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很多讲求修行的人，都会挂在嘴边一句话，叫“佛心道骨儒作表”。意思是说，学佛要修心，学道要修性命、修风骨，学儒就要懂得为人处事的礼节。这句话乍看是没有错的，说的也正是三教圆通的道理，但有一个基本点是讲错的。道家虽然是以性命为基，却并不是只讲功法的“练家子”。任何一种修身养命的功夫，都必须建立在调和心性的基础上。道家的心性说，是中国最早出现的心学，也是后世百千种修养心性学说的滥觞。
道教对于心性的炼养，最早可以追溯到庄子时期。“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在庄子看来，与其费尽心机去呈口舌之辩，去计较在人世间的得失，不如用明静之心去关照事物的本真，去内守自我的真一之道。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来的“心斋”和“坐忘”的修持方法，正是在教导人们以内观自我的方式去达到修行的“虚室生白”大境界。
庄子之后，对道家心性说有极大弘扬的，当属宋金之际兴起的全真道。全真道区别于之前其他教派的最大特点便是在于心性的炼养。
在全真教初创时期，祖师曾提倡行乞的方式去修道。全真教早期的祖师们家境都比较殷实，祖师是舍弃了家财而出家修行，在经济上是根本不需要以行乞的方式来维持宗教生活的。所以此时的行乞就有了另一个方面的意图，即以此极端的方式来打磨掉修行者内心中的自我执念。这正是内观的过程。这样行乞的方式也正好应验了重阳祖师在《立教十五论》中提到的修行炼性之法。《重阳立教十五论·离凡世篇》作为全书的总结性论点，祖师提出了如何修行的根本。“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身如藕根，心似莲花，根在泥而花在虚空矣。得道之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重阳祖师虽然为开山立教之先祖，却并没有以出家作为教徒修行的目的，而是强调学道者要做好修道修心的功夫，才能达到“炁神和畅，入真道矣”的境界。
全真道是讲求性命双修的道派。炼心炼性，是每个修行者都需要做到的修持功夫。全真教早期并没有鲜明的戒律内容，祖师修道依靠的是彼此之间的扶助和鼓励，这也是道教为什么特别强调“道侣”的意义。祖师设定修持的戒律，本质上是对教理教义的阐述，是寄寓了祖师对自己、对同门、对后学者的期待在其中的，是祖师把自我的修行经历和体验汇聚成教诫之言，是为后来的修行者指明修道的方向。祖师修行之“心”，恰恰是后学者精进的阶梯。
全真教真正形成具有责罚性质的戒律内容，时间要推迟到《重阳帝君责罚榜》出现的大定年间，此时已经距离重阳祖师仙逝有了百余年时间的差距。收录于明代正统《道藏》中的由元朝全真道士通玄子陆道和编集的《全真清规》中，已经明明白白地写出了规诫的内容，其也收集了《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的十条责罚方式，即根据出家道士所犯罪过的轻重可以分别处以“迁出”“罚出”“罚斋”“罚香”“罚油”“罚茶”“罚拜”等处罚。《长春真人规榜》则列举出了邱处机所定下的教规内容，规定教徒不可贪求、不起嗔心，不泥于声色等等。出现如此责罚分明的戒律内容，说明全真教的教团势力已经发展到了足够壮大的地步，因此需要用某种约定好的规则去管理教团成员。这些责罚方式的目的，不是针对犯错误的道士进行体罚或经济上的处罚，而是希望能够以这种更直观的方式帮助那些在修行上误入歧途的道士认知到自我问题所在。若想要让一个教团保持活力和生存力，必须要让每一个教徒都能体认到修行的本真是什么。所以不论是早期的具有劝导性的教团宗旨，还是以律文规定出来的处罚等方式，归根结底的目的都是要服务于修炼本身的，是要回归到心上的醒悟和内省的。
尽管戒律是教团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要设立的准则，但有一点需要铭记，修行不是要用戒律去强行限制的。归根结底，戒律的设定还是服务于心性炼养的。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心性上的平和，不只是对在俗世中的修行有帮助，更是诵经行法、感格高真的必要前提。张宇初天师在《道门十规》第二篇章“道门经箓”中写道：“凡持诵之士，必当斋戒身心，洗心涤虑；存神默诵，诚如对越上帝，默与心神交会，心念无二；句字真正，调声正气，神畅气和，庶几有功。则玉音摄气，灵韵交孚，自然和天安地，善俗化民，福集祸消，存亡蒙惠。”《祝香咒》有言：“道由心学，心假香传”，又有言“一炷心香达上苍”。心上的功夫若做不到，只能是空修一辈子的外形，最终还是难以超脱形骸，这才是修道的最大迷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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