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了陶金的《盟约：道教法箓的精神内涵与授度仪式》（以下简称《盟约》）一书后，笔者对道教的理解和认知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深化，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了解道教文化和实践的窗口。正是对诸多体会与认识的梳理，遂成此文。本文旨在梳理书中的核心观点，并尝试提供对这些观点的归纳与简要分析。
第一章 前夜
该书首先讨论了两汉宗教的“复生”与“成仙”的概念，陶金认为在人类个体生命的层面上，“成仙”这一概念有着几种不同的路径：一为在世长年；一为受诏升举；一为死后尸解。这三种概念在汉末被整合为神仙之三品（即上士、中士、下士三品），最终，死后尸解与受诏升举的概念也进一步结合，而死后的复生意味着进入一个更为超越的生命状态。这其实就是一种“象征性死亡”，鹖冠子言：“不死不生，不断不成”，通过受箓、闭关、尸解等象征性死亡的方式，奉道者得以一层一层贴近大道。同时，我们后来也可以看到，在汉末盟威道以及六朝道教的进一步发展中，死后尸解（即死后形体解化）并获得仙官之职的救度观念被从秘传宗教中释放出来，并被赋予基层民众，从而实现集体的、普遍的救度。如果我们从死后复生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则其中经历了一个从现世的复生，到死后“空棺不知所终”的复生，再到“死后被授予神仙位业”的复生的演变过程，这里存在着一个十分清晰的从“此世”到“彼世”的转变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从一个奉道者的角度，很好的阐释和指向了我们的超越路径，陶金通过详尽的分析，展示了道教如何将个体生命的复生与超越整合为一种宗教实践的过程，这种实践过程不仅关乎个体，也与社会和宇宙的秩序息息相关。
除了对复生与超越本身概念的梳理，在复生过程中，对“天命”这一哲学与宗教概念，陶金同样进行了考察。天命是上天给予君王如何治民的命令，也意味着对于天地祭的垄断。但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天命也被赋予臣工，乃至教化民众的圣贤，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方式“治民”。与此同时，图、箓等神圣符号也成为帝王拥有天命的象征，拥有图箓便意味着拥有天命。以上这两点，均被后世的盟威道所继承，成为赋予祭酒与道民天命的重要方式。
除了“天命”这一概念本身，与其相关的天帝和“时”的关系这一主题，同样值得探讨。在自然界中，天是时间的神圣来源，且形而上的天、天气、天命、天帝这些观念则又因“五德终始”之规律而改易。不同的朝代尊奉不同之“德”，其制度的各方面均对应其所属之“德”。故此，天命、气运的改变，也意味着深层次的社会变革，书中对天命与气运的探讨，令人意识到这些概念在道教中的重要性。天命不仅是对君王的授权，也是对所有个体的召唤，要求我们在生活中体现道德和行持，这一点是大道对于所有道民的呼唤。
第二章 盟约
天命及气运，其转化的背后是否有一个本体性的缘由呢？由此，第二章陶金还对“道体”进行了讨论：“盟威道经典中的叙事往往始于对大道本体的描述，但最终都归于人类生命护佑与救度的最终目的。”笔者深有感触，即使放大范畴，这一点也是适用的，道教的许多经典都与这一描述相符合，道体的性质决定了很多道教的教义，例如“道”不会有展示的动作，而道祖老子体会了“无”和“自然”，后人延伸出“虚寂”，而“虚寂”中又含着“通”的属性，这一过程也是一种“自然”。“道”就在那儿，对人不迎合不排斥，好道者可心上会得，会出诸般义理，这些义理又可以指导人悟道，对求道行为提出要求，而好道者就会根据这些要求来“事道”。因此陶金讲：“关于道教义理的任何层面的讨论都不能脱离“人”来进行，盟威道义理虽然自其初始看似为‘道学’，实为‘人学’。”道教义理的出发点是“道”，自这一点开始走就都是人的主观活动了，因此可以说从“道”有“学”开始，就一直是“人之学”了，让读者深刻感受到道教义理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人”。道教的教义和实践，虽然起始于对“道”的探求，但最终的落脚点，都指向了人的内在修养和自我超越，由此，陶金站在民本位的角度，得出了一个颇具洞见的观点“事人”即等同于“事道”，而所有奉道者，也就变成了“大道公仆”，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就是道教整体的一部分，甚至是大道的一部分。
