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与苏州并称“苏杭”，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同时作为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其历史文化积淀深厚，良渚文化、丝绸文化、茶文化等独特文化，都曾是它的代表。当然，杭州如此得天独厚的环境自然少不了道教的身影，杭州的道教发展至今已有将近2000年历史，在这段历史的长河中，几经兴衰。从清至民末，更是发生了大变化。
一、杭州道教在清代之前的起兴衰褪
杭州道教宫观自汉代伍公庙起而出现，东汉至南北朝，多有道教徒到杭州结庐修炼，流传至清代有抱朴庐。
福星观 道教之音拍摄
从唐五代起，杭州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官观，遗留至清代的，有福星观前身玉龙道院、重阳庵、三茅观、真圣观、元贞观、清溪道院等。
北宋年间，杭城新建中兴东岳庙前身中兴观。到南宋时期，杭州道教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历代帝王修建重建道教宫观。南宋宫观遗留至清代的有紫阳庵、至德观、三官庙、通玄观（通元观）、旌德观、仁和观、显真道院、显应观、真圣观、通玄庵(通元庵)、神霄雷院、天清宫、宗阳宫、三一庵、老东岳庙等。
元代杭城宫观少有新建，保留至清代的有凝真观、纯阳庵等。元未战争，导致杭城宫观大多被毁。城区仅有少数官观如佑圣观等得以保留。
明代杭州城区新增玉枢道院（神霄雷院）之后保留到清代。明代杭州道教官观方面有两个内容值得关注。第一件是明代初期和中期的几次对宫观的重建和修复。元末毁坏的宫观，大多在明洪武时期重建和修复，之后的正统年间又出现了一波修复重建的潮流。明代第二次比较大规模的重建修复发生在正德朝与嘉靖朝。在这次修复潮中，城区内保留的宫观基本都在这两个时段内得到修复，而城外环西湖地区的宫观，尤其是西湖西岸（小麦岭、赤山等）的宫观，比较少的经历了修缮，之后逐渐被废弃。明代杭州道教值得关注的第二个内容是全真道在杭州的发展。明初道教始分为全真、正一两大派。西湖北岸栖霞岭上金鼓洞由佛寺被开发为全真道道教官观（鹤林道院），巩固了杭州全真道场所西湖两岸相对的状况。明末清初，全真道龙门派在杭州开山授徒，形成多种支派，有余杭金筑坪天柱观支派，杭州机神殿支派，杭州栖霞岭金鼓洞支派，余杭南湖三元官支派，余杭桐山半持庵支派等。明代中期，玉皇山玉龙道院改名福星观，得到发展。此外，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吴山重阳庵被敕立为全真丛林。
清代杭州地图（局部）（资料图）
二、清代杭州全真道分布新发展
清至民末的杭州城范围划定与现今有所不同，当时的杭城是指原仁和县城区，即武林、艮山、庆春、清泰、望江、侯潮、凤山、清波、涌金、钱塘十门范围内区域以及原钱塘县内往北至老和山，西到竹竿山、百子尖一线，南临钱塘江北岸，东接老城区，即现在杭州上城区，大部分下城区，一部分江干区以及西湖区中西湖风景名胜区。
1．清初的兴盛扩展
清代前期，杭州道教仍以正一道为主流。但是因为全真道的兴盛，道教活动集中区域从吴山一点扩展到栖霞——葛岭、吴山——玉皇山这两条西湖北南两岸的宫观带。清代前期杭州全真道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
其一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政府对宫观的影响。康熙朝皇帝的南巡对杭城市政格局带来很大的影响，城内吴山北以及城外西湖北岸孤山分别修建行宫一座。此外原存在于孤山和苏堤的正一道宫观如崇真道院、西太乙宫，因为西湖景观建设，多半逐渐废弃。在正一道城外宫观逐渐减少衰落的同时，全真道在城外湖边的宫观得到巩固发展。毎朝皇帝南巡，都游历葛岭及栖霞岭。
其二是城内驻防旗营的设立。顺治七年，增筑满洲驻防营于城内西北隅，周十里凡五门，水三门。驻防旗宫的设立，让杭城民众前往西湖游览变得不便，存在关城时间段以及进出驻防旗营附近城门时官兵的骚扰，使得市民在平时更多的转向吴山游览风景。这个变化使得吴山上的寺庙宫观得到了一次发展，全真道在吴山的零星宫观与众多正一道宫观共存一山，各大自发展。
