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道教徒遵循“贵生戒杀”的教义思想，把慈心于物、不伤生灵、保护动植物作为自己宗教修持的一个重要内容，为环境保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历代典籍所载道教信徒救助动物的故事比比皆是，而所救动物，大到老虎，小到蚂蚁，无所不有。
《洞仙传》载有魏晋时期著名高道郑思远（葛玄的徒弟，葛洪的师父）救老虎的事迹。郑思远隐居于庐江马迹山，“仁及鸟兽”。山中老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惊逸，虎子未能得食”。思远见之，将虎子带回山舍饲养。虎父寻还，亦依思远。“后思远每出行，乘骑虎父，二虎子负经书衣药以从。时于永康横江桥逢相识许隐，具暖药酒，虎即拾柴燃火。”元代道士赵道一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中亦载其事，并评论说：“《道德经》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思远可谓上善者也，至于养道林泉，仁及鸟兽。且虎乃害人之兽，人共恶之。思远乃怜虎子之失母，收而饲之。古人所谓养虎自患者，此必然之理，而思远不见其为患，且负经书衣药以从，及拾薪而燃薪火。可谓道之高，德之厚，上善之感也。”
《云笈七签》载有女道士花姑（黄灵微）救大象的事迹：“有野象中箭来投花姑，姑为拔之。其后每斋前，则衔莲藕以献姑。”
《续仙传》载有“药王”孙思邈救小蛇的事迹。孙思邈“凡所举动，务行阴德。用心自固，济物为功。偶出路行，见人欲杀小青蛇，已伤血出。思邈求其人，脱衣赎而救之，以药封裹，放于草间”。
《云笈七签》载有女道士边洞玄、李奚子、韩西华救助鸟雀等小动物的事迹。边洞玄，“幼而高洁敏慧，仁慈好善，见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获之间，忘其饥渴。每霜雪凝冱，鸟雀饥栖，必求米谷粒食以散喂之。岁月既深，鸟雀望而识之，或飞鸣前导，或翔舞后随。”李奚子每当大雪寒冻时，便“积稻及谷于园庭，恐禽鸟饿死”。韩西华“慈爱于物，常行阴功，至于蛸翘微命，皆爱而护之。”
《高道传》也载有道士牛文侯冬天给禽虫施食的事迹：“道士牛文侯性识颖拔，学洞古今，多诲人为善。每冬凛，则布谷于地，使禽虫有所食。阴功密惠，大以及于人，小以及于物。”
历代道士非常注意宫观及周围环境的绿化工作，在植树造林、保护花草树木方面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
张道陵天师在青城山传教时，即带领弟子们广种林木。今青城山天师洞内，尚保存有张道陵手植古银杏树一株。
三国时有道医董奉，为人治病，不取钱物，只要求重病愈者，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山中百虫群兽游戏杏下。后世以“杏林春暖”赞誉医生品德高尚，典出于此。
唐玄宗时有道士王旻隐居洛阳青罗山，“多殖芝术药苗，栽培花木，皆有方法。”
南宋初年，有高道房长须隐居武当山，每天坚持载种杉树，使五龙宫后，杉树遍山岭。
南宋淳熙二年，杭州洞霄宫管理者章居中，带领道士在宫观所在山岗四周都种上松树。后人见“四山虬枝龙形，环列森立，围皆丈余”，感叹“其经始培植之功，不可泯也”。
道教还特别注意利用信仰的力量保护名山宫观的环境。如：
西岳华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其中多处森林经过道教人士的宣扬而成为“神林”：“华山之上，山之下，或谷内，或庙道之中，但有生死树木，名曰神林，禁人采伐。如有犯者，立祸于身。山之西南隅有一林，侵天松桧，乃岳神游宴之处，名黑山林，有樵窃采之者，火烧虎啖甚众。”
茅山是道教上清派的祖庭。唐代，茅山高道李含光上书请求唐玄宗下诏保护茅山的动植物，玄宗在其感召下，下诏明令：“茅山神秀，华阳洞天，法教之所源，群仙之所宅，固望秩之礼，虽有常典，而崇敬之心，宜增精洁。自今以后，茅山中令断采捕及渔猎。”及至唐文宗太和年间，茅山又面临着当地百姓采伐打猎及焚烧山林活动的威胁。在茅山道士孙智清等的请求下，朝廷又下敕令：“其茅山界内并不得令百姓弋猎采伐及焚烧山林。”
其他如武当山、武夷山、崂山等道教名山，历代政府也多曾下令禁止捕猎、砍伐草木。因此许多道教圣地至今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山西蒲县柏山东岳庙里有一副对联：“伐吾山林吾无语，伤汝性命汝难逃。”据说是一位知县写的，虽然带点恐吓味道，但能借助人们对神灵的畏惧而保护这里的树林和生态环境，也可以称得上是警世之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