回到《盟约》这本书上来，陶金分析了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来展开对盟威道义理概念的讨论。
纵向叙述大道与人的联系，谈到了叙述大道的许多概念，“形名”“三天”“慈母”“良师”“虚皇”等，“形名”的确立十分要紧，也是最基础的。“道”因其恒常而不可名，这恒常就像是遵循冥冥规则的无穷变化，人类的语言不可以描述这份看似无头绪的变化，又无从认识其所遵循的不可言之轨道，因此借用“形名”，陶金所引《黄帝书》讲：“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有了“形名”就离开了原点，就进入了“有”的层面，但偏偏人需要从借助感官来感受“黑白”才有可能由下向上的体悟大道，陶金也写到：“对于宗教而言，自下而上的运动是不可缺少的，也即是人类尝试突破物质世界的‘障眼法’，向上寻求杳冥大道的行为。”大道的性质决定了人类认识大道的困难和人类感官上的限制，为了突破这样一种困境，盟威道对“形名”之学进行了逆向的运用，借“母”“师”“皇”之形象作为认识大道不同可强名之特性的“形名”。纵向还谈到了“下教”与“盟约”，陶金将“下教”阐述为“道心开发”“心开意悟”，“是人类寻求解脱与救度过程中的觉醒”，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在建立在一定程度的宗教实践上的，宗教信仰如果没有实践相辅助的话，就会沦为虚无的玄理。“盟约”则是巩固这一“觉醒”的必须条件，作为教团流传的形式，“盟约”是道之“形名”与人的联系，也是两者之间的交换与承诺。
横向则是以奉道者为出发点，“事道”者遵守科律就是依形而下之“形名”寻找回归道（本源/母）的境域，陶金用了一个词叫“归家之路”，修行的本质实际上是回家的路，所谓逆则成仙只是从寻常人的视角来看。这一节很多初了解的知识，让笔者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从现代学习历史的角度来看——粗浅的历史知识使笔者产生了这样的知见，盟威道时常被简单粗暴的被定为政教合一的治理。这一节读完之后，许多读者内心会升起一种感觉，当我们能真正的去立足于那个年代，中国人对于道的信仰经由黄帝以至秦汉已然确立，但盟威道似乎更想要极力地将人们与道的距离拉近一些，使奉道者回归本源的怀抱，或者说极力的使道在人们的眼睛中更清晰一些，道的修持和遵奉有了依循，使普通民众生命精神的不断自我超越有了依止，更凭借尊道的信仰与行为，在之后的历史轨道中，一代又一代奉道者，实现了此世的圆满与升华，这一点甚至有些浪漫和理想。因此也有了“理想国”之喻。
由此，《盟约》通过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深入讨论了盟威道义理概念。纵向层面讨论了大道与人的联系，强调了“形名”的重要性和“下教”与“盟约”在宗教实践中的作用。横向层面则从奉道者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遵守科律与回归道的本源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法箓
接着，陶金颇具洞见地提出法箓是盟约的进一步延伸，是盟约的多重转化。法箓中所开列的吏兵，则是大道三天正气的显化，箓生在上章仪中，通过存思吏兵之“形”诵念吏兵之“名”得以将身中之气召出，上达于天阙，也即是与宏观之大道相合。即是说，通过“形名”之法，我们得以在“气”的层面“以此舍于彼”“以我舍于道”。接着笔者把身中“道气”与自身“德行”链接，指出人“皮里”的道气，乃与天命相似，其与人的关系均不是稳固的，而是流动的，它们从无德者流向有德之人，无道、失德也便意味着失去道气。我们可以看到，道教的传统教义中，也一直强调“德”是“道”的具象体现，舍德求道如盲人寻灯。因此“道气”与“德行”的链接是实在的、高明的，行善积德始终是奉道者的誓愿和义务。
此外，陶金又提出，所谓“分气治民”之道气并非只是来自无上三天，其实也存在于人身中；法箓吏兵的授度因此并不仅仅是由外向内的“授予”，实际也是由内向外的“点化”。以此观之，在更为内在的层面上，法箓的授度实际意味着道气的身体化，或人类自身特质的“觉醒”。由此，笔者得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结论，法箓的授度以及在事道中的敷用，乃是重新认识自我，控制自我，实现自我的历程。通过法箓的授度，每一个形神之中以前被封固的道气得以被释放，进而与大道相联通，与万化圆融一体。
