，鼓掌欢迎。他还利用二子陈大灿在上海音乐学院从事民族音乐教学的条件，获得学院领导和从事教学和摄影、录音教师的支持，在既无资金、又无场所的条件下，开始录制了上海道教音乐名曲，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迎仙客》音带，后来还拍摄了“进表科仪”等录像。这一保存道教优秀文化的工作，在道观逐渐恢复以后，在陈莲笙身后的今天，上海道教的青年道士们仍然在继续努力进行着。
把道教恢复的希望放在青年道士培养上
在上海的道观逐渐回到道教中来以后，陈莲笙考虑最多的问题是青年道士的培养。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自己已经 60 多了，其他道士也有 70、80 的了。现在是过一年就少几个。道观恢复得多，再过几年就会没有道士了，或者老道士已经跪不下去，跪下去也站不起来了。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后，道观收回再多也没有用，因为那时的道观就不是道观，只是博物馆，或者旅游点了。
80 年代初，他就特别注意来道观的青年人，热情接待想要当道士的人，但是，上海想进入道门的人并不多，即使有了，也遭到父母的反对而作罢。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从海安来了一位道士张先生，他愿意帮助上海道教组织一些青年来上海学道，其中还有不少是海安散居道士的后代，他们都有道教感情。陈莲笙听了非常高兴，同我多次说到张先生。接着，他就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筹划在上海白云观里举办上海道学班。安排十多名学生住一间房，在厨房旁边清理出一间破旧房子做教室，没有粮食计划和购粮的钱就要求学生自己带米来学习。步履艰难地落实培养青年道士的工作，为的就是满足陆续收回道观的需要。
对于如何培养青年道士的问题，他也多有考虑。他跟我说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速度要快。我回答说，学道青年来了就马上拜师，跟师父一年，基本上就可以念经拜忏做法事，顶上去了。他考虑一下说不行。他说他知道现在还在的道士的水平。什么样的师父培养出什么样的徒弟。靠师父教，水平越教越低，作风越教越差，难以培养出有新面貌的小道士来。加上这一方法培养出来的青年道士，会形成一个个小团体、小帮派。所以，入学马上就跟师父学，不是一个好办法。于是，我就说，那就学习基督教和佛教的办法，用神学院和佛学院的办法，先在学院里学习 2 年，然后再到宫观里拜师学习 1 年。他听我介绍了我在金陵神学院讲课看到的情况后，很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既保持了道教的师徒传统，又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开阔小道士的眼界，避免沾染坏习气以及结帮成派。对于青年道士培养的目标。他跟我说，不要要求很高。三十来个小道士毕业的时候，文化课及格，会写字画画，能够吹拉弹、唱念做，靠自己的本事做一天道场，就可以了。我当时一听就明白，那就是我爷爷陈荣庆说过的一个道士要会四书五经、琴棋书画，既是一个儒生又能够做道场的标准。陈莲笙还说到，三十来个小道士不可能人人成才，能够培养出几个突出的就可以了。一个能够做高功，一个能够管理道观，一个能够写写文章、讲讲课。这就可以了。他的这些话讲得很实际，所以，当时我参与办学，也就没有很大的压力。
陈莲笙自己没有上过几十天的新学，他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是他做道士后自学得到的。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这一点从他依靠新社会的帮助重视子女的教育培养就可知一般了。对于青年道士的培养，他也不是办了一次道学班就罢手了，而是连续办二届、三届。然后在得到中国道学院的支持后，再挑选三届学员中的优秀人才办大专程度的班级，继续提高青年道士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陈莲笙已经八十高龄，退出领导岗位了。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要我继续做好培养道教人才的工作。“人才，人才，新世纪里道教发展的关键还是人才”。他还说过，“道教人才的培养不能只靠书本，道教人才的培养主要要靠道教自己”。他知道培养人才是一件“只有投入，看不到收入”的事情。但是他认为，没有今天的投入，就不会有道教的发展和道教的明天，这跟国家办学是一样的。当时，道教协会经济很困难，在道学班开班以后，陈莲笙还受到当时教内某些短视的同道很大的压力。道学班甚至到了办不下去的境地。这时候香港圆玄学院的赵镇东先生在上海参访，得知情况，伸出援手。因此，陈莲笙对于赵先生的恩情始终铭感于心。当他得知赵镇东先生羽化先行一步时，他立即决定在上海城隍庙为赵先生做“献七”道场，邀请圆玄学院和赵先生家属到上海。在赵镇东先生灵前，陈莲笙亲自上香、斟茶，当年全体受恩的道学班学员为赵先生上香诵经行法，表达他们的感恩的心情。
