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朝刘禹锡的怀古名篇《乌衣巷》，表达了沧海桑田、人生多变的感慨。东晋王谢家族的衰落是一段漫长的历程，中间有政权的更迭、科举制的推行以及战争的打击等因素。而“海贼王”孙恩起兵挑起的战事，则是两大家族衰落的起点。
东晋门阀——门阀制度掘墓人
所谓士族，就是世家大族，也被称为“门阀”。汉朝时期，士族通过兼并土地、垄断仕途等成为了豪强地主。他们大肆掠夺财物，广占田宅，僮仆成群，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由于官爵世代承袭，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拥有极高的地位，逐渐形成了门阀士族。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就是一项保护士族特权的制度，导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门阀政治，即门阀与皇权共治。西晋和东晋两朝都是在门阀士族的拥戴下建立起来的，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斗争非常激烈，门阀士族直接操控皇位的继承，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司马睿南渡之后，大量的北方士族也跟随南下。在这些士族中，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无疑是最为显赫的。琅琊王氏在东晋早期控制了大权，如王导担任宰相、王敦掌握东晋上游兵权，朝中官员有大概四分之三的人是王家或与王家相关的人，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桓温之后，又是陈郡谢氏掌权，出现了谢安、谢玄、谢石等位高权重的人物，形成所谓“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局面。
东晋就是这样一个门阀与皇权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的时代，他们的博弈贯穿了整个东晋历史。门阀政治短期内能够形成非常庞大的政治集团，成为当时权势滔天的政治势力，可长期来看却不足以维持门阀士族的发展。门阀势力内部只存在上层阶级的流动，堵塞了精英循环的渠道。同时，士族在浙东开辟田园，又加剧了社会矛盾。士族的安逸生活是建立在残酷的压榨基础之上的。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的资料显示，魏晋时期的中国大约有一半的人口沦为了依附民，主要有佃农、宾客、奴婢等几种形式，这些依附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未能进入国家的“编户齐民”，也难以获得国家的法律保护。士族可以对他们进行买卖、鞭打甚至杀害，换言之，他们和奴隶是差不多的。
孙恩，虽是士族出身，但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这些顶级门阀相比，差距实在太大。因为其祖先站错队而门户中衰，以及入江左时间较晚，导致其家族无法融入到江左士族主流之中。尤其是移居会稽，经过“土断”以后，基本上如同南来下层北人一样，被后人称为“次等士族”。隆安三年（399年），孙恩率领着区区一百多死忠信徒冲上大陆，并迅速掀起了一场席卷南方大地、埋葬东晋王朝的超级大风暴！
道教天师——中国海盗第一人
孙恩，其家族移居江南后也信奉五斗米道。他的叔父孙泰通过五斗米教联络下层百姓，形成了较好的群众基础，《晋书・孙恩传》称“百姓……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王恭之乱时，孙泰就私下招募了几千人的部队，“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孙泰的行为让东晋政权深感不安，便诛杀了孙泰及其六子，而孙恩只身逃亡舟山群岛。孙泰被杀后，他的信徒就传播他“蝉蜕登仙”了，并且纷纷支持逃亡海岛的孙恩。
隆安三年十月，主持政局的司马元显下令征发三吴地区免除奴隶身份成为佃客者当兵，号称“乐属”，送往京都，引起当地门阀的不满，广大佃客也叫苦连天。孙恩乘机带领信徒从海岛起兵，首先出其不意的攻克上虞县（今浙江绍兴上虞区），杀死了上虞县令，然后猛攻会稽（今浙江绍兴）。而会稽内史王凝之（其父王羲之、幼弟王献之），也是一位天师道教徒。当孙恩率军打来，王凝之既不出兵也不设防，只是每天去道堂上磕头念咒。手下官员向他请示方略，“凝之曰：我已请大道出兵，凡诸津要各有数万人矣”。城破后被抓而杀。反而其妻“咏絮才女”谢道韫却镇定自若，提刀在手，带领婢女，亲手砍杀数人，力尽被俘。孙恩对谢道韫的胆识与才华相当敬重，于是以礼相待，送她回会稽府中。