其三是外地名道的来杭。来杭名道中最重要的当属全真龙门派王常月。王常月，号昆阳，潞安府长治人。王常月道长中年时在王屋山遇全真龙门派第六祖赵复阳道长。赵复阳道长纳其为弟子，并授天仙大戒。王常月道长参师甚诚，搜罗儒释道三教经书研习。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常月道长到北京，任白云观方丈。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王常月道长奉旨传戒于北京白云观，抗州大德观住持黄赤阳道长也入其门下。晚年王常月道长至宗阳宫收徒。金鼓洞鹤林道院开山道士周太朗道长也为其再传弟子。
另一名对全真道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周太朗道长。周太朗，号元真子，江苏震泽人，在北京白云拜师于孙玉阳道长。康熙三年，周太朗道长来到杭州，在宗阳宫拜师于王常月道长。康熙五年，周太朗道长游历栖霞岭金鼓洞，得到当时金鼓洞寺庙禅师的赠送，将金鼓洞发展为杭城全真道重要宫观。
2.咸丰朝的停滞以及清末的维持
太平天国（资料图）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太平军从广西北上，攻占杭州。在太平天国割据占领期间，杭州始终处于其影响范围之内。太平军信奉拜上帝教，反对偶像崇拜，极大地影响了杭州的道教。明洪武年间建立的全真丛林重阳庵，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被毁。其他宫观也受到极大影响。
咸丰朝农民运动结束后，杭城宗教逐渐恢复。于是在同治、光绪朝期间，杭州形成了自明初重建修复后的第二次大的寺庙宫观重建修复热潮。但是由于自清代以来的道教衰落趋势，清末的这次修复潮对于全真道及其他教派和宗教，只达到了维持的目的。福星观的兴盛以及原杭州全真道重要宫观重阳庵，经历咸丰朝的毁坏之后重建为阮公祠，使得全真道在吴山的力量被削弱，主要影响转移出城移向玉皇山。
三、民国杭州金真道的大变化
民国时期，杭州全真道迎来了大的发展：西湖北岸扫帚坞的黄龙洞由佛寺改建为道院，玉皇山得到最大的一次营建开发。与此同时，杭州正一道继续着衰落的趋势，而正一的衰落也使得全真道在杭州道教及宗教界和社会的地位提升。黄龙洞旧名护国仁王院洞，在扫帚坞，有泉出洞中。淳祐八年旱，祷而雨。1918年，广东道士陈宗道道长购买黄龙寺，改作道院。“文革”前，道院旧有老君石造像一座。
1918年，李理山道长受任玉皇山福星观住持后，带领徒众修复殿堂、植树造林、挖掘“天乙池”开辟“紫来洞”，从而福星观成为全真道在江南苏、浙、皖、赣、闽五省第一座“子孙丛林”，李理山道长兴盛之福星观，接管金鼓洞鹤林道院、葛岭抱朴道院、吴山元妙观、吴山伍公庙、仓桥水德道院、西大街火神庙、余杭天柱观、大涤山洞霄宫，派出道徒在上海租界武定路创办“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通过经营和接管，杭州全翼道在民国时期的分布，中心在玉皇山，重点有葛岭栖霞岭，另外在城内也有零散分布。在全真道逐渐壮大的同时，正一道场所逐渐被削弱。至民国未期新中国初期，杭州正一道除吴山的官观外，在城区内基本只有沿中山路的几处宫观。外城外西湖环线，仅存庆化山和法华山的两座道院，其中庆化山神霄臀院在新中国成立初也已不存。1958年9月，市道协（筹）议决，保留杭州道教宫观5处：福星观、慈云宫、黄龙洞道观、抱朴道院、金华将军庙。其实前四处均为全真道场所，分别分布于西湖北南两岸，都未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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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1.宗教方面杭州全真道场所分布变化的影响因素。
(1)外来道教徒。
清代以来，杭州全真教派在发展上，很大程度依赖于外来道教徒的推动。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有王常月、周太朗一类直接从外地带来资源，进而在杭州开辟和主持官观，同时培养众多教徒的；又有李理山一类依托在杭本地资源，配合市政建设和社会发展变化而发展的。
(2)杭州正一道。