陈莲笙还说，趁这次恢复的机会，新培养的青年道士要能够改掉老道士身上的一些陋习，这些陋习是道教恢复最大的障碍，也是道教今后难以在新社会生存的障碍。他说的陋习有知识水平的问题，例如，过去很多道士不读《道德经》，不知道道教的历史，弄不清什么是全真派，什么是正一派。这些问题在道学班课程设置中都要给以解决。另外还有一些陋习是作风问题，也就是道风问题，例如，不穿道服、歪戴道冠、肮脏不洁，抽烟酗酒，甚至赌博吸毒，男女关系，等等。因此，他认为道教恢复中要及时抓紧建设好的道风，在民众中和社会上树立道教良好的形象。于是，道风建设成了陈莲笙在恢复道教工作中第三件大事。他常常对我说，道观没有道士，也就没有道教，因为道观变成了博物馆或者旅游点。但是如果有了道士，而道士不像个道士，那么道观还是没有道士好，因为，道教的形象就被彻底损坏了，道教就失去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格，道士也犯了欺师灭祖的罪孽。所以，他在创办《上海道教》杂志一开始，就定下要写《道教徒修养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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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徒休养讲座》的名称，来源于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文化大革命”的风雨中，不管大字报和文件怎样批判刘少奇，陈莲笙始终认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是一本好书。他说，做人就要有修养。道士应该有自己的修养标准。统一的修养就能够显示出道教徒统一的信仰和统一的组织力量。讲座的八讲内容，即：奉道行事、爱国爱教、学道为人、多行善功、我命在我、斋醮度人、众术合修、适应时代，是陈莲笙道长根据自己几十年做道士的体会确定命名的。因为他当时忙于恢复道教的工作，我也曾经帮助他写作，但是，他都是先口授，我记录，然后他修改，一字一句，费心斟酌。例如，在《奉道行事》中有一段被许多人引用的话：
社会要发展，时代要变化，一代与一代的道士都不一样。我们这一代的道士和我们的度师就不同了。我们同天师初创道教时代的道士就更不同了。将来的道士和我们这一代比肯定会有更大的变化。我相信更加进步，更加提高，更加有出息。但是，不论有多大的变化，道士总是道士，俗话说万变不离其宗。作为道士，他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了就不是道士了。这就是一个道士对道教的信仰不能变。一个道士如果连信仰都没有了，那他就不是道士了。即使他还留在道观里，穿着道装，他的心也不是道士了。
这段话中表露出来的一个老道士的沧桑的经历、学道的体验、时弊的针砭、宽阔的视野、远大的胸怀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我当时听了，一边飞快地记录，一边心里也很激动。这样深邃的思想、这样平实的表述、这样朴素的语句，我这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人是无论如何也编不出来、写不出来、装不出来的。
“活动，活动，动了才能活”
在道观逐渐收回和修复工作初见成效，第一届和第二届道学班学员逐渐被扶上领导岗位的时候，陈莲笙的年龄已经八十岁了。1998 年，他从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的岗位退下来，改任顾问，并且将常务理事的岗位让给了上海的青年道长。1999 年，他从上海道教协会会长的岗位退下来，被尊为荣誉会长。他的主要精力就集中在办好上海城隍庙上了。
1994 年，上海道教收回了上海城隍庙的使用权，并且立刻边修复，边开放。2000年，陈莲笙升座为上海城隍庙住持。虽然他身为住持，其实他并不坐镇庙务，除了必要的接待来访外宾和港澳台客人以外，他放手让青年道士组成的庙管理委员会大胆工作，只在幕后做些指导和把关的工作。他寄希望于管理委员会的青年道士，让他们大胆管理，不怕他们做错，只要求他们有错就改，不断改进，提高自己。从 2000 年到他羽化的八年里，陈莲笙对城隍庙的发展最关心的事情有三件。
一件是把上海城隍庙的宗教活动搞活。刚恢复的庙观大多宗教活动不正常，主客观的原因很多。陈莲笙就说，“活动活动，动起来才能活，不动的话道教就只能死”。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城隍庙不到几年，就做到了每个月都有为不同信众服务的宗教活动。全庙从正月初一一直到大年三十，活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庙里每个月都有信众云集的高峰。而为了降低信众的信仰成本，庙里一直对老年信众进庙实行免票、对一般信众保持低价门票、低价素食并且规定信众参与一些宗教活动实行“经资随缘”的规定。使得信众的信仰成本降低到最低，打开城隍庙的大门。
