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些太原本地人也会把龙山、天龙山混为一谈,因此说“龙山石窟”,很多人就会认为是“天龙山石窟”的缩称。其实,天龙山和龙山是两座山。天龙山原名“方山”,因北齐皇建元年(560年)山中筑天龙寺,以寺改名;而龙山夹悬瓮山天龙山之间,山名由来不知,北齐清河四年(565年),成武帝曾以山名改晋阳县为龙山县。天龙山石窟,是始凿于东魏、续凿于北齐及隋唐的著名佛教石窟;龙山石窟,则是初凿于唐、终成于元的我国规模最大的道教石窟。
宗教意义上的石窟起源古印度远僻的山林,但在古中国崇山峻岭间创造出辉煌,成为接受敬仰和膜拜的宗教文化盛景。谈论石窟,人们的话语会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佛教石窟形成习惯性链接,而承载中国本土文化、体现民间朴素信仰的道教石窟,则很难成为话题。造成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佛道自身教义的不同。佛教为“像教”,僧尼需观像禅修,信众求面佛跪拜,故佛教雕塑石窟甚众;而道教秉持“道本无形”理念,以为信仰无须岸然道貌,但后来即领悟久无形象、不利传播,也开始了塑像凿窟。
元代在太原龙山开凿道教石窟的宋德芳,就是这样清醒有为的弘法者。
元人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记述,宋德芳道号“披云”,曾先后拜丘处机等道教全真三大宗师,“修道早有所成”。尤其他在山西一域传教时不仅门徒广众,而且凿窟建宫修观,贡献巨大,另一位元人王利用在《道行碑》中赞其“三灯传一灯,一灯续三灯”,终成元代道教全真四大高道之一。
金兴定六年(1222年),宋德芳跟随丘处机赴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见到“日事攻战”的成吉思汗,目睹丘处机以“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之论规劝成吉思汗“敬天爱民”,感受到道家济世匡时的努力。而对自己的传道修炼,又蒙丘处机指点“汝缘在西南”。西域归来,宋德芳就循着师傅指引的方向,最迟在元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年)之前来到太原弘道。
肩负使命的宋德芳踏过晋阳故城的残砖断瓦,迫不及待地攀入西山内腹考察。他首先见到了巍然耸峙的蒙山摩崖大佛,随后又见到了松柏掩映的天龙山佛教石窟,他应该驻足1500余尊佛家石像前捻髯叹息。当宋德芳搜遍群山的时候,终于在龙山之巅发现了塌圮的昊天古观,道观旁,竟有两龛刻画着宋人名字的道教石窟!那一刻,忧喜交织的披云子临风发誓,一定以“千峰独步”之志凿造石窟,“玄风一扇,比屋回心”,3年内重振太原道教辉煌。
披云子宏愿立誓当然有现实政治社会背景作为支撑。蒙元一朝,对各类宗教采取自由流布、兼容并蓄的政治态度和优礼政策,各种宗教获得恣情发展的珍贵历史机遇。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所撰《世界征服史》说,成吉思汗对所有宗教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的立场,“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回溯元代太原宗教发展确实如此。蒙元统治者虽然对经营太原城阙没有多大兴致,还砍倒无数庄稼种草牧羊,但尊崇佛教的他们重修了北齐皇家佛教场所法华寺,新筑了阳曲帖木儿佛塔等佛教建筑,同时也放任宋德芳聚集资财、组织民力在龙山硁硁钎石,经年凿造道教石窟。
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年)的《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记载了宋德芳龙山凿窟之功,称其“历太原之西山,偶抵一道观,荒凉极目,乃向神游时所见。拂拭石刻,有宋童二字。真人曰:宿缘无可逃者,留居之。曾不三年,轮换一新,遂为西州伟观。”这段碑文,强调了宋德芳与太原城的“宿缘”,记述了他在此创造中国道教石窟“伟观”的非凡历程。
宋德芳后龙山石窟达到8窟66尊造像的规模。第1窟为虚皇龛,其内元始天尊坐像面容清癯;第2窟为三清龛,有雕像15尊,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结跏趺坐;第3窟为卧如龛,安卧之像传为全真派祖师王重阳或宋德芳本尊;第4窟为三天师龛,雕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及子张衡、孙张鲁像;第5窟为玄真龛,雕有唐时飞升成仙的玄真子张志和;第6窟为七真龛,雕有“全真七子”像;第7窟为披云子自赞龛,雕刻了宋德芳及弟子秦志安、李志全论道场景,另有著名的“妇人启门”听讲造像;第8窟为三皇龛,应为神农、伏羲、黄帝造像窟。从洞窟艺术风格看,后人盛赞龙山石窟雕琢技术奇特,人物造像面形方圆,身形衣饰线条洗练,整体风格简约粗犷,散逸出浓郁的生活意趣。
披云子宋德芳率众自元太宗六年(1234年)山头动钎,自次年龙山石窟即大部告竣,又过了1年,残破的昊天观也重修落成。就在松风明月的龙山道观内,宋德芳与门徒启动了搜集、刊印道教经书的浩繁工程,并在6年后编校成“三洞三十六部之零章,四辅一十二义之奥典”的道教重要典籍《玄都道藏》。太原龙山也在这个时期成为北中国最为重要的道教活动区,确立了其在中国道教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令人喟叹的是,盛极一时的太原龙山随元灭再度陷入沉寂,钟磬之声久而难闻。战乱之中,龙山石窟中精美的石像头颅也大多割盗,至今难觅其踪。几页风云散去,龙山石窟,遂成元代留给太原凝重的背影。
(转自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