正一道的衰落帮助了全真道的发展。杭州正一道宫观场所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正一道盘踞的吴山，一直以来就是正一道的繁盛场所，在吴山之外，正一道场所中比较繁盛的如金华将军庙也靠近吴山。外城外西湖沿线，正一道的势力在清代时就已经几乎不存。清代顺治年间修建的驻防旗宫。由于旗营的阻隔，使得出入钱塘涌金两门不便，加之夜晚的城门关闭，导致城内的吴山成为城内最大的宗教聚焦地，此外城内的其他宗教声所也得到巩固。自辛亥革命，清代结束，杭城旗营被取消，“城墙拆了，游人就集中在湖滨，不再有上城隍山去消磨半日光阴的事情了”杭州环湖佛教朝圣进香路线得到巩固和加强，全真道宫观因为多坐落湖边，又和佛教上香路线多有重合，因此借着环西湖佛教朝拜的复兴而从中得益。反之由于吴山虽然有寺庙，但是并不是经典的上香朝拜路线，又偏居涵盖西湖的大杭州市区的东南一隅，自然香客和游客都有减少。
第二点，民国以来文明政策的影响。取缔妓院，吴山边的鱼龙混杂局面得到管理。加之民国取消城隍祭祀。这些方面使得一些围绕吴山而开展的民俗活动，如祭祀城隍，雷祖圣诞时的夜晚进香等等都受到了自然的抑制。杭州丧俗“三天接煞”需要道士到家念度人经，又有杭城民俗五七多请道士来家做法，“最体面者，道士游街，均坐宪轿，上罩红伞，手执如意，用鼓吹彩亭，行往庙观之中，迎请将神”。但是民国之后，追荐佛道不择皆可，“至于道士游街，人庙请神，今（指民国）则无之矣”。这样的变化，使得宫观内的道士极其容易被没有固定宫观的火居道和绍兴等地来杭的专做水火炼度的道士所取代。如此减少了道土的收入，也是宫观破败衰落的原因之一。
(3)杭州佛教。
杭州作为东南佛国，佛教自吴时壮大，经历宋元明，到清代得到巩固加强，佛教在这个城市的地位一直是十分高的。南宋时期杭州道教虽然一度迅速发展，但是在整体数量以及之后时间里的延续上，道教退居零星的聚集点，而佛教主要寺庙均沿湖建在城区外，民国时期城区建设，对佛教寺庙的影响较小。不仅能够在西湖周围不断发展形成寺庙群和上香朝拜路线，还能够在城区内高密度地分布。
佛教的发展一方面给城外的全真道场带来好处，一方面也给城内的道教宫观带来了困难。宫观多有改寺院，但寺院少有变宫观。佛教僧人占用道教宫观或利用宫观不在少数。佛教占用道教宫观情况有两种。一是对旧宫观的占用，如太清官，在小麦岭，建于宋绍熙元年，清雍正时已改作观音院。另一类是对新官观的占用。佛教对全真道乃至杭州道教的场所的影响，可以从1952年佛教寺院统计中清民时期新建佛寺的选址和选名中了解。在杭州佛教寺院中，可考的清代创建数为296个，民国创建数为36个，合计332个。
在332个场所中，寺名具有明显道教特征的约25个（见附表1）。由该数据可见，在清代及民国时期，杭州的道教与佛教寺庙数量均有增加，然而道教——不论全真道与正一道——在建成庙后，出于种种原因，无力继续经营宫观，进而佛教人员进驻，使得原本宫观变为佛寺，由于全真道原本在市区的宫观场所数量就不多，加之属于后进的教派，在宫观分布上没有正一道广泛。由于民国未期新中国初期正一道场所统计可以看出，城区内被佛教占据的宫观，应鑫属于正一道。
2.杭州全真VS正一道
清代用民国时，杭州全真道相较于正一道，有了显著的增强与发展，相伴的全真宫观建设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在这段时期内，杭州全真道由外地来杭道士发展，逐渐在西湖南北两岸建痒痒起葛岭——栖霞和玉皇山两大全真场所，并且玉皇山地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全真道子孙丛林，影响力波及浙江及周围省份。
与此同时，杭州正一道自宋以来的统治地位不存，宫观分布趋于集中，在吴山这外少有正一宫观。原本在杭州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正一道神霄派清微派，其宗教活动以及宗教场所向乡间发展，并且在更多的情况下采取火居的形式。
尽管有全真道的兴盛和正一道的持续，杭州的道教仍然抵档不了长久以来持续衰落的趋势，从清代和民国的近百所，到建国之后的迅速下降为五所，直到如今的全市三所，原老城区范围内没有留存。
（本文由道教之音 问心 根据尹信慧道长主编的2012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暨《茅山乾元观与江南全真道》一书中《杭州清至民末全真道分布变化》整理，作者李梦佳 文章略有删减，转载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