再者，根据《正一法文太上外箓仪》中关于“将军箓”即“外箓”的循序授度，陶金洞隐烛微地提出，盟威道法箓的最初立意乃是人人皆可受箓，由此将道气与天命普及给每一位基层民众。这一方面是一种集体性救度，同时也是意在构建一个具有平等主义特质的道团，因此盟威道从至公、普世的大道出发，彻底地打破了所谓“礼乐社会”中性别、阶级与种族甚至年龄的藩篱；转向基于自由意志的善行、品德并以此作为法箓授度资格的唯一考察与评判标准。人与人，不仅在身份上是平等的，且皆能成圣。这是中国宗教史与社会史上最具转折性的一次革命，同时也助力了彼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了社会、民族和谐，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的共命精神，千百年来，中国道教始终在同气传承。
同时，陶金关于“内外箓之别”的论述，值得我们思考，既然“将军箓”被视作“外箓”，则必有内箓与其相对。然而在《道藏》中，却几乎没有关于“内箓”范畴的确切记载。从笔者总结的盟威道义理来看，盟威道意欲通过授度《将军箓》来建立一个神权平等的箓生、道民团体，那么就不应该再设有所谓的“内”“外”之别。由此得出结论，“内箓”“外箓”之说，实际违背了盟威道教团最初的平等主义的宗教精神。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因为从奉道者之“道命”（即从道业角度之天命）来看，我与众生同气皆当，无二无别。“将军箓”的循序授度揭示了盟威道法箓的普及意图，旨在构建一个平等主义的道团。
总而言之，通过阅读笔者《盟约》，我们认识到，法箓的授度是大道对于道民的诏命。由此，通过法箓的授度，道气得以身体化，实现自我认识和控制，道民得以被赋予“代天宣化”的神圣使命。奉道者有义务与责任将这一根本使命传承、延续下去，也即是代表三天大道来传播道化，使“太平之世”成为可能。由此我们看到，自度度人、为化众生就是奉道者一生的道命职责与不朽功行。
此外，在“将军箓”的职官义理中，首先阐述了“太清衔”之玄义杳深广博，正反映了“大道”之终极至高且超越一切的存在，其包罗万象又蕴含于万物之中。而“太清衔”中的“千二百官君”对应了《千二百官仪》，后者是鹤鸣山盟约老君所降授的“正一盟威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其中对“俗神”的整合与融摄，除了《清约》的道德伦理层面部分，还有着至少神权层面的整合和道气层面的流衍这两层阐释。前者比如乱世时的淫祀之多难以禁绝，而这种神明世界的混乱所反映的恰是人心之混乱，因此表面上是盟威道对于神权的整合，实际是对混乱社会秩序的整合与更新；后者则是在对鬼神招安、融摄的过程中，作用了道气的流衍。在人间祭酒与千二百官君的相互符契之中，大道的正一平气得以在时间运转流通进而调和平顺，在乱世得到匡扶的过程中，自然界的故气、逆气转为正气、真气，并由此融入了大道真气中，道气继而生生流转。所以，“千二百官君”在这一过程中，一团和气包容开放，起到了平整和新的功用。
除了对将军箓的职官义理的探讨，早期道教仪式中同样有道气流转与平整的反映。最为典型的，便是“朝真仪”与“上章仪”了。至于“朝真仪”，作为与“上章仪”同为盟威道教法中最为重要的的两种日常仪式，无论是以周代为背景的“三礼”文献中，还是后来的“汉仪”，其都是为了完成“上情下达，下情上传”之用。“朝真仪”讲究的仪式空间，“静”即“静室”或“靖室”，类于环堵，在其中不仅有道民形神层面的“清静”，更要以此感通大道的“真气”，按照天师教戒，是为奉道之家仪式生活化的中心，是每日朝真、思过的圣域。《入静法》中仪文显示其顺序为入户、祝炉、四方拜祝（西-北-东-南）、祝炉、出户。在其中的祝炉烧香，所谓“道由心学，心假香传”，香气升腾，为向上皈神归命大道，而大道向下所降真气，又隐现于香烟中。道聚则成形，散之为气，香为载体上传下达，亦是一种视觉符号。至于道民要与道接通接洽，必先使自身清静，《想尔注》中也特别重视心理状态与道气的关系“人身气亦布至”。盟威道法重视每日早晚的“常清静”，现今道教仍保持着早晚课的传统，足见“晨暮清静为大要。”此外，“朝真仪”中的“自搏”即今天的“自掴”，这种自我反省、忏悔的行为及其精神，在后世道教的斋仪中也不断有所体现和转化。而“上章仪”则区别于“朝真仪”其周期固定，是在一时、一事的特定条件下所举行的祈祷仪式，较为常见的是奏请千二百官君下降，以上述“平气”的方式解厄消灾，其具体流程，更倾向于现今道教中各种着法服且仪式齐整的进表科仪。