攻破了会稽等地，孙恩部队发展到了几万人。于是江南八郡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起兵响应。“旬日之中，众数十万”，“畿内诸县，处处蜂起”。孙恩获得这般势力后，便据守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其党羽号称“长生人”。百姓中如有不跟随他们的就会被杀。有的妇女怀中有婴儿，不能带走，便用囊簏（滤酒的袋子）装了投于水中，说：“贺汝先登仙堂，我当寻后就汝。”他们路过一个地方便抢掠财物，烧毁房屋和官府的仓库，砍伐树木、填堵水井。三吴大地，一片腥风血雨。
面对孙恩的叛乱，在关乎汉族文明能否延续的种族之战——淝水之战中打败苻坚的东晋名将、徐州刺史谢琰，以及镇北将军、北府军统帅刘牢之受命前去镇压。北府兵在刘牢之等人的带领下不断击溃孙恩的部队，孙恩被迫退守海岛进行休整。隆安四年（400年）五月，孙恩卷土重来，攻破上虞、邢浦等地，逼近会稽。谢琰得知消息后当即丢箸放言：“要当先灭此贼而后食。”而谢琰战败，与其二子被杀，谢氏集团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此后，东晋再次派遣北府兵镇压，孙恩再次退守海岛。
隆安五年（401年）二三月，孙恩又两次登陆进攻句章（今浙江宁波南）和海盐，都被一代战神——北府军刘裕击败。五月，孙恩攻打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刘牢之听闻孙恩要攻京口，于是率军西进，但还未到，孙恩便已经攻至。而刘牢之当时才到达山阴，便派刘裕从海盐先去驰援京师，自己率领主力返回。刘裕所率不足千人，追击孙恩部众到丹徒时，以少胜多大败孙恩部众。孙恩整顿余部，直奔建康。孙恩见建康已有防备，就移师攻克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率水军攻下郁州，俘获东晋将领高雅之。但后来与刘裕交战，三战三败，死伤万余人，战斗力渐趋衰弱，加之海岛发生瘟疫，损失大半，孙恩不得不从浃口再度逃回海岛。
元兴元年（402年）三月，孙恩第五次登陆时，被临海太守辛景击败，孙恩深感穷途末路，投海自尽。其部众数百人，也跟随他自杀，其被称为“水仙”。孙恩死后，其妹夫卢循继续统领其残部，两度威胁建康，向南攻掠广州，直到数年之后才被平定。
孙恩、卢循领导海盗武装大军转战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纵横长江上下游，乘风破浪于东海、南海两大洋。如此波澜壮阔的海上武装斗争，是中国海盗史上所仅见的。清人汤彝在《海寇考》文中认为，孙恩是中国海盗活动的揭幕人。《廉州府志》的编纂者也认为是“此中原海寇之始也”。甚至，后世也用孙恩的名字，当做海盗的代名词。
琅琊孙恩——句容人氏
《晋书・孙恩传》记载：“孙恩，字灵秀，琅琊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吕思勉著《两晋南北朝史》载明：“琅琊，今山东临沂县”，酒井忠夫（日）著、曾金兰译的《道家 ・道教史的研究》也强调其“出身得籍琅琊（山东）”。而司马光编著、张大可注释《资治通鉴全本新注》对东晋“琅琊”的注解为：“此指东晋侨置的琅琊国，为晋安帝之弟司马德文封地，在江乘县，当今江苏句容市北。”《隋书・经籍志》也记载，孙恩祖籍山东琅琊，后徙江南琅琊郡。当代的《话说海盗》（曹小曙、王小莉编著）、《宁波市军事志》都明确孙恩为江苏句容北的江南琅琊郡。那么，孙恩到底何处人氏？
西晋怀帝年间“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士人“衣冠南渡”，这是有史以来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渡。317年，司马睿在南京称帝，国号东晋。为了安置大批流亡的移民仕族，东晋政权制定了“侨寄法”。为安置山东瑯琊国移民，在南京城郊以东置琅琊郡，建琅琊城。《晋书》载：“晋元帝大兴元年琅琊王睿即皇帝位，使置怀德县于建康，以处琅琊国人随渡江者。隶丹阳郡永为汤沐邑，置南琅琊郡于江乘”。《宋书·州郡志》载：“咸康元年(335年)，桓温为琅琊内史，镇金城，求割丹阳郡之江乘县境立郡。”南琅琊郡治所于此后，因安置琅琊人，金城即称琅琊城。《南徐州记》和《乾隆句容县志》都记载：“江乘南岸蒲州津有琅琊城，即句容琅琊乡相接地。”
由此可以判断，晋室渡江后直至南朝孙氏、王氏等家的籍贯，虽然称“琅琊临沂”，实指侨置江南的“琅琊临沂”。他们的籍贯是侨置于现在江苏句容的“瑯琊临沂”，北方的“瑯琊临沂”则是其祖籍。孙恩的叔父孙泰已是“晋室南渡”后江南琅琊郡孙氏后人，“师事钱塘杜子恭”，后成为三吴一带五斗米道道首。因而，孙恩的籍贯地“琅琊”，是指句容县北的琅琊乡（南瑯琊郡）。南朝宋时改为南瑯琊郡，陈时改为瑯琊乡，沿用至清末。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6月，江苏省颁布县组织法，琅琊乡名才消失。琅琊乡范围，在今句容市北部，宝华镇西北及黄梅街道东北一带。