一件是创新宗教活动吸引青年信众。当前进入道教宫观祭拜的信众大多数都是老年人。这是陈莲笙一直担心的问题。有人说：过一次冬至，少一批信徒，就是指这种现象的结果。陈莲笙在出访港台和新加坡中得到启发，立刻和香港蓬瀛仙馆合作，编撰《太岁神传略》，开始每年正月间开展经资随缘的“拜太岁”和十月间的“谢太岁”活动。祭拜人数逐年增加，而且大多是青年和中年信众。同时，增加为商人信众服务的“接财神”活动等等。使得进入上海城隍庙烧香的信众出现年轻化的趋势。陈莲笙晚年已经认识到，解决信徒老化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要知道中青年关心什么，我们道教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空着急是没有用的，要动脑筋，要动起来。
一件是提高青年道士的素养。陈莲笙要我在退休以后，继续在上海城隍庙为小道士讲课，讲授张宇初天师的《道门十轨》以及《要修科仪戒律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等，继续以原典提高青年道士的素养。同时，关心建设城隍庙道乐团，继承道教音乐文化的事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因为道教恢复工作全面展开，陈莲笙没有精力再顾及道教音乐的事，而就在这十余年里，一些道教音乐演奏的高手也陆续离开人世。他升座上海城隍庙住持后，正巧在英国的二子大灿回国探亲。陈莲笙支持上海城隍庙管理委员会通过弟弟邀请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的老师为城隍庙的小道士开设一对一的培训笛子、二胡、琵琶、唢呐和鼓乐的人才的专业课程。每周请老师到庙里上课。经过连续二年多的培训，小道士的音乐演奏水平获得了很大的提高，组成上海城隍庙道乐团，参加江南丝竹的汇演，参加道教音乐汇演，获得了各方面很高的评价。陈莲笙要任职文化馆馆长的三子陈大霖退休后协助城隍庙道乐团的组织和排演工作，亲耳听取青年道士演奏的传统道教乐曲，感动而欣慰地表示，道教音乐终于有了他满意的接班人。现在由青年道士演奏的《迎仙客》音碟，不仅由中国的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于国内，而且由英国的 ARC 唱片公司发行到了全世界。
1997 年八十岁生日时，陈莲笙正巧在北京开会。国家宗教局和中国道教协会的领导为他举行庆祝寿宴。回上海以后，上海市宗教局和上海市道教协会领导又为他举行庆祝寿宴。他在多次答谢讲话中都自称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道士，感谢政府和道门领导的关心爱护。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小道士”的位置上。这个“小”并非说自己年纪小，而是指自己永远是一个在学道和修道的人，对于无止境道而言，自己永远是“小”。这个“道士”，更是表明他的心迹，不论他有过多少道门领导职务，也不论他担任政协委员、政协常委等等，他始终认为自己不过是“奉道为士”中的一员。
他是一个普通人，他有欲望，也有私利，但是他永远把欲望和私利限制在一个“度”上，那就是先人后己，永不膨胀。他也会犯错误，在筹备道协期间也曾跟着“左”的思潮做过错事，但是，他一旦明白了立刻改正，而且绝不给别人带来伤害，或者尽可能在事后去弥补伤害。
他没有包袱，他不会因为有了名誉地位而把名誉地位当成包袱，即使到了晚年，上京开会也同青年道士一样坐火车，睡硬席。他不许子女参与道教内部的领导工作，享受道教的权益，因为他是个无名无利的“小道士”。
他爱护青年道士胜过自己的子女。不论是何种宗派，不论来自何省何山，只要是青年道士，他都会热情接待。对于犯有过错的青年道长，他都关心爱护，从不成见，期望他们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将功补过，为道教发展奉献终身。
他尊重一切理解道教、支持道教、帮助道教的人，愿意毫无偏见地打开大门，接纳他们到研究道教、弘扬道教的工作中来，逢年过节上门慰问，尽可能给他们的辛勤劳动支付应得的报酬。
他从不认为自己是高道。因此，他从不吹嘘自己。他希望身后安葬在茅山，是因为茅山是道教名山，自己身后也能依傍在祖师身边。而且茅山与无锡比邻，希望在那里能同道士华彦钧（瞎子阿炳）相遇，在另一个世界里一起切磋、欣赏和演习道教音乐。
他唯一牵挂的是道教的未来，自己身后的道教。他相信陈家的子孙一定会超过他这个来自吴家的嗣子。他也相信来自海安、茅山等地的小道士一定会超过他这个混迹道门八十年的上海小道士。
他坦然而淡泊地面对人与己、亲与疏、名与利、生与死，他挂念的不是家庭和子女，而是上海道教。他一生留下的最后八个字不是给自己子女的，而是给来自茅山和海安的二位青年道士领袖的，这八个字就是“加强团结，大局为重”。
（本文作者：陈耀庭 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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