作者通过法箓与仪式的关系，探索了盟威道特有的职官义理，以及“朝真仪”和“上章仪”两种日常仪式的重要性。这些仪式不仅是道教实践的一部分，也是道民与道相接通的方式。盟威道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所开新。箓生本人，通过箓仪接触道气进入大道的循环，并在其中日渐深入密契，最终实现如道一般的终极和超越，谓之归根复命，与道合真。
对于道民、箓生、祭酒，书中所讲的内容亦契合文献所载，不出其右。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引用了国外有关此方面的研究学术观点，结合当下历史文献，对道民、箓生、祭酒三者的义务、职责、权利、约束与宗教承诺做了更深层次的解读。道民是信众缴纳“信米”获得“命籍”，是将入道之法信与赋税的概念挂钩，盟威道义理将宗教语境中的入道、授度与制度化的命籍关联了起来。当道民受箓之后，或言“署箓”之后，他便开始具有教务活动中协助祭酒、天师的义务。此时的箓生，不仅仅在于其自身的生命救度，更在于其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超越年龄、性别、种族与阶级的，具有平等主义精神的“大道之家”的有机组成部分。祭酒自箓生中选出，从箓生、箓吏迁转而来。祭酒通过“署职”，进而拥有“代天宣化”的义务。这三者，是宗教身份的重要体现，这是一个教团组成构建框架的核心，其存在的意义正如笔者所讲，宗教神圣身份的赋予也绝非只是自娱自乐式地唱戏，而是有效地教化、引导、激励信徒最终实现自我超越，完成“大道”通过“盟约”所授予的天命。
第四章 授度
同时，在第四章中陶金颇具洞见地提出彼时整个道教“法位授度体系”好似一张“三经七纬”由经纬线所组成的网，并由此吸纳儒家等级鲜明的礼法制度对道教教团进行了构建，其次着重强调了法位系统自下而上的排列，实际上也是道教内部的一次“判教”。由此可知，随着朝代更迭，岁月迁转，道教必须据理阐义，在保证核心教理的前提下，对道团自身进行符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构，以焕发其凝聚力和生命力，如此才能确保符合道教中国化的实质精神内涵。
陶金将“经、戒、箓”三者皆视作盟约之衍发，其经文视作盟约之在义理层面的表达，用以悟真成道；法箓则为盟约所授权利之身体化表达，用以实践义理；戒律视作义理在行为层面之体现，用以约束身心；由此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一”整体，并依据《道德真经》提出“此三经者同出于玄，而各异其形名。”此举甚是高明，道家哲学理当如此。同时，据此我们看到盟威道本身就有诸多道戒扶正身心，伴随着法箓授度仪式及其法位的向上迁转，其所持经典、法箓、道戒等亦均向上迁转，由此我们得以窥见，正一盟威道奉持戒律，庄严道团的重要意义，同时强调了道教在历史发展中的自我更新和适应性，以及对传统进行理性反思的重要性。
接着，陶金提出，在近世道教学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因对中国自身传统了解的不足以及比较视野的缺乏而被舶来说所影响，甚至盲从，进而将中国文化自身的本体性消解殆尽这一事实，让人不禁感到遗憾。除此之外，作者指出法服是一层双向沟通的媒介，它将受箓道士内部的造化（小天地）与外部的造化（大天地）以数字及颜色的形式，在气的层面实现相互“感应”，并由此相互联结，这一说法颇具洞见。
总体而言，这部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意义和道团启发义，《盟约》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道教法箓和授度仪式的机会。通过对此书深入了解，我们得以窥见道教的深层精神和实践价值，同时挑战了我们对道教传统和现代社会适应性的认识，强化了万物一体的“共命”精神。让我们作为道团整体中的一员，能够从道教历史中汲取经验，总结教训。此书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道教的理解，也启发了我们对宗教实践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盟约》一书让不明道教的读者认识到，道教从来不是技术性的宗教，而是以道德为先导的宗教，上承大道，下济群生。最后，愿我们都能“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时时自新以实现自我内省、自我革新、自我超越。
（本文作者：高成明 滕宗衍，作者系中国道教学院2022级研究生，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