孙恩起事的影响
孙恩、卢循起事一共坚持了11年，转战了东晋半壁江山，除对三吴之地秩序和生产破坏严重外，对推进历史的发展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奏响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落幕序曲 。孙恩的起兵摧毁了门阀士族在三吴统治的盘根错节的基础，扫荡了一些最具影响的侨姓士族。孙恩起事之后，对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进行肆意杀戮，王羲之之子王凝之，谢安次子谢琰，都在这个期间被杀，王谢在江左的地位更加衰落。寒门武将取代了门阀士族，控制了东晋军事力量。因此，孙恩和刘裕二人，就其客观作用说来，都是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孙恩还是刘裕的先行者。
二是促使刘裕在平定叛乱过程中崛起。孙恩起事，是次等士族通过发动农民夺取政权的一次失败尝试，但为刘裕的兴起提供了机遇，直接导致了东晋王朝的崩溃。刘裕这位北府小将从阻止孙恩乱局到达建康，奇迹般地以少胜多击败数倍之敌后，便开始了他大器晚成而一鸣惊人、以一敌千更“气吞万里如虎”的传奇人生之路。从此，门阀政治的游戏规则被打破，刘裕不仅坐上牌桌，还把桌子掀翻，成为这场斗争的最后赢家。
三是对中国古代的海防建设具有重要启发作用。孙恩卢循起兵，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依靠海域和水域进行大规模作战的先河。孙恩领导一支几十万部众、上千艘大海船的船队出没海上，吹涛鼓浪，震撼浙洋。他的继承人卢循则率领船队，转战东海与南海两大海洋。他们率领海盗部众，打造舰船和建立船队，据海岛为基地，开辟海洋战场，反官府、抗官兵，为后世海盗活动提供了经验。这种远程航海与大范围的军事行动，堪称历史性的壮举，就中国战争史而言，此为在军事学上具有重要意义“海道用兵”之始。
四是间接推动道教改革。道教，起源于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出现。早期道教信奉者多为下层民众，其知识水平较低，这让早期道教一直没有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西晋时，五斗米道在原来太平道活动的地方徐州琅邪郡已经流行，一些士族大家开始奉道。东晋时期，道教已在皇室之间广为传播，在门阀士族中的影响力更显著提升，琅邪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等世家都成为了道教信奉者，道教成为了上流阶层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教组织与国家政权往往存在对立统一关系，既相互利用，又对立斗争。孙恩起事的宗教和信众资源，出于其叔父孙泰——信奉五斗米道。孙恩起兵攻破会稽郡后，吴郡、临海郡、永嘉郡等三吴八郡各地纷纷响应，孙恩部众迅速增至数十万人。即使孙恩兵败投海自尽后，依然有信众传说他是“水仙”，甚至以死追随，可见宗教崇拜是孙恩起兵过程中最重要的武器。孙恩起兵失败，很多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都被卷入战争，并受到严重冲击。大量下层信徒的死亡，也让早期道教失去了其在民间的优势。在这种背景之下，原来东晋五斗米道的信徒之中出现了改革派，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主动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同时，面对号召力惊人的道教，通过镇压五斗米道信徒孙恩、卢循起兵而逐步夺取江山的刘裕政权，必然对五斗米道怀有非常大的戒心，急需对其采取更加深刻的改革。因此，民间道教走向衰落成为必然（刘宋之后再也没有信奉五斗米道的人），道教得以完成从追求救世致太平到追求“长生成仙”的重大历史转折，并发展成为与儒教和佛教相提并论的正统道教，也为道教在唐代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晋书》《资治通鉴全本新注》《东晋门阀政治》《关于南朝琅琊王氏籍贯及书家考》《谈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话说海盗》《宁